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玉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东汉灭成家、屠成都与刘禅不战而降

罗开玉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蜀后主刘禅不战而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取了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教训，主要是从保护巴蜀百姓出发。

刘禅;谯周;公孙述;刘秀

综观刘禅一生，所谓“扶不起的阿斗”，主要是嘲讽其不战而降。刘禅为何不战而降?有些因素，笔者此前已作过初步探讨［1］［2］466－488。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吸取了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教训，主要是从保护巴蜀百姓出发，在最关鍵的时刻、在面临江山社稷和他统治的百姓安危二者只能选一时，刘禅选择了百姓的安危。

一、东汉灭成家、屠成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刘禅前约两百年，同样在巴蜀这片土地上、同样在成都这座城市，曾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政权保卫战，曾发生过大规模地屠杀百姓和屠城事件。

王莽末年，公孙述在西蜀建立了“成家”(25—36年)政权。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今陕西茂陵附近)。父公孙仁，成帝末年为侍御史。公孙述早年以才能著称，先后曾担任太子舍人、郎、河南都尉、天水郡清水县长、中散大夫、导江卒正等职。王莽大乱时，公孙述于建武元年(25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都成都。

公孙述曾极积外拓。建武二年(26年)，北取汉中，并于当年底亲率数十万大军进驻汉中，欲御驾亲征，北取三辅［3］《岑彭传》、《东观汉记》，后败于刘秀“以陇制蜀”的战略。此后，又寄希望于东出。建武六年(30年)三月，公孙述派田戎与将军任满一道率兵出江关(今奉节)，攻至临沮(今远安北)、夷陵之间，招集旧部，重振旗鼓。又发兵攻打荆州诸郡，一时影响很大，刘秀曾因此诏隗嚣攻蜀。但蜀军在荆州各地受到顽强抵抗，最终败归。建武九年春，公孙述派翼江王田戎、大司空任满及南郡太守程汛，带数万大军，分别乘肪船和竹筏，顺江而下。大军出江关后，先后击败汉军守将冯骏、田鸿、李玄等部，攻占夷道(宜都)、夷陵、控制荆门、虎牙二山，在荆门江上架起浮桥、斗楼，又在江中竖立攒柱，阻绝水道，在大江两边山上结营建寨，以拒汉军。汉大将岑彭多次率军攻击蜀军，欲夺回失地，皆告失败。

刘秀扫平陇地后，即开始做伐蜀的准备。在东线，自建武九年蜀军东拓得手后，汉军便在南郡一带大造战船、训练水兵，同时调大将岑彭迅速从陇地至南郡前线，为最高军事长官，作好了反攻的准备。

从刘秀的整个战略看，巴蜀虽远在西南，但北连关中，南控滇黔，任其长期割据，必会影响此二地区;又该地自秦以来，发展迅速，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收复该地，有利可图。再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和重名轻利的观念看，东汉王朝若不收复巴蜀，则国土不全，对中兴皇帝刘秀，声誉有损。巴蜀的割据地区虽小，但一遇朝廷内乱，便可能影响全国，不利长治久安。刘秀平蜀，势之必然。再者，陇地平后，西蜀的北庭大门已被控制，而益州郡(今云南)、牂柯郡(今贵州)早巳遣使降汉;南方广大地区，亦已降服，此时以大军攻蜀，在路线上可数路而发，稳操胜券。建武十年冬，刘秀在洛阳布置方略，以水陆两军攻蜀:岑彭、吴汉率军从南郡出击，由长江水道攻蜀;中郎将来歙率大军从陇道攻蜀;水路先攻，待蜀军主力抽到东边后，北路再攻;两军互相配合，取钳攻之势。至于兵员、粮草问题，鉴于交通运输的高度困难，汉军则准备沿途就地解决，变敌有为己有。值得注意的是，刘秀克蜀的战略中，始终未征调早已归顺的益州郡、牂柯郡兵力从南攻蜀，反映出他的自信，也说明他对这些地区尚不十分放心。

