肖查娜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呼和浩特010051)

契诃夫笔下灾难深重的女性小说形象分析

肖查娜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呼和浩特010051)

契诃夫在19世纪80年代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特征——灾难深重。他在作品中着力创作政权、夫权、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悲剧，揭露黑暗的社会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滋生的封建伦理习俗。

契诃夫;灾难深重;女性小说形象

契诃夫描写女性的小说大多是社会悲剧，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数地位低下，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没有社会出路，深陷在社会最底层，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灾难深重——是契诃夫在19世纪80年代女性题材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主要特征之一。她们是沙皇俄国专制制度下广大俄罗斯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说:“他们(指主张毋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同其支持者)主张要求妇女的不是寻欢作乐，不是当牛做马，他们，特别是艺术家，对妇女的要求是朝气、文雅、人性、才干……要会当母亲……”［1］在此，契诃夫肯定了不让妇女当牛做马、不在女人身上寻欢作乐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比托尔斯泰们看得更深更远，因为他已经逐步认识到还女人自由、给女人工作、让女人独立才是爱护女性的根本。为了揭露黑暗的社会制度及在这种制度下滋生的封建伦理习俗，唤起人们对女性的同情，这一时期他着力创作政权、夫权、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悲剧。

1 夫权下的奴隶

《厨娘出嫁》:以7岁的格利沙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曾经自由自在的女孩子是如何变成一个陌生男人的附庸乃至奴隶的。女主人和奶娘强给厨娘彼拉盖雅做媒，其对象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马车夫。彼拉盖雅不愿意，哭了又哭。“说真的，我不嫁给他……叫他遭到三次诅咒才好……叫他害上瘟疫才好! 他专门给我找麻烦，该死的……”［2］38－40然而奶妈却狠狠地训斥她，女主人也赞成这门当户对的婚姻，四邻的厨娘和女仆也认为厨娘嫁给马车夫是天经地义的。软弱无助的彼拉盖雅只好认命。从此，“本来自由自在地活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谁也管不着”的彼拉盖雅，“忽然间，平白无故，出来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有权管束她的行动，支配她的财产!”“格利沙感到难过。”［2］41我们也感到难过。可对彼拉盖雅来说，噩梦刚刚开始，等待她的将是夫权下完全没有自我的漫长而痛苦的煎熬。

《丈夫》:对安娜·巴甫洛芙娜以及小县城所有的女人来说，生活就像“存放过久而发黑的腊肠和在货架上已经陈列十年之久的‘最上等’沙丁鱼”［3］168死寂而压抑。骑兵团的到来，让她们有了一夜的跳舞机会。她们“感到身上长出翅膀了。她们被舞蹈、乐声、清脆的马刺声所陶醉，把整个心交给萍水相逢的朋友，完全忘记她们那些平民身份的同伴了”［3］169。舞会上，安娜·巴甫洛芙娜“全身表现出痴迷和欢乐。……不光她的脸，就连她的全身都表现出快活的飘飘然的神态……”［3］170好比一根长期搁置的火柴棍，已经发潮发霉了，难得被擦出一道火光，哪怕是转瞬即逝的，哪怕是毁灭性的，她也心甘情愿。可是这种情感爆发，惹得税务官丈夫暴跳如雷:“你等着就是，你尽管嘻开嘴笑好了，我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3］170最后，在夫权的淫威下，可怜的妻子只得提前退场，乖乖地跟着丈夫回家了。夫权真是威力无比，所向披靡。是谁赋予丈夫们这样的权力?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是丑陋的封建伦理习俗，是黑暗的社会制度。

2 交易中的商品

《站长》:谢普士诺夫为了排解寂寞，将就着与附近庄园总管的妻子玛利雅·伊里尼希娜谈情说爱了。虽然“那个女人已经不特别年轻，也不特别漂亮了”，可“在黑暗中你哪怕见到一根电线杆子，也会错当成一个警察的”［4］233。俩人月夜幽会时，玛利雅·伊里尼希娜的丈夫找上来了。“谢普士诺夫大叫一声，赶紧钻到车厢底下去。他肚皮贴着地，从车厢底下爬出来，顺着铁道的路基撒腿就跑……”［4］234最后，情妇的丈夫追上了他。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对他的态度很是友善。原来，他要和站长订个合同私了:索取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并给自己的侄子在车站上谋个小差事。一个视女人为玩物的男人，一个视妻子为商品的丈夫，追追赶赶中完成了一场无耻的交易，演绎了一幕滑稽透顶的讽刺剧。

