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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2011-08-15姜洁

关键词:儒学权威儒家

姜洁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徐州221116)

试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意义

姜洁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徐州221116)

从文化的视角阐述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并在批判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探求儒家新的发展道路,构建适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政治文化目标。

儒家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新儒家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社会规范的确立需要以一定的文化为支撑,任何社会类型成功的政治发展,都不能离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和氛围,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体现了人们特殊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并据此形成政治文化的导向机制,从而制约和引导社会政治生活走向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

一、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家。汉武帝时期,通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逐步成为统治阶级主导意识形态。从此之后,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就从未中断过,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有极大的影响。要探讨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探讨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中庸观念和明哲保身意识

《中庸》一书在中庸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庸》的核心主张就是让人们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走调和折衷的道路,通过个人对社会规范的服从,达到中立、中和的道德状态,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定。中庸思想倡导的和平、信义、人与社会的和谐理念,是一个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这些理念对调解、规范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使整个社会不至于因频繁动乱而消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经过长期的演变,衰变成了折衷主义的民族性格和保守从众的行为习惯。中国古代的民众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荼毒下,虽然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却抑制了创新思想、腐化了社会风气、延迟了社会发展。

(二)大一统思想

儒家思想从精神的层面把国人的思想导向了同质的状态,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同时也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强大的民族向心力。这种向心力的外在表现就是在秦汉时期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片面强调作为个体的个人必须服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强调整体的利益,而个体则在对整体权威的服从下失去自身的自由与权利。并且大一统的思想又与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而专制制度强调的是独裁统治,不能容忍有对立面的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大一统的思想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化异质文化和其他民族的人群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但是由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主导着官方和民间的思想状态,这间接束缚了多元文化的发展,甚至可能扼杀了多元政治文化的萌芽。大一统思想使中国的百姓对许多事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心态反映到政治领域,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

(三)君主民本思想

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君主民本思想。君主民本思想把政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系,二者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密不可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主张是尊君护主的,君主是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和化身而存在的,虽然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但重民不是民主,民本主义不是人本主义。它是把民众作为君主治国的基础,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维持统治者的统治,以至于儒学的“民本”思想始终没有转换出“民主”的理念。

(四)权威主义和等级制

基于对权威的认同,中国古代的人们对皇权无尚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充满期盼。集权式的专制制度使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国家、君主在政治上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无限的扩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权力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民众由于长期“人治”文化的浸蚀,加上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无法形成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反而对权力崇拜和顺从,缺乏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意识。在专制王权和家长权威的影响下,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

二、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政府行为的折衷主义倾向

历朝的统治者除了要保证其政治行为具有合法性,同时还必须关注其政治权威的有效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走“中庸调和”的路子,即利用政府行为的有限性来确保其权威的有效性不至受损,以加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中庸”的观念认为凡事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或者达不到这个限度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过犹不及”的精髓所在。“中庸”行事的目的是要实现“尊礼达仁”,实现个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等各个领域的理想和抱负。在政治管理领域坚持“中庸”的原则,就必须要承认权威行动的有限性。但是中庸思想既是观念形态上的一种认识问题的方式,是一种思维方法,又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行事做人的原则。对中庸哲学实用价值方面的片面强调,使它演变成传统中国人所特有的市侩哲学和滑头理论。

(二)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从来不乏举国家之力完成巨大工程的壮举。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以及四川成都的都江堰、秦陵兵马俑等等,这些巨大的国家工程,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没有国家政权的统一组织协调,是根本没有机会完成的。当代中国如三峡水电站的建立、抗洪救灾、汶川地震、奥运会成功举办,这一系列的大型工程也是因为有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组织协调。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心里历来就存在着向往大一统社会的思想,这种对大一统的向往,使得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三)政府行为中的威权主义