公孙述的战略布置是:他坐镇成都，居中指挥;第一道防线:命熟悉陇地的王元、环安分别驻守河池(今甘肃微县)、下辨(今微县东)，保卫北大门;由熟悉南郡的田戎、任满、陈汛等，凭险坚守荆门(今湖北宜昌东)一线，保卫东大门;若第一道防线失守，即退至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线构筑。保卫成都的第二道防线，在江州(今重庆)一带构筑控制长江水道的第二防线;同时在成都及附近广积粮草，准备长期坚守城池，以待天下之变，为第三道防线。总之，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既不打算投降也不打算朝川西高原民族地区撤退。

建武十年(34年)冬，刘秀制定好了攻蜀战略，总的说来是分水陆两军先后攻蜀。待水路军有望后，陆路再发兵。

水路各军，开始向南郡汇集。大司马吴汉于十二月，征调南阳军士三万人，乘船泝江而上，先期直抵荆门。又征调桂阳、零陵、长沙等地熟悉水性的“委输卓卒”，及武陵、南郡兵士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余匹，汇于荆门。稍事训练后，即发动攻击。开始几次进攻，皆失败而归。水路的主要征蜀将领是吴汉与岑彭。他二人间本有一些矛盾，几次攻蜀失利后，又有所发展。这时，汉军军粮运输发生困难，为节约粮草，吴汉欲遣归三郡卓卒，但善水战的岑彭却不同意。二人争执不下，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只好撤下吴汉，由岑彭一人全权负责水路攻蜀。建武十一年(35年)闰三月，岑彭水军“敢死队”逆流而上，直冲蜀军浮桥，火烧桥楼。蜀军大乱，被溺死者多达数千人。成家将领王政斩任满头降汉，成家南郡太守程汛被俘。岑彭挥军直入江关(今奉节)，又发布军令，严禁兵士骚扰百姓。汉军一路所过，百姓多宰牛奉酒慰劳。岑彭沿途宣传汉政府的威德，并严令军中不许接受百姓的慰劳等，一路秋毫无犯。沿途山寨都欢迎汉军到来，争先恐后地开门投降。岑彭率军追田戎至江州，一面佯攻江州，一面率大军乘胜取垫江(今忠县)，破平曲(今合川县南)，收取粮草数十万石。

公孙述忙令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大军集结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二地，以防汉军逆沈水、湔水(今沱江)而上。又令将军侯丹，率二万余人守黄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说:“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岑彭又多张疑兵，命护军杨翕、偏将军臧宫带兵拖住延岑等，他自己则带大军顺江而下，回到江州，逆江上至僰道(今宜宾)，再逆都江(今岷江)而上［3］《岑彭传》李贤注。八月，军至黄石，袭取侯丹，再败蜀军。然后弃舟登岸，挥军奇袭成都平原。

自岑彭袭荆门得手后，光武帝刘秀即命来歙在北路发动攻击。来歙在当地氐人的配合下，于建武十一年(35年)元月，先后攻下河池、下辨(今成县北)。沿途县城守将多降，王元等很快败至平阳乡(今三台西北)一带。蜀大将王元从武都败退后，带军驻守平阳。延岑败逃后，汉军乘胜追击，水军逆涪水而上，直逼平阳。王元见大势已去，只好举城投降。

汉军攻下平曲后，延岑便带一军守在涪水中游。他把大军驻在涪水支流沈水(今射洪羊溪河)两岸，以控涪水江道。岑彭令臧宫等留在涪水下游，与蜀军相持，他自己则率主力绕道都江攻成都。

岑彭留给臧宫的部队，是五万刚投降的蜀军。臧宫挥军进击，大破蜀军。此一战，蜀军被斩首、淹死者多达一万余人，涪水竟成红色。延岑丢下大军，逃奔成都，其部下全部投降，汉军又获得大量兵员和物质补充。臧宫又挥师进军，拔涪城(今绵阳)，斩杀公孙述弟公孙恢。公孙述忙派妹夫延牙前往绵竹(今德阳黄浒镇)，抵挡臧宫。不料延牙“连战辄北”，被汉军攻破绵竹。汉军又乘胜攻下繁县(今彭县东南)、郫县(今郫县北)，逼近成都城四十余里的地方。臧宫沿途收缴公孙述政府发给的五个节、一千八百多颗印绶，沿途官吏、军队，望风而降［3］《臧宫传》。

