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怀堾

孟子作为“亚圣”，学问深得孔子的嫡传，但孔孟还是有差别的，比如孟子远比孔子善辩。孔子提出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其实孔子一生也没少说话，一部《论语》就是他讲话精华部分的集成），但孟子却对先师的这句教诲没有入脑入心，他既敏于行，更善于言。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一次拜读了孟子的七篇大作。抛开其内容不说，我发现，孟子的辩才真是举世无双，口若悬河，雄辩滔滔，激情澎湃，犹如江河洪流，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令人折服。大概是怕别人说他善辩，孟子还专门解释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我哪是好辩啊，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如同孔孟之道一脉相承一样，孔孟的“爱水情结”也是一脉相承。或是受孔子的影响，或是孟子本人对生命之源的水怀有特别的感情，孟子对水的观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阐发事理的程度毫不逊于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

为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孟子也效法孔子周游列国，不过他对所“游”国家远比孔子挑剔得多。其中对齐国最为看中，两次游齐，先后长达三十年之久。当时，齐国是东方大国，也是天下海岸线最长的国家，首都临淄东北百余里处便是大海。我想，游齐时，喜水的孟子一定不会拒绝大海的召唤，一定会不止一次地来到齐国的海滨倾听大海的涛声。众所周知，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位心气极高、傲骨铮铮的伟男，他曾公开宣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我猜，大丈夫气概十足的孟子，第一次真切地看到浩瀚无垠的大海时，也不能不“矮了三分”（何止三分！）。何以见得？晚年，孟孔子回到故国（邹城），“退而与万章之徒”著书立说时，字里行间中便表现出对大海的由衷敬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登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经沧海则难为水，这的确是人生经验的写照。沧海浩大，横无际涯，岂是小江小河小湖小池之水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在圣人面前，我们岂敢“之乎者也”，卖弄自己那点浅薄的“三字经”。

一千多年后，唐代有个叫元稹的诗人借用孟子“观于海者难为水”的话，化为《离思五首·其四》中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前两句为千古绝唱，意思是说，经历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也难以吸引他；除了纯洁美丽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诗中以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隐喻爱情的深广笃厚，见过大海之水、巫山之云，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除了诗人所思念、钟爱的女子，再也没有能打动心弦的“她”了。

后来“曾经沧海难为水”又演化为“曾经沧海”这一经典的成语。

在孟子眼里，大海之所以波澜汹涌，是因为其本身的深广无涯使然。故孟子又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赏水也有相应的“窍门”，就是一定要观赏它壮阔的波澜———由波澜之壮观，可以想见本体之深广。我以为，“观水有术”的孟子，对水的认知是别具慧眼的，因为这时孟子心目中的水，已不仅有“善”的品质，而且具有“悦目”的审美意味了———因为“澜者，大波浪也”，本身就是水之美的一个雄壮音符。当然，孟子的“必观其澜”，其主旨仍不是激赏水的自然之美，而重在其“比德”的功用，即强调要从水的自然形态和功能中寻觅和挖掘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切体验和认识。于是，孟子话锋一转，接着说道：“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孟子称赞水具有“不盈科（坎也，即坑洼）不行”的品性———流水不放过任何坑坑洼洼，不把它们填满便不会向前流，这种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品格，正是立志行道的君子所应追慕效法的。

盈科而后进，是流水的品质和追求；成章而后达，是求学和做人的标准和境界。

又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徐子请教孟子：“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孔夫子多次称赞水，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孟子沉思后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料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这里，孟子特别强调了“有源之水”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有源之水，才能不舍昼夜，奔流不息；而无源（无本）之水，即使在某一时段因雨水骤至而河满沟溢，但时令一过，干涸也就随之而来。对孟子这段话，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是这样诠释的：“水有原本，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海，如人有实行，则亦不已而渐进以至于极也。”由此观之，孟子这番议论是借水性表现君子立身修道的经历：一是君子要像有源之水那样立于儒家之道这个根本上，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二是水之“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的特点，正与君子锲而不舍的修道过程相似。既有充盈的本源，又能坚持不懈，努力躬行，才会渐进达到道德学问的至境。

二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一大贡献。“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人性问题，早在春秋时就已出现，并逐渐成为先秦许多思想家关注的一个重大命题。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只是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并未做善恶之分），法家认为“性好利”，荀子认为“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等等。孟子别开思路，提出了性善说，并从人性的角度为“仁政”思想找到了本体论的根据。