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个人要尊重和服从权威而不是奢望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心。这种文化讲求维持秩序的稳定和尊重官僚机构的权威,对仁慈的家长式权威以及开明专制的政治存在一种认同的心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取向逐渐成为中国执政集团的共识。但不同的是,权威主义在当代中国新的实践不再是一味的兜售意识形态,不再是对公民私域生活的监控和干预,不再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运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邓小平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精髓,即在保持一党领导权威和执政地位的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三、在批判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探求儒学新的发展道路

1978年随着大陆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儒学讨论会,儒学研究逐渐复兴。通过整合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探求儒学新的发展道路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儒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儒学发展的路径上,必须坚持从儒学的传统出发,把西学作为儒学得以开出新方向的必要前提,并且与生活相结合,反对书院儒学。几千年来,儒学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是被世人所认可的。无论是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还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方面,儒学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但是自从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现代、当代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西学的影响,所以儒学要想在当今社会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对西学进行吸收借鉴,在儒学的前提下对东西文化进行调和、折衷。儒学开展不能脱离生活,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直接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这个国家自己土生土长的精神,这种意识才是健康的、符合从公民到官方共同的意识。

(二)模式上的创新

研究者们提出的模式主要有:政治儒学模式、哲学儒学模式、生活儒学模式、知识儒学模式。政治儒学模式以牟宗三、蒋庆、蔡仁厚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将儒学发扬光大的主要路径在于政治,而儒学的理想也是使政治系统逐渐接纳并吸收儒学,从而达到以儒学改善政治的目的,所以儒学要更加“入世”,积极参与现代政治生活,力求建立现代儒学政制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哲学儒学模式以牟宗三、杜维明、郑家栋为代表,他们认为儒学必须提高自己的品质,在逻辑、范畴、概念等方面进行改造,这样才能在不过多反思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的张力过程中,渐显自身的批判力,在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过程中寻找儒学的生成和发展空间。生活儒学模式以霍韬晦、龚鹏程、余英时等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儒学的出路在于儒学的世俗化,儒学不可能再存在于国家建制中,儒学只有走向社会生活、走出书院,才能摆脱困境。知识儒学模式以贺麟、张君劢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儒学只有不断地完善充实才会显出新的气象,据此提出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既要包括理学、礼教以及诗教等传统的东西,也要吸收西方的哲学、宗教以及艺术方面的知识,中西合璧,开创儒学发展的新气象。

(三)儒学新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儒学与西学的关系。近百年来由于西学的引入,西方学术对儒家传统学说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过多地将“西方的内容”强加给儒学,使儒学离自身的原初追求愈来愈远而反被误读和肢解。这样儒学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如何处理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要为儒学未来发展的确立新的方向,就必须对以往开展儒学发展方向的工作进行检讨。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如何定义西学对儒学发展的作用?如何才能使西学在实质上帮助儒学成长,而不仅仅是只停留在现在的观念层面的框架搭建以及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指认。

其次,是儒学的两个走向,即多极化走向与基本走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儒学研究开展方向呈现多极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儒学本身的发展要求确实需要多角度的走向;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不管儒学开展走向哪里,最终都必须是对儒学开展的新方向、对儒学基本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对儒学的价值得以实现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这样,就有必要对不同的儒学开展方向给予规定,而不能因为开展方向的多极化而使得彼此背道而驰、互不理睬,最后因为发展方向的多极化而各怀打算,各方在内讧中消解儒学的生命。

第三,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所谓学术儒学的立场,就是要让儒学的发展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不为强权所迫,不趋势媚俗,坚持话语的自主性;就是让儒学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心,以儒士情怀关注社会众生的利益;就是要彰显儒家学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帮助提升整个社会的品质。在儒学开展的新方向上,应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而不应屈从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压力,做出有违学术良心的事。儒学在历史上曾被用心险恶之人利用、歪曲,甚至有人曾将儒学导向政治化,这既是对儒家学说的一种践踏,也曾经给儒家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在儒学开展新方向上必须要坚持学术儒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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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JIANG Ji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It explores a new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on the basis of criticism.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political development;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D61

A

1009-8976(2011)02-0018-03

2011-03-16

姜洁(1986—),女(汉),山东青岛,硕士主要研究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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