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孔发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安徽 滁州 239000）

历史文化对国民性的几点影响

邵孔发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安徽 滁州 239000）

我国历史上的家族社会结构，派生出伦理差序关系，影响波及后世熟人文化、人情文化和平均分配理念，造成对社会法律公正持怀疑态度。因为传统儒学文化具有显明的现世思想，社会缺乏神性宗教和神性敬畏，实用主义色彩浸染了民众心理。朝代不断地更替，国家心理被动。依赖文化传统，我国延续了悠久的历史文明，形成了民族多元化和思想包融性。认识历史文化对国民性影响之深远，有利于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理解当今社会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国民性之改变和未来社会的文化建构。

国民性格；亲亲伦理；现世思想；文化传统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格，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历史文化铸就国民性，国民性反过来影响历史文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式，两者交错影响，相互作用。我国历史文化对国民性长期产生多方面深刻的影响，略述几点。

1 家族结构与亲亲伦理

1.1 家族结构

今天看来，小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从历史看，大家族是社会长城的砖石，家庭是烧结成砖的土粒。“天高皇帝远，很少朝代的君主们能够保护到社会基层、偏僻乡村的每一位民众。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自己有用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家族，与自己终身发生主要生活关系的是家庭和宗族成员。习惯上直到今天，在申报户籍、填写重要人事性质表格信息时，还须一一介绍家庭主要成员及其社会关系。民众自身安全系族众、教育在私塾、婚姻由包办、分家看父母，诉讼听宗法、养老送终有儿孙，人生的大部分问题是在家庭或宗族内部解决处理的。国家是民众体会不深的一个抽象模糊概念。国家及官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许多朝代也是利用宗法以及连坐和保甲。

1.2 伦理差序

宗法社会人际关系是差等有序的。费孝通说：“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孟子·尽心上》载，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认为，舜做了天子，不能用对待其他国民一样的态度去对待杀了人的父亲，孝情可以让父亲逃避法律制裁。《孟子·万章上》又载，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在弟则封之？”曰：“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道德标准及衡量是分远近亲疏，因人而异的。在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1.3 大同兼爱

孔子针对亲亲伦理的狭隘性提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墨子针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提倡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孙中山继承儒家大同理想、墨家兼爱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精神，针对推翻封建统治后的军阀割据，提出天下为公、博爱。三者皆脱离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带有超前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反对墨家的 “爱无差等”。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其实，儒家大同理想，也无法推动；墨家的兼爱，只是战国百家争鸣一个重要学术思想而已。宗法社会决定了大同理想与兼爱思想不可能真正实行。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相统一，亲亲伦理与家族结构是一致的，宗法社会国人一直以此作为真正奉行并实践的伦理。

1.4 亲亲伦理的影响

第一、无法完全摆脱的熟人文化和感情用事。拉关系，走后门，不托人办不成事；看人办事，论人兑汤；公事私办，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习惯。除非拥有完善的法制，人人事事都纳入法治范围；可是任何法律制度都是靠人去执行的，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破解的中国式难题。依法办事习惯的养成，恐怕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过程长短，决定于社会民主监督的有效程度。

第二、欲望膨胀。如果说在宗法社会，由于血缘宗法约束、理学教化，人的私利的欲望有所自束的话，随着宗法社会消亡，家族成员完全社会化后，则会有道德失控，欲望的恶性膨胀释放。小农经济信奉自劳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后小农经济社会存在的不劳而获现象，他人能够拥有巨额财富的刺激，打破小农经济的信仰和清贫生活的心理秩序，点燃对于财富的欲望。小农经济自为主义的潜意识经官本位、金钱本位因素发酵，部分既得利益者在社会化公有条件下，无节制过度消费公权，大肆挥霍公财，贪敛外财、浮财，造成公权毒化，社会财富靡费，须要新的道德法律体系有效规范制约。

第三，平均分配理念。家庭子女长大就得分家，包括土地、耕牛、水源、房屋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料。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对子女的分家力求平均，是减少家庭矛盾的法宝。家产分好了，门户才能平稳发展。天子和帝王的分家，秦以前的封国和秦以后的封王，也按例如此。“不患贫而患不均”，久之，养成了平均主义思想。“均贫富、均田地”成为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平均主义思维习惯、财富的传统分配理念，养成民众对贫富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抱有本能反感愤怒非理性情绪，难以容忍社会财富巨额增长，却只有小部分人得益的情况。分配决定稳定，稳定决定发展，发展决定繁荣。稳定发展就是最快发展。宏观分配严重失衡，是发展稳定和谐的结构隐患，处理好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是“历史的规定”、历史的基本经验。

