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旋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先知与士大夫的形象之比较

吴 旋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分析了《旧约·耶利米哀歌》及忧国忧民的“流泪先知”耶利米,认为先知的形象和先知的眼泪这两方面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形象之间具有可比性。中国先秦时代士大夫的代表是屈原,其形象与耶利米之间有许多交互叠合的地方,亦有差异。先知与大夫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时代革命的先驱,他们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对先知形象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爱国主义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希伯来文学;《耶利米哀歌》;先知;士大夫

《耶利米哀歌》组诗共有五首,分别为“为受苦且被毁的耶城哀哭”“为受苦且被毁的圣所哀哭”“为受难的民族哀哭”“为受难的人民哀哭”“为悔悟的人民代求”,被视为希伯来民族的绝唱,它以最悲惨的描写,最悲切的情调真实再现了希伯来民族国破家亡的悲惨经历。

国家危亡之时,便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奔走呼告;人民颓丧之际,便有发人深省的诗篇问世,激励世人。哀哭歌唱的犹大先知耶利米,怒而投江的楚国士大夫屈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二者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爱国之心丝毫无差。

一、先知的形象

《出埃及记》中,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1]224“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1]300“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1]300“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1]300由此可见,“先知”一般指受神指派、听取神的启示并向民众传达神的旨意的人;神通过意象或梦境向先知显现并传达自己的旨意,而先知必须无限忠诚于神且不可假托神的旨意。《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是希伯来人的族祖亚伯拉罕。其后,率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民族英雄摩西和第一任祭司长亚伦也被称为先知。王国兴建前后至分裂时期,希伯来民族中涌现了很多先知,其中著名的有迦得、拿单、以利亚等。他们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坚定地说出合乎道义或事理的预言。

究其历史根源,“先知的最初形态应是中东地区准宗教时期的巫师和法师。到原始宗教形成时,他们便演化为神庙中的神职人员,以主持祭神仪式、解释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事理,行使各种祛厄禳灾的法术等为业。”[2]211他们是日后较成熟的民族宗教中专职祭祀的前身,也是宫廷先知和正典先知的前身。

希伯来先知是其民族内忧外患的产物,也是其宗教性的一种体现。先知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亚述称霸时期、新巴比伦称霸时期和波斯称霸时期。”[2]213亚述称霸时期,先知们仍采取神灵附体的形式宣告“神谕”,内容大多是对腐败现实的针砭、对统治者的鞭挞和对国民的教诲和警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非官方祭祀集团,甚至是中下层劳动群众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实质上是当时社会的批评家、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希伯来民族的精神导师。新巴比伦称霸时期是犹大王国灭国时期,《耶利米哀歌》即诞生在这个时代。这是希伯来民族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西番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等先知时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亡国前为民族的危亡而担忧,为国民的惊醒而呐喊;亡国后为国家的沦丧而哀哭,为民族的复兴而呼号。他们实质上是那一时期的爱国民主人士。波斯称霸时期指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的先知有的为重返故乡而欢唱;有的为重建家园而疾呼;有的缅怀旧事,对敌族发出咒诅;还有的憧憬未来,描绘出理想世界的美景[2]214-21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知本身就是当时希伯来民族中的爱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任职于国王身边,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国王作决策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敏锐的目光,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能够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其实,当时中东各国群雄割据的局面,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而与犹大国同样具有南方文化色彩的楚国也曾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三闾大夫屈原愤而作《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尖锐地攻击着当时贵族政治的投机取巧,苟且偷安;高亢地歌唱着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3]。众所周知,楚文化原本具有鲜明的巫傩色彩。其时楚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巫官文化”,巫风正盛,处于一种原始宗教的状态当中。每年需祭祀的对象很多,楚国王室格外重视的是祭祀祖先与大川,形成一整套祭祀仪礼、问卜规范、经典教义(创世史诗、傩神起源、民族史诗、傩歌傩舞、符巫咒等),因此便必然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巫官制度”。而身为士大夫的屈原,是掌管王族三姓的领袖,须通晓王族祖脉、宗庙事务、祭祀典仪,具有巫师的性质。

二、先知的眼泪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希伯来民族的先知还是中国的士大夫,本身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就是社会的先驱,是人民黑暗路途中的明灯和引路人,是当之无愧的爱国知识分子。正是有了他们的呐喊与奔走,国家才有复兴振兴的希望,人民才有勇气和信心重建自己的家园。