孟子为构建他的“性善大厦”，可以说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心智。他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性善说的体系中，突出了孔子伦理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这四大伦理道德范畴的根芽，即“四端”。与此同时，孟子还认为人的善性是本性中所固有的，是天赋的“良知”和“良能”，而不是外在影响、教育的结果，进而得出了“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至于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孟子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是由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圣人只不过先把人人都具备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他以自然界中的水、火为喻，阐述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完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凡是能保有这“四端”的，知道把它扩充开来，就会像火燃烧起来那样不可扑灭；就会像泉水喷涌而出那样无法遏止。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一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于是，大千世界普遍存在的水，便被睿智的孟子拿来作为论证性善、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以水为载体，阐发性善，可称孟子性善说的一个鲜明特点。

这天，云游天下的告子来到邹国拜访孟子。孟子知道告子是个“兼治儒墨之道”的大学者（告子本身没有著作流传，他的学说仅有一鳞片甲隐于《孟子·告子》中），对他非常敬重，不但设宴款待，陪其游峄山、观泗水，更与之热烈地探讨关于自然人生的学问。二人惺惺相惜，虽有不少共同语言，但看法相左的地方也不少，故交谈中时常“夹枪带棒”，争辩最多也激烈的便是人性问题。

这是一场智者之间的交锋和对话，有趣的是，他们都喜欢拿水来“说事”。

告子的论点是：“生之谓性（生来如此就是性）”，“食色，性也”。顺便提出的是，不知为什么，现在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引用“食色，性也”这句话，但却把此话的发明权安在了孔子头上，张冠李戴，浑然不知，孰不知这是告子的名言！我想，倘若告子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为这句话的“版权”问题打官司的。在告子看来，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本无善恶之分，外在条件和环境对“善与不善”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导向善则向善，导向恶则趋恶。告子以水为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以决堤之水的流向为喻，认为人性有如湍急的流水，从东方决口则可引之向东，从西方决口则可引之向西。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正像水本来无所谓东西一样。

告子的一番议论，当然难合孟子之意，他同样以水为喻，批驳告子：“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水虽然无法自行选择东西的流向，却必定自上流于下，人性之向善，正如水之就下，是自然之势。人可以搏击或阻遏水流，使之跃起甚至倒流上山，但水的本性决不是上流。人性如水，向善如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之作坏事施恶行，与本性无关，犹水之过颡、在山，实乃“搏”“击”所致。

孟子真是善辩，就地取材，操斧伐柯，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让人不能不佩服。但气壮如牛的善辩不等于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抛开人性善或恶这一论题先不说，推敲起来，孟子这个比喻本身就有问题，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种固定的趋向，可以证其善，也可以证其恶。现在我们套用孟子的话，改“善”为“恶”，这一比喻同样能成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反观告子以水为喻讲出的那番议论，至少从逻辑的角度而言，还是站得住脚的。

真理往往在智者之间的争辩中诞生。我们不知道告子是被辩才无碍的孟子说服了，还是被盛气凌人、“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孟子气跑了，反正辩论的结果以孟子胜利而告终——孟子自己写的文章记述这件事，当然不会让自己失败了。

到底人性是如孟子的看法天生善良，还是如荀子的看法天生邪恶，或者如告子的看法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直到哲学社会科学进步到今天，仍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就共性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东西（如同情弱者、崇尚正义、扶危济困等），也有恶的东西（如嫉妒、幸灾乐祸、占有欲等）；就个体而言，有的“善”多些，有的“恶”多些（这是人类多样性的表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有的更多地表现出善的一面，乃至成为万人称颂的好人、天使；有的则更多地表现出恶的一面，乃至成为千夫所指的坏人、恶魔。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众多论“人性之善恶”的思想家中，告子的“人之性无分于善与不善”的观点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芒，更接近于真理。但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告子的思想一直被贬抑，直到清代后期的思想家龚自珍才“拨乱反正”，将告子的思想特别提出并发扬光大。

作为一家之言，孟子的“性善论”颇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用现代的语言评价就是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孟子的“性善论”毕竟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意识中“理想性”的东西，难道能够否定其“积极进取”和“健康向上”的社会意义吗？

（——转自2010年9月30日、2010年10月14日《中国水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