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章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政治与自由
——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述评

杨泽章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随着托克维尔的重新发现,晚近以来的托克维尔研究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本文围绕平等与自由、正义与伟大、社会制约权力、新政治科学4个主题对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做了初步梳理和简要评述,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政治;自由;托克维尔;政治哲学;述评

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 ocqueville,1805—1859),由于在民主政治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一位哲学家”[1]。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民主的深入拓展及其所遇到的问题,托克维尔的思想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的托克维尔研究不同,晚近以来的托克维尔研究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文从平等与自由、正义与伟大、社会制约权力、新政治科学4个方面对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做了初步梳理和简要评述。

一、平等与自由

平等与自由两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托克维尔这里,平等与自由及其相互关系依然是学者们所讨论的热点话题。

美国学者马温·策特鲍姆指出:“托克维尔是对民主的原则——平等——作为第一原则形成或影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方式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位现代作家”[2]881。马温·策特鲍姆认为,“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源于承认和接受平等原则的必然胜利”[2]882。在此基础上,马温·策特鲍姆着重分析了托克维尔对平等所引发的影响阐述:平等构成了民主“唯物主义、平庸化、同情心、爱好私生活及离群索居的特征”,最主要的问题是“平等使人准备放弃自由以保护平等本身”,也就是说,民主的人将把他们的自由转让给庞大的权威机构以换取“温和的”专制,“民主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专制制度,即施暴于自身的社会”[2]890。因此,在民主社会,平等与自由的张力凸现出来,或者说,平等使民主的人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对于如何解决民主的问题即在平等的条件下保护自由,马温·策特鲍姆认为托克维尔立足于美国的经验,是“美国提供了原则”[2]894:城镇和社区层次上的地方自由的价值,陪审制度、结社自由、公德意识、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

中国学者杨晓东也赞同从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角度讨论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该学者认为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实践的考察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重新阐释了民主制度下的平等与自由两种理念,提出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从而解决了这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问题,最终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理路[3]。

对于从平等与自由的角度讨论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不一致的看法。德国学者赫尼斯认为托克维尔像政治哲学家一样,其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协调民主和基督教。基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该学者试图把“孤独不好”作为托克维尔思想的出发点,这样就略过了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转而讨论在相互依赖和帮助下人类个体生活的问题,并强调这是托克维尔的中心思想所在。赫尼斯认为,“理解托克维尔的一个障碍,是对这样一个甚至不属于他的问题的关注,即自由与平等的紧张关系,据说这是他著作的中心关注点。事实上,托克维尔关注的是自由与团结、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他对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4]113。除此以外,江宜桦在《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研究了托克维尔的自由平等思想与民主政治理论的主旨。尽管在问题意识上特别着意于托克维尔思想中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但江宜桦强调,“托克维尔无意以自由对抗平等,他真正要做的是以平等的自由对抗平等的专制。平等的自由是指未来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团结于各种结社之中;平等的专制则是指互不关心的原子式个人松散地并置于一个绝对权威的统治之下,既无独立个性也无团结精神”[5]。

二、正义与伟大

托克维尔指出,“在心灵境界的提高和肉体享受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为了把人类自己和动物兽类区别开来,“必须使心灵处于强大而有力的状态,并可能随时以这种状态去为肉体服务”[6]681-682。与此同时,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平等,“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6]884。因此,平等的正义与灵魂的伟大也就成为讨论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皮埃尔·曼南,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把托克维尔置于政治哲学家行列的学者。在其文章《托克维尔:政治哲学家》中,皮埃尔·曼南认为托克维尔的分析在灵魂的意向和共同的生活形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得托克维尔再次发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为根本的意识,即在城邦的秩序与灵魂的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托克维尔当属于建立在雅典民主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流派成员[7]115。与此同时,皮埃尔·曼南也强调了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差异:托克维尔始终在贵族制与民主制中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其抱负是要在现代民主中为政治的自由展开新的可能性[7]117,从而使“正义”和“伟大”之间展现出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

一方面,现代民主自由的概念——自由作为平等的权利——毫无疑问是唯一的。古典的、贵族式的作为特权的自由概念不得不抛弃。当托克维尔说起人是明显类似时分享了民主的基本情感,这是正义的视角。另一方面,独立也称之为自由——这是一种不同于“平等的自由”的自由。在这里,自由的关注的不再是在所有人的关系层面,而是每个人的灵魂、语调、地位或伟大的品质,这是伟大的视角。对于托克维尔来,正如对亚里士多德一样,“慷慨”并不与正义相冲突,尽管有时候会有矛盾之处。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人在某种程度上的“能够伟大”在现代民主中特别地陷入了危险[7]117。