耶利米是一位亲眼目睹了犹大王国灭亡的先知。他早已预感到了民族即将到来的覆亡,为日益临近的灾难深感悲哀,但他又不愿袖手旁观,因此痛哭流涕,奔走呼号。他面见国王西底家,发出不详的警告:圣殿必如示罗,耶路撒冷将变为坟场。但他的预言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不断遭到迫害,后来被关进了地牢,几乎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仍坚持己见,为民族的悲伤痛心疾首。“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1]1306《耶利米哀歌》开篇即是鲜明的对比,勾画出一座破败的城池,一个失势的国度,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而通篇称犹大国为“她”,则饱含着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耶利米哀歌》中多是写实的场景,让人能直接感受到国破家亡的震撼,哀鸿遍野,流离失所。可以对比《诗经》中的《黍离》来感受一下,后者的描述则更为抽象。“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4]此诗为东周士大夫悲悯宗周灭亡之诗,着重刻画诗人心中的绵绵情思,情调悲凉。由眼前所见的景物到对故国的怀念,一字三叹,耐人回味。“行迈靡靡,中心如噎”,诗人一步三回头,徘徊彷徨不愿离去,心中哽噎,不知向谁倾诉。面对故国的荒凉,又有几人能忍得住自己的泪水呢。

《耶利米书》:“但愿我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好为百姓昼夜哭泣”[1]1213,“我们眼泪汪汪,眼皮涌出水来”[1]1214;《耶利米哀歌》则称:“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1]1308,“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1]1310。“耶利米以饱蘸真情的诗笔传达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描摹出一个奔走呼告的‘流泪先知’形象。”[5]眼泪并不是懦弱的象征,恰恰相反,它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结果。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为国为民流出的眼泪,才是最珍贵最高尚的。正是这样的泪水,才具有无比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无独有偶,屈原在《哀郢》中也流下了宝贵的泪水,“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长歌当哭。楚国一次又一次游走于齐国与秦国之间,国势日衰,却偏偏近小人远贤臣,将屈原放逐。在《离骚》中,他痛斥了在楚王面前进谗言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在《哀郢》中,他痛骂他们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囿于他的阶级局限性,他始终对楚王抱有一线希望,认为是佞臣导致国王暂时被蒙蔽,还寄希望于有机会能够实行他的美政。而耶利米对于国家遭难的原因,则“认为是因为上层社会的罪恶,伪先知不说实话,报喜不报忧,滋长了罪恶;领袖们又无能,像瞎子在街上徘徊。他们是政治上的瞎子,看不清当时的国际形势,盲目地期待救援者埃及,一个无力援助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救援帮了倒忙,反而弄得更加糟糕。这种观点正反映了耶利米的政治远见。”[6]在犹大王国最后的岁月里,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确实已处在绝望之中,并开始认识到耶利米预言的正确性时,他却已着眼于更遥远的未来。巴比伦人没有把耶利米这位老人抓走,他依然关心着希伯来民族的命运,他带信给那些在巴比伦的流放者,劝他们要有耐心,要精神愉快。他还劝告他们去种植葡萄,建造房子,要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他不停地向人们宣讲以色列仍有辉煌的未来,这种辉煌的未来包括重建希伯来人的国家。正是由于他的影响,那些被流放的希伯来人才在黑暗的时刻保持了对耶和华的信仰,对未来的信心,并最终等到了光明的来临。

三、形象比较探源

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几千年前来到迦南后,厄运便时常降临在他们身上。先是遭遇饥荒,被迫流浪到埃及,一度沦为埃及法老的奴隶。四百年后,在自己的民族英雄摩西的率领下,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迦南建立了自己的希伯来王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希伯来又分裂为两个国家,而后相继被灭,希伯来人饱尝亡国之痛。面临这样的灾难,希伯来人却始终以顽强的意志保持着自己民族精神的独立与完整。在埃及时,宗教观使受奴役的希伯来人团结一致,有效地反抗了法老的压迫,实现了大逃亡。进入迦南后,它使分散的各支族联合起来,抗击了外族的入侵和当地人的袭击,成功地为王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王国沦亡后,它不断唤起希伯来人的民族尊严感,使他们为复国作不懈的斗争,多次举行起义,以期推翻外族的统治;同时也使那些分散在异国他乡的同胞,借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民族的认同感,始终不放弃复国兴邦,重建家园的希望。希伯来先知是爱国精神与宗教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是古代希伯来文学所特有的人物类型。