田戎于建武十一年三月退守江州。汉威虏将军冯骏率部分汉军和大量降军围攻江州，在长达十七个月的时间里，汉军主要训练降卒，几乎没有大规模地攻城。城内守将斗志渐懈。建武十二年七月，冯骏终于攻下江州，生俘田戎，不久斩之。这就完全扫除了蜀中汉军与外面水路联系的障碍。

建武十一年八月，岑彭大破侯丹之后，率军昼夜兼程，急行军二千余里，沿途守将不战而降，直到武阳(今彭山)城下。武阳守将公孙永是公孙述的从弟，官至卫尉，官位虽高，却不懂守城之术。武阳被岑彭一举拿下。接着，岑彭又命轻骑部队，直取广都(今双流)。

这在这时，刘秀又展开了攻心战术:修书一封，陈言祸福，劝述投降。公孙述看书后忍不住叹息。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劝述投降，公孙述却说:兴废乃是天命，岂有降天子哉!常少、张隆二人愤慨忧死［3］《公孙述传》。

公孙述得知武阳失守，广都被攻的消息后，甚为惊恐，以杖击地:“是何神也!”忙派出一名刺客。刺客诈称为逃亡奴隶，归降汉军。当夜刺杀了岑彭［3］《岑彭传》。蜀军趁此机会，迅速组织反攻，夺回武阳、南安等县城。岑彭被刺，刘秀命吴汉接替其职。当初，岑彭率军攻进荆门关入蜀后，吴汉留在夷陵(今宜昌)，负责外线造船转运等事务。接着，他又带兵三万，逆江而上，入蜀增援。十二月，他接到诏令后，便星夜兼程，在僰道附近遇上撤下来的汉军。他立刻重整军队，组织反攻。

建武十二年春，吴汉率军与蜀军争夺南安(今乐山)鱼涪津。大败蜀将魏觉、公孙永，接着又攻取南安，兵围武阳。

公孙述派女婿史兴带兵五千前来救援。吴汉即命一军前去迎击。双方在广都(今双流)遭遇。一场厮杀，史兴被斩于马下。蜀军大部被杀，余者作鸟兽散。汉军乘胜复下广都，又遣轻骑骚扰成都，烧毁成都城少城南门外郫江上的市桥。这时，武阳以东的县城、乡镇、村寨争先恐后地开门降汉。成都城内，百姓惊慌，将帅恐惧，时有逾城出降者。公孙述诛灭降者家属，降风依然不止。

刘秀仍希望公孙述出降，再次给公孙述书:往年给你的诏书很多，都是为了开示恩信。你不必因刺杀了来歙、岑彭，怕受连累，有所疑虑;你现在抓紧时机出降，家族尚可保全;若继续迷惑不喻，委肉虎口，我虽感痛哉，亦莫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多得;朕不食言!公孙述仍无降意。九月，刘秀又发诏书给吴汉:成都尚有十余万军队，不可轻敌;你要坚守广都，待其来攻?不与争锋;若蜀军不敢来攻，你应移营诱迫之，待其力疲，方可击之。但在诏书未到之前，吴汉早已自带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在成都城西门外十余里检江(今锦江)北岸驻营(今苏坡桥至黄田坝一带)。令人在检江上建浮桥，以沟通与广都的联系。又令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带万余人驻兵检江南岸(成都城南门外)，相距二十余里。刘秀得知此部署后，十分着急，命其火速撤回广都。但诏书未至，战事已发。