德国学者赫尼斯把托克维尔置于柏拉图与卢梭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从人性的伟大层面考察了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赫尼斯以孟德斯鸠与卢梭对托克维尔的影响为例指出,“理解托克维尔——他的原则以及他关于新的专制主义的原理——的关键是卢梭,如果说这种关键存在于任何‘先驱者’身上的话。从主题的形式和分析的顺序来看,孟德斯鸠可能是托克维尔的老师。但当说到实质问题时,卢梭才是托克维尔真正的老师,确实,这实质问题就是:人的自由。”[4]124赫尼斯强调托克维尔与卢梭一样,都是以自由定义了人的身份,并不关注对统治的阐明,而是关注那种可能唤醒公民灵魂的阐明,认为“人对自己保存的崇高事务的意识以及对伟大事务的敏感不会沉睡不醒”[4]141。这也就是说,人性本有崇高和伟大的潜质,但在平等的条件下容易被遮蔽,为避免堕落,需要唤醒自己的崇高与伟大。

三、社会制约权力

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为了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继洛克、孟德斯鸠以来,制约权力成为政治哲学所要讨论的主题。有研究者指出,托克维尔不但接受了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

当代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托克维尔也强调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和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互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众来行使。他强调如下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独立的报纸、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律师、政治社团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其他团体,不仅包括‘同业公司和制造公司’,也包括成千上万的其他种类的社团——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涉及面广泛的还是有限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识到民主的体制与多元的社会政体具有亲和性的人之一。他是完全正确的。”[8]220对此,John Keane也认为,“托克维尔所说的社会,具有一只独立的眼,监督着国家,使之不会沦为专制”[8]221。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托克维尔接受了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而且看到了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制约的缺陷,“因此,为了有效地制约国家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政治领域,而必须在其以外寻找力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社会进入了托克维尔的视野”[9],从而认为托克维尔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

对这种有关托克维尔“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学者Dana Villa提出了质疑。在《托克维尔与公民社会》一文中,Dana Villa以托克维尔的“社团”或结社为例,对新托克维尔主义者所理解并流行于美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那些理论家们既误解了托克维尔自愿结社理论的本质,也误解了托克维尔在社会和政治之间区分的意义。他指出,托克维尔的“社团”或结社有3个层次:永久性的结社、政治性的结社、市民性的结社。其中永久性的结社是指地方合法建立的政治实体,例如城镇、城市和乡村以及其他地方性的政治行政和参与机构;政治性的结社是指一些个体为了特别的政治信仰或观点,或者为了获得某种具体的单一政治目的形成的自愿组织;市民性的结社不仅包括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而且包括数以万计的其他种类的社团宗教的和道德的,严肃的和轻浮的,涉及面广泛的和有限的,大型的和小型的,甚至还包括新闻和报纸。因此,Dana Villa认为,托克维尔那里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优先性”,“在美国,集中的政府不存在,公共—政治生活栖居于(在很大程度上)现在我们称之为社会生活的领域。而这就是《民主在美国》的伟大发现,也有利的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公民社会概念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更丰富、更具有政治性意义。”[7]223如此看来,Dana Villa并不认为以结社为中心内容的托克维尔公民社会思想在本质上是要制约政治权力,而是为了积极的展开公共政治生活。

四、新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指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6]8。那么,托克维尔到底有没有创建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如果有,这种“新的政治科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科学?学界对此判别不一。而对托克维尔“新的政治科学”性质的考察也成为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维·C·曼斯菲尔德在《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的论文中高度评价了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他(托克维尔)从未直接告诉读者什么是政治科学,现存的政治科学出了什么差错,以及为什么需要政治科学。不过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新政治科学就蕴藏在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里,抑或他著作的其他部分;也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他使新政治科学含蓄内敛、四处传播,而从未予以系统化的表述。”[4]86尽管哈维·C·曼斯菲尔德认为托克维尔没有对自己的政治科学予以系统化的阐释,“但并未阻止托克维尔接受亚里士多德分派给政治科学的双重角色:评判者和训练者——现在它们成为教化民主的两种方式”[4]87。哈维·C·曼斯菲尔德对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研究,把托克维尔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更多的是置于古典政治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在此基础上,哈维·C·曼斯菲尔德从自由主义的视角阐释了托克维尔新政治科学的组成部分:宗教、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权利、民情以及社会状态、彼此类似或与己类似的概念和对预言的运用,指出托克维尔以他的新政治科学对他之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部分改造,从而使自己的新政治科学充当了一种自由主义教育的角色。