希伯来是一个具有高度宗教感的民族,在这段悲惨的历史上,他们重建了自己的精神王国,完成了历史向宗教的转移。对于不幸灾难的来临,希伯来人民并没有表现出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极度愤慨。因为先知们早已对此作出了回答,“上帝破坏了自己的创造物。……以色列民族只要恭顺地接受惩罚,真正悔悟,那么他们就可以寄希望于未来。在先知的诺言的鼓舞下,以色列民族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甚至从许多迹象看来它已经被消灭了。但是犹太教却发展壮大并越出了巴勒斯坦。”[7]这种解释方法不但使神的形象的完美性得以保持,还促使希伯来人形成独特的罪的观念。希伯来人认为,他们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都是上帝对他们作恶的惩罚。因此,得出“罪在自身”的结论。从此出发,他们便特别注重个人的内省、自新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

耶路撒冷的被毁意味着可耻的失败与放逐,对于希伯来民众来说,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则是由此所引发的神学思考。诗中,诗人不单哀悼耶路撒冷被毁所带来的痛苦,而且提出深邃的神学问题。诗人把耶路撒冷城的毁灭看做希伯来人藐视神圣律法的必然结果,是因为犹大国背叛了上帝,因而被上帝惩罚。这样一来,历史意义就上升为宗教意义了。同时,诗中也流露出对于离弃了子民的耶和华的呼求和盼望。在这样的宗教观念指导下,无论身处任何逆境,希伯来民族始终能够屹立不倒,并且坚信终有一天神会带领他们走出苦海,重新过上新的生活。对于希伯来民族精神与文化追本溯源,最终必然会归结到宗教上面,宗教便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人多数并不信仰宗教,但在历史上,与希伯来民族相类似,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之士。像上文提到的屈原,便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内有昏君佞臣,外有强敌环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屈原发出哀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意思是说君臣荒淫失道,使天运不常,百姓蒙难。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朴素的宗教思想。当时的楚国巫祭盛行,处于一种原始宗教萌芽的状态。遇事问卜并求告神灵,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当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鬼神迷信的束缚之时,楚人却仍沉浸于原始宗教狂热之中。秦统一六国后,政治思想的统一使得楚国的原始宗教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爱国便仅仅体现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情结,离宗教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一旦国家发生灾难,需要全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丝宗教神学的影子。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这样提到:“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将神学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美国学者余英时指出:“中国‘士’的传统源远流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辨清中西文化在起源和流变两方面的根本分歧所在。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的仅仅是双方在文化形态上所表现的客观差异,而不再平衡两者的优劣。”[8]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阶层,该阶层是由“士”演变而来的。在中国的语境中,士有双重含义,一是武士,一是文士。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君爱国尚武,尊儒好道,文武兼备,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决策层中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在希伯来语境中,先知乃后世活跃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士师的前驱。在和平时期,士师是民政官,在战争时期,士师是军事指挥员。对比士大夫与士师这两个社会阶层,二者何其相似!换句话说,先知就是希伯来语境中的士师,而士大夫就是中国语境中的士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非也。这说明,希伯来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这二者之间,具有质的类同性。然而二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异性,那就是它们展开的方式不同,于此种种不同之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两种优秀文化之风采。

无论先知还是士大夫,都是其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究其根源,他们都是历史上的爱国人士,虽然其思想根源的最终指向有所差别,但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希伯来民族的爱国精神最终指向了神,这有利于他们在最困苦的时候团结一致,增强对自己民族的约束力;而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是人,这就要求我们以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为己任,时刻不忘振兴中华。在当代中国,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对于人的精神的诱惑层出不穷,民族精神较以往更不容易坚守。丧失国家意识、丢失民族精神的民族一定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下风。对先知形象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爱国主义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要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关键是要有勤奋学习的态度,深入实践的学风,以及奉献社会的品德,辩证地看待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及爱国主义者,继承并坚持他们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

[1] 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1985.

[2] 朱维之.希伯来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 林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4] 聂石樵,雒三桂,李山.诗经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0:141-142.

[5] 梁工,郭晓霞.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72.

[6]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27.

[7] 阿巴·埃班.犹太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8.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

Comparison between Prophet and Scholar-Official

W U Xu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TheL amentations in the Old Testamentand the crying prophet Jeremiah,who was desperately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ry and people,are analyzed.The prophet is very comparable to the scholar-official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archetype and emotion.In the Pre-Qin Period of China,Qu Yuan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cholar-bureaucrats,who had many similarities with Jeremiah as well as difference.The prophet and the scholar-official are both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and pioneers of their time;they represented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A comparative study made between the prophet and the scholar-official is highly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patriotism and establish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Hebrew literature;L amentations;prophet;scholar-official

G 04

A

1008-9225(2011)03-0101-04

2010-12-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HEUCF111203)。

吴 旋(1979-),女,黑龙江鸡西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田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