公孙述派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带兵十余万，分为二十多营，一起从城里杀出，从不同方向猛攻吴汉;又别派一万多人攻刘尚，使其相互不能救援。吴汉率军与蜀军混战一日，大败回营。谢丰率军围住吴汉。吴汉感到形势危急，忙召集诸将动员道“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又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然后在营中多树幡旗，烟火不绝，于半夜率兵渡河，与刘尚合营。谢丰等竟未察觉，天亮后仍分一支军队去江北阻击，他自己带兵去江南攻刘尚。汉军齐出迎战。从早晨一直杀到黄昏。蜀军大败，被杀者五千余人，谢丰、袁吉皆被斩首。然后吴汉率军退回广都，留刘尚坚守江南，监视成都。

建武十二年九、十月间，蜀、汉两军大战于成都与广都之间，反复八次，争夺惨烈，蜀军多败。两军都外出掠抢百姓。战乱一起，当地百姓多夺命外逃。凡留下不走者，或被抢杀、或因饿病等，死亡甚多。百姓、军人尸体，弃在原野，四处皆有，无人掩埋，野狗争吃。

吴汉再次驻营成都城下。公孙述又采用延牙建议，广散金帛，招募敢死队五千多人交给延牙。延牙与汉军下战书，约定时间交战。届时，蜀军以部分人马擂鼓吹角，手举各种旗帜出市桥，宛若演戏。接着，蜀军又以大队奇兵出击，汉军一时大乱。吴汉在混战之中也掉进水里，全靠拖住马尾，从盎底探(成都西门外郫江渡口)逃出①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延牙即延岑，似误。延岑为秦丰女婿，延牙却为公孙述妹婿。又《后汉书》、《华阳国志》皆同述二人，二人史事不同。。这次汉军损失不少，加之军粮供应不上，只剩七日粮草。另外，自吴汉攻下广都后，原岑彭的部将臧宫一直驻兵郫县，按兵不动，有坐山观虎斗的趋势。吴汉显然也有些气恼，开始准备船只，打算撤军。这时，刘秀委派的蜀郡太守张堪前来劝说吴汉，认为不宜退师。吴汉这才决心最后一战［3］《张堪传》。他只好硬着头皮去通知臧宫，共攻成都。十一月，臧宫驻军成都北门，对成都城形成南北钳攻之势。在此形势下，公孙述仍寄希望于天命。他让人占卜抽签，占书曰:“虏死城下”。他竟“大喜”，认为吴汉等当死。他亲自带数万人出城南攻吴汉，令延岑带军出城北拒臧宫。延岑在城北三战三胜，士气高昂。城南吴汉亲自擂鼓指挥，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双方士兵饥不得食，倦不得息。到下午，吴汉突然调预备队突击，蜀军一时大乱。汉护军高午刺公孙述下马。公孙述身受重伤，被左右救回。当晚，公孙述把兵权交给延岑，然后死去。次日天亮，延岑开城出降。

东汉大军通过约二十三个月的艰苦征战，终于灭亡了这个存在了十二年的成家政权。汉军入城后，即开始屠杀成都城。史载“宫连屠大城”［3］《臧宫传》，即臧宫军公开、大规模地屠成都，屠杀城内外百姓。公孙述的妻、子及三族，延岑的三族等尽遭夷灭。汉军还放兵大掠城中百姓，屠杀城内外“孩儿老母，口以万数”，并焚烧公孙述所建宫室。光武帝刘秀听说汉军屠成都城的事件后，大怒，为此狠狠批评了吴汉，并立即征调他北返。刘秀还怒骂吴汉副将刘尚道:“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羮，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3］《公孙述传》灭成家和屠成都时，总共死了多少人?双方的军队死亡多少、巴蜀的百姓又死了多少，这些现在已很难考查出具体数。但仅在汉军进成都城后，灭成家的总指挥刘秀自己说“孩儿老母，口以万数”，这个数目只会少，绝不会多。刘秀自己都看不过去了，何况巴蜀当地的百姓?这也可见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也可见汉军的屠城行径在当时影响多大多坏［4］。