德国学者赫尼斯指出,“当一位公认的伟大作者在他重要著作的前言中说一个新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时,他一定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的著作本身应当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4]113赫尼斯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中,人和公民的关系是核心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继承者,托克维尔又一次进行了反对公私分裂的这场特殊的西方战斗。他继承了经典政治科学的传统,并使用了该传统的方法进行战斗”[4]119。因此,赫尼斯指出,托克维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区分了他的政治科学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学,这种方式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式,“当我们忽视了托克维尔是以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思考政治学问题的这一事实时,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4]120。与哈维·C·曼斯菲尔德把托克维尔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同,赫尼斯把托克维尔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柏拉图传统,并指出一个位于柏拉图传统中的思想家比一个位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思想家要更为“让人激动”。在此基础上,赫尼斯指出托克维尔新政治科学的要义是一种“联盟”的艺术,以“告诉人们,在他们民主化之后,如何避免暴政和堕落”[4]130。

中国学者崇明立足于托克维尔的“政治人”身份展开了其政治关怀和新政治科学。崇明围绕民主、平等、政治、自由、公民等理念集中阐释了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从政治史的维度揭示了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要义:首先辩护民主的正当性和不可抗拒,同时揭示民主的深刻问题,其次是寻求通过政治巩固民主的正当性,解决民主的问题,并且表明在个人主义支配的非政治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生活仍然是公民应当欲求的生活[10]12。在此基础上,崇明强调,“托克维尔毕生所思考的是其时方兴未艾的民主社会对心灵和政治的影响,所关切的是通过政治解决民主的种种问题,所谋求的是在民主社会建立自由而强大的政制,所致力的是把民主社会的个体塑造成自由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10]11。

五、简要评论

综合看来,当前学界对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从价值层面来看,基本上确立了自由在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集中围绕着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培养合格的公民展开讨论。笔者丝毫不否认这是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中心内容,甚至贯穿了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始终。正如托克维尔本人所说,“我没有因袭的传统,没有派别之见,如果不是为了自由和人类尊严,我也根本没有什么事业。对此我确信不疑”[11]194。可以说,托克维尔把自由作为判断一个合格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准,“自由对于现代人犹如荣誉之于贵族。一个不自由的人……或者不努力争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12]60。

但是,这里或许有一个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忽视的问题:在托克维尔那里,谁将拥有自由?或者说,自由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在坚持民主原则的托克维尔那里,自由的主体是广大公民。那么,谁是公民?或者,公民的主体是谁?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在托克维尔那里“谁是公民”的问题似乎是不问自明,即公民就是西方现代社会中一贯所指的由早期市民转化而来的公民统称。而英美学界的托克维尔研究更是加强了这一判断。在笔者看来,未必如此。当我们回到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回到法国大革命,就会发现情况大不一样。

十七八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起先是君主与农民的联合使法国贵族阶层走向衰落,广大农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由民;尔后是君主和贵族特权的联合又使农民处于永久被宰制的地位,法国已经完全处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的压迫以及对贵族特权等级的憎恨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从而表现出与近邻英国的革命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保守力量最终达成妥协(“光荣革命”)完全不同历程和结果。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状况,广大人民普遍享有公民身份。如果说,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着意于现代法国的公民,那么在坚持平等原则的法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毫无疑问地将成为公民的主体部分。而这一点恰为当前的托克维尔研究所遮蔽。因此,笔者认为,在托克维尔那里,谁将拥有自由的问题可以转化为谁能成为公民的问题,而这在当前托克维尔研究中依然处于阙如状态。

此外,当前的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比较浓厚的“古典”气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纳入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范畴,二是把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归入古典自由主义的行列。在笔者看来,这种研究理路更多的是立足于晚近以来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问题意识,知识界的一种保守主义回潮的反应。这种保守主义回潮强调了回到现代社会的初期,回到前现代,以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性质、过去和未来。而身处现代之初的托克维尔,无疑充当了这种被阐释的对象。正如我们所知,与古典政治哲学家相比,托克维尔的思想语言显得更为朴素,更多地直接面向广大公民,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没有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透露出“秘而不宣”式的微言大义;与近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相比,托克维尔总是以一个“政治人”的身份为“人类的善”进行着政治实践和政治思考,因此他的政治思想没有像早期近现代政治哲学透露出过多的理性主义成分,而是显得更加具有实践性。因此,在笔者看来,当前学界在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研究中所透露出的“古典”气质,带有很强的英美思想传统的偏见,而忽视了托克维尔根植于法国思想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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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5.49

A

1671-4970(2011)04-0032-04

2011-03-24

杨泽章(1979—),男,湖南常德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