《活商品》:贵族格罗霍尔斯基“爱过和断绝过的女人已经有百把个”［5］320，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来说，丽扎“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女人”［5］320。要命的是，他爱上了丽扎。几分姿色，加上他对她的爱情，这就让丽扎具备了商品价值。交易在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的丈夫布格罗夫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开始了。格罗霍尔斯基首先提到了钱:“我是有钱的人，我父亲又是有势力的人……您想要什么?那么，您想要多少钱呢?”［5］328又哭又闹的布格罗夫马上意识到妻子的价值，在他眼中，丽扎已经幻化成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别墅、露台、塔楼、园子、喷泉、凉亭、马车、钓鱼竿、猎枪……在格罗霍尔斯基的不断哀求下，他终于喊出了十五万的筹码。戴绿帽子的丈夫和奸夫彬彬有礼地完成了交易。布格罗夫很快意识到，妻子不是一次性筷子，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创造价值，带给他源源不断的财富。他怎么肯放跑这么好的商品呢?于是，他死缠烂打，迫使格罗霍尔斯基花一万卢布买下他的一堆破烂家具，又追加给他一个上等庄园，直至榨干他所有的钱财。最后还把丽扎诱骗回自己身边。女人被当成活商品，像牲畜一样，被买来卖去，可悲可叹。但最大的悲哀是被买卖的女人毫不自省。被丈夫出卖的丽扎仍然回到了丈夫的身边。试想，爱她买她的格罗霍尔斯基没带给他幸福，一次次出卖她的布格罗夫能给她幸福吗?等待她的只能是再次被出卖的命运。

3 案板上的鱼肉

《风波》:男主人要钱花，女主人不给，男主人就偷走女主人的胸针换钱了。夫妻间小小的风波却演变成一场家庭大风暴。所有的女佣男仆，包括家庭教师玛宪卡·巴甫烈茨卡雅都受到了肆无忌惮的怀疑和搜查，人身被肆意侵犯，人格被无情践踏，尊严被严重伤害。而行使搜查权力的女主人却理直气壮、威风凛凛。面对这样的侮辱和侵犯，女仆们是那么软弱和顺从，只有玛宪卡放声痛哭，“……除了这种受屈的感觉以外，还有沉重的恐惧，今后还会怎么样?……既然人家能够怀疑她偷东西，那他们现在也可能拘禁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把她里里外外搜查一番，然后派人押着她走过大街，把她关进又黑又冷而且满是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谁会来给她做主呢?”［2］268指望那些法官和辩护人吗?那还不如把自己交给魔鬼呢!再没有比他们更卑鄙更无耻的家伙了!他们是富人手中的枪，时刻瞄准着像她这样的平民百姓，嘴角还挂着残忍的讥笑。唉，可怜的玛宪卡，她只能选择逃避了。可是，她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无论走到哪里，她依然是案板上的鱼肉，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游猎惨剧》:守林人尼古拉·叶菲梅奇的女儿奥莲卡“就像是青翠的树林里的一朵红花”［6］38，美极了!她的美惹来了三头狼，围绕她展开了一场捕猎。三个猎艳高手围捕一个还没有脱了稚气和天真的女孩，结局毫无悬念。对猎物奥莲卡来说，等待她的注定是被宰杀的命运。而对三个捕猎者来说，却是一场共赢。不是吗，三个家伙无一例外地占有了她，玩弄了她。可怜的奥莲卡不想一辈子做下等人，不想一辈子当穷鬼。至于爱情，她从没有奢望过。因为残酷的生活早就告诉她，贫穷比没有爱情更可怕。她虽然爱上了侦讯官，但更希望与伯爵结婚。这不是傍大款，也不是权色交易，而是无奈的选择，是生活强加给她的硬道理。美貌是她仅有的资本，也是她不幸的根源。她试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没有错，错在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就是定数了。不论嫁与不嫁，不论嫁给谁，她都注定成为男人的玩物。她的尝试和努力只能再次证明:在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地主们横行霸道的社会里，婚姻挽救不了女性的命运，她们永远是案板上的鱼肉，等待她们的永远是沦入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命运。

于是，“夫权下的奴隶”、“交易中的商品”、“案板上的鱼肉”成了那一时期女性的代名词。契诃夫不愧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愧为杰出的女性问题专家。作为作家，他以富有良知的笔，为后世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学和精神财富。作为女性问题专家，他以爱憎分明的触角摸索女性命运脉搏，为病态社会制度下的女性畸形命运细心诊断，开出药方。

女性问题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女性问题。人类的女性观是与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步的，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随着人类的退化而退化。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女性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性别歧视、家庭暴力、拐卖妇女、性骚扰、性交易在是凡有人类的地方仍然广有市场。我们仍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呼吁维护女性尊严、权利和地位，引导男性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引导女性自重、自爱、自强、自立，这也是笔者对契诃夫笔下灾难深重的女性小说形象进行分析的缘由。

［1］格·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75.

［2］契诃夫小说全集:第4卷［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契诃夫小说全集:第5卷［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4］契诃夫小说全集:第2卷［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卷［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6］契诃夫小说全集:第3卷［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I106.4

A

1001－7836(2011)11－0124－02

10.3969/j.issn.1001 －7836.2011.11.052

2011－08－31

肖查娜(1975－)，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