作为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公孙述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超顽强抵抗，直至最后国灭、城破、家亡、本人战死。这给后人留下什么?第一，从平蜀之战开始、到最后汉军屠城，整个战略中，双方军队，加上百姓，至少三十万人被杀，至少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巴蜀、特别是成都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空前大浩劫、大倒退。这场战争给巴蜀百姓带来了是深重灾难、灭顶之灾。第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对公孙述超顽强抵抗绝无好评，留下的只是巴蜀人民恐怖的记忆和世世代代的骂名。在胜败大局早已明白无误、早已决定的的情况下，公孙述为何还执迷不悟，超顽强抵抗?显然，他是把自己一人的得失、名声、意气看得比他统治的百姓更重。为一已私利，他宁肯牺牲百姓、牺牲家人。他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第三，汉军平蜀时，巴蜀军队、官吏望风而降，人民宰牛捧酒欢迎汉军的场面，深深地刺激了、教育了以后的割据者。此后巴蜀的割据者，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公孙述的教训。故刘备入蜀，刘璋出成都而降;西晋入蜀，刘禅不战而降。

二、主降派主要代表人物谯周

谯周作为巴蜀土著学者和政治人物的代表，在刘禅不战而降的决定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说服了本来打算南撤南中等地，继续抵抗的刘禅，最终在魏军尚远距成都(尚在雒县)便提前投降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系谯周学生。为师美，为师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美德之一。陈寿对老师主降的有关记载，只会少，不会多。

谯周(200—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其父亲谯为研究《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的著名学者。谯周早年丧父，稍长即沉迷于传统文化与史学。家里贫穷，他不过问产业，常一人诵读书籍，忘寝废食，欣然独笑。他曾拜著名学者秦宓为师，具传其业。稍长，已精熟“六经”，尤善长于书札，颇知天文;身高八尺(约1.888米)，体貌素朴，待人诚恳，不修边幅;不善长辩论，但内心反映敏捷，明晓是非。诸葛亮第一次召见年仅二十岁左右的谯周时，大概因其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很不入时，周围好几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待谯周出去后，有关官吏请示是否追究发笑者。诸葛亮说:我都忍不住差一点笑出来，何况他人!诸葛亮起用谯周为益州州牧府的劝学从事，主管教育及文化。当时蜀汉只有一州，益州与朝廷的很多政务并未分开，谯周实际上是主管蜀汉全国的教育、文化事务。

谯周擅长谶纬学。在刘备称帝前夕，他曾承担了一个特殊使命，即从古籍、历史、谶纬学的角度寻出有利刘备称帝的若干依据。谯周等很快从《河图》、《洛书》、《五经谶纬》等书中查出很多依据，供大臣们草拟劝进表用。正是在此基础上，议郎阳泉侯刘豹为首的众大臣，便呈上劝进表，将《河图》、《洛书》的个别句子断章取义，援以为据，说刘备称帝是早有定数的天命，要刘备“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正式上书要刘备称帝。刘备很快选好时日，在成都登基称帝。

刘备入蜀并夺得政权之际，战乱迭起，教育衰退，官学(州郡学校)基本关闭，民间私学也因战乱而普遍停辍。刘禅时期，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但当时成都仍设一所太学。谯周是太学的负责人兼教师，曾将较多的精力用于培养学生。他的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著名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寿［5］《陈寿传》;写作《陈情表》的李密［5］《李密传》;巴东领军、广汉太守罗宪;尚书文立①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文立在在蜀汉时仕至尚书，蜀平后，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曾上表晋朝廷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后被晋帝采纳，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谯周是三国时期成果最多的著名史学家。正是在谯周的推动下，当时蜀地史学一度相当盛行。谯周从22岁至63岁，先后担任蜀汉的益州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太子仆、太子家令等，主要为政府中管理学政、学者的官员，娴习典礼，谙熟经史，博闻多见，一直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条件著书立说，成果甚丰。其作品主要有:《法训》、《五经论》、《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异物志》、《益州志》、《三巴志》等一百多种。谯周《后汉记》是全面记述东汉历史、典章的一部大型史书。规模相当大，以人物传记为主，包括帝纪和一些大臣传纪在内;其次，对典章制度记述较细。绝大多数篇目已经佚失，现可考订的篇目至少有《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舆服志》等。该书为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研究基础。蜀汉朝廷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学者才有可能较真实地撰写后汉史，而这在曹魏、东吴便容易犯讳。《古史考》是谯周学术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古史考》在南北朝至唐时期仍保留二十五卷，时人视其为正史，也有人视其为杂史。其主要内容是依据先秦经典诸子，考证《史记》有关记述，纠正其误，间及东京之事，增补有关资料，系我国第一部考据性史学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史记》的专著。南北朝至唐人常将其附在《史记》后，作为阅读《史记》的参考书，宋元之际散失。在地方史方面，谯周有《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等。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区划物产等，是研究西南地方史的重要著作。另外，谯周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五经然否论》、《论语注》等。

蜀汉后期，姜维屡次西征，屡次失败。蜀汉内部当时就有人明确表示反对，但多敢怒而不敢言。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多次讨论此事，最后竟写了一篇《仇国论》，讽喻政事。该文的主题是论证小国在哪种情况下才可能胜大国。该文总结了历史上周文王、勾践、刘邦等小国胜大国、弱国胜强国的经验，认为只有在大国“有疾灾”之时，小国因势利导，再扩大其疾灾，才有可能战胜大国。目前，作为大国的魏国并无秦末的那种混乱崩溃之势，相反却有六国并立之形，故目前只能象周文王那样养民，不能象汉高祖那样出击争天下。并指出，民疲劳则萌发骚扰之态，上慢下暴则会形成瓦解之态。故谚语说:“射幸数跌，不如审发”［6］《谯周传》，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的上述分析极为透彻精辟。当时，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尚书令董厥也都认为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当时蜀中还传说诸葛瞻曾上表后主，建议以阎宇取代姜维。这些都表明，谯周的见解非一人之见，其对时局见解在当时蜀中具有代表性。这也说明谯周是一个能理论连系实际、有相当从政能力、有主见，特别是在大事上有主见的学者。他的见解，没能及时地引起当权者的应有重视。

谯周也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的主降派差不多都是被否定的。故成都及全国各地的武侯祠虽供奉、祭祀了许多蜀汉英雄，但皆无谯周之位。这种传统标准，既使到今天，仍被普遍认可、普遍执行。但从维护人权、特别是数十万巴蜀百姓的生活权、生命权的角度看，则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谯周何以主降?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从小反复听到、反复看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故事。他的心灵曾无数次被这段历史震憾。公孙述虽超顽强抵抗，最后不仅国灭、城破、家亡、身死，还给巴蜀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至少三十万以上的生灵惨死于战火，巴蜀经济与文化大浩劫、大倒退。巴蜀人民对公孙述的超顽强抵抗绝无好评，除了恐怖的记忆，便是世世代代的骂名。谯周作为巴蜀土著学者和政治的代表，在关键时刻不得不挺身而出，为避免东汉灭成家、屠成都故事重演而努力。他为保护巴蜀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陈寿所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6］《谯周传》但他却一直被儒家正统观念所否定。

三、刘禅不战而降主要是为百姓着眼

在有关刘禅事功评价中，所谓“扶不起的阿斗”，实际便是指其不战而降。后主为何不战而降?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吸取了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教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统治了四十余年的巴蜀百姓。

景耀五年(262年)十月，司马昭决心伐蜀。次年(263年)令诸军大举攻蜀。当时，钟会率十三万大军，先取汉中。邓艾率军从阴平道进军，获成功。蜀汉朝廷没料到魏军骤至，未作适当的防守调度。邓艾军驰入阴平后，百姓惊慌，四迸山野，土著豪族，坐山观虎，聚族据险自保，不支持政府。在这猝击之下，政府机构完全瘫痪。邓艾军迅速打到江油。蜀守将马邈不战而降。诸葛瞻率军至涪，父子战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主刘禅在成都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商量应付办法。首先提出来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建议东投吴国，二是撤至巴郡或南中。后主倾向于逃往南中。

这时，土著势力的政治代表、著名史学家谯周，从保护蜀中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大胆站出来，建议降魏。他分析道:

“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豫不决，倾向于撤向南中，谯周又劝说后主: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他认为，若蜀汉朝廷撤到南中后，因供应困难，当地人必会造反，其次，魏军必会穷追不舍，到那时必难以自保［6］《谯周传》。

谯周的这一番理由最后说服了后主。后主决定降魏。刘禅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

刘禅是个爱民的君王。过去他从不大兴土木上。蜀汉皇宫，应修建于章武二年(222年)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时。左思《蜀都赋》虽说蜀汉新宫“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但总的说来，由于当时正处于对吴大战之际，时间极仓促，规模、质量等都受限。如宫妃的宅院，只是按十二妃来设计的。诸葛亮死了好几年后，刘禅多少有些权力了，便欲增修后宫，如延熙九年(246年)，谯周曾上疏谏后主，劝其减省乐官、减省后宫增造，便是证明。刘禅虽不满谯周此举，但此后并没增造后宫。①如与刘禅同时代的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仍大建显明宫。《太康三年地记》说: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吴历》云:显明在太初之东。《江表传》曰:皓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刘禅的爱民，更表现在最关鍵的时刻、表现在当他面临在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

蜀汉是否该降，历史上也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注引“孙盛曰”，认为当时蜀汉还不至于灭亡。他说:刘禅虽为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周〔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孙盛认为当时刘禅可退保江州(今重庆)，仍为一策。如江州不能守，再退入南中。

谯周劝降时，刘禅决定投降时，都没直接提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等教训。但谯周作为著名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东汉史和巴蜀史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应是非常熟悉的。延熙元年(238年)，后主立刘璇为太子时，命谯周为太子仆，接着又任命他为太子家令。可见刘禅多年来对谯周就相当信任。谯周必多次为刘禅讲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等事。总之，这一事件不仅在他们两人心目中，在当时蜀中上很多上层、中层、甚至广大百姓心目中，都是无法抹掉的阴影，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魏军来攻时的态度和选择。

主张降魏，从天下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看，从巴蜀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看，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若从保护蜀汉政权的角度看，暂撤入南中也是可行的。第一，谯周所论撤入南中后的几种可能情况，应承认都是存在的，但被他夸大、甚至绝对化了。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地大物博，足以容纳一个流亡政权，特别是在短期内，更无太大问题。刘禅之所以在大敌逼城的情况下选择不战而降，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这与当年刘备在荆州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真正爱民的政治家是宁损自己名誉，让人民多得实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一直有刘禅的专祠。其规模与专祭诸葛亮一家的武侯祠相当。刘禅祠与武侯祠一东一西，位于昭烈庙前面的两侧。从它与武侯祠对称布局的特点看，应是在武侯祠迁到成都南郊的同时修建的。即兴建于南北朝时期，唐、五代仍保留。入北宋之后，新儒家兴起，改变了人民的观念。庆历(1041—1048年)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又因“不能保有土宇”，下令拆毁刘禅祠，将其材料它用。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甚到导致了“狱讼滋多”的现象［7－8］。按新儒家文化标准，刘禅亡国，于父是不孝，于汉是不忠。撤除其专祠、把他从武侯祠赶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接受失败的君主，往往视残暴为英明，视仁德为无能。

［1］ 罗开玉，谢 辉.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J］.成都大学学报，2009(6):1－8.

［2］ 谢 辉，罗开玉，梅铮铮.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3］ 李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吴 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9.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Wiping out“Chengjia”and“Tu Chengdu”and Liu Chan’s Surrender without Fighting

LUO Kai－yu
(Chengdu Wuhou Temple Museum，Chengdu 610041，China)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for Liu Chan’s surrender without fighting is the lesson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Wiping out“Chengjia”and“Tu Chengdu”，which protected common people of Bashu.

Liu Chan;Qiao Zhou;Gongsun Shu;Liu Xiu

K236.2

A

1009－2854(2011)10－0010－07

2011－09－21

罗开玉(1953—)，男，四川成都人，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三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陈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