第四，对社会法律公正的怀疑。古代社会的维系，一靠道德，长期的民众教化，人们习惯于儒家文化道德体系的认同，道德成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二靠宗法，缺乏神性敬畏的古代社会，对宗法有很强的依赖性。宗法评判是以族人绝对相信服从长老公正为前提支撑的。宗族以宗法为法，长老行使执法权，司法与原告、被告三方皆有血缘关系，必须“一碗水端平”，否则宗族不能维系。而对于社会法律的看法，古云：“衙门自古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则显露出公正性怀疑，导致不相信社会法律评判，不习惯法律服从，人与法律制度易形成心理对立，法律受到挑战，培养对于社会法律的敬畏任务艰巨。

2 儒学文化与现世思想

2.1 不敬鬼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源之一，对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外，创造出一个影响世界的宗教？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宗教文化作为精神生活之途径，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作为社会人际关系之要义，儒学文化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古代农业生产与水土天候阴阳五行密切相关，与神关系不大，故先民敬天而不敬神。儒学是否是宗教，有争议。肯定儒学是一种宗教的人，也承认儒教是道德宗教、人文教。民众造圣贤而不造神灵，孔子是人，不是宗教神，他得到的封号是“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敬天，自己就不信神，“敬鬼神而远之”。道教敬奉的太上老君神，延请道家哲学创始人李耳担任，神格被人格化。民以食为天，宗教情绪较薄。小农经济务实，先天性缺乏创造神性宗教、神学文化基础。中国文化从未产生过真正敬神精神、酒神精神，具有唯物主义色彩，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文化。

2.2 现世思想的影响

第一，实用主义。关于典籍，与宗教的《圣经》、《古兰经》、《大藏经》之专注于精神信仰寄托著作不同，五经皆备于我，《易》为占卦之学，《书》汇上古文件事迹，《诗》乃采风施政，《礼》定礼仪制度，《春秋》记鲁国历史，无不为用之作。关于神灵，民众有求于神时，“临时抱佛脚”。“祭神如神在”，不是内心真正信仰。孟子论人性，说人生来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惟独没有提到对于神的敬畏之心。百姓所敬的神，皆因生产生活需要，而非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并不热烈者也。”（《周作人回忆录·日本管窥》）关于祭祀，《礼记·郊特牲》曰：“坂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乃求风调雨顺，谷熟年丰。腊祭祭百神，没有一种统辖一切的神灵。敬奉福禄寿星的目的明确。敬奉文圣孔子是为封建教化，夫子庙祭拜且具企求文举的功能。敬奉武圣关公，是为宣扬忠义，后来还是有人额外要求关公保佑自己发财。海域渔业生产敬奉妈祖。木工敬奉鲁班。民众不信神、不敬神，最高封建统治者就不能说自己是神话中“玉帝”的儿子，也不能如基督教说成圣子，只好抽象地把自己说成是“天子”，发动帮闲文人极力附会自己出生的神话。但帝王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是谁，是怎么得到政权的，清楚民众是敢“背后骂皇帝”的。宗教与神权，政权中的帝威双重缺失。

第二，缺乏神性敬畏。宗教文化的缺位，敬畏之心的缺失，汉文化中作为神性宗教替代物的灵魂不灭、祖先崇拜观逐步淡化。此情境下，道德崇拜力量须特别强大，方可维系人的精神家园；否则会造成一切皆无所顾忌，不怕报应，不信庇佑，谋取利益不择手段，不受良心的约束，少忏悔精神。

3 朝代更替与文化传统

3.1 朝代更替

“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往不是一个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时序而言，中国历史是由历朝历代连缀而成的，五帝开始、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以降至清，长达数千年。部落联盟、奴隶制、封建制、郡县制国家不断建立和消失，构成一个个朝代和历史时期。从范围而论，国家的空间概念在民众心目中是天下、帝王的家。天下在不同时期属于不同朝代。天下不变，朝代的疆域人口不断变化。天下范围的王朝可以是一个，也可以同时是多个。朝代与天下，短暂的过渡时期，国家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常常无法统一起来。天下一直存在，而朝代不断更替，“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形成分合繁荣周期。朝代更替频繁，久之，民众对于朝代更替习以为常，只求过好自己的日子，谁做皇帝都一样，赋税徭役繁重。没有不变的朝代，只有不变的生活，民众更多地关注自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如同桃花源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古代社会民众爱自己的国，具体是忠君、爱自己的朝代；而朝代更替，往往使自给自足的稳定生活落空；故民众的爱国，最终只能落实到爱自己的家庭宗族、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和传承的文化。

3.2 更替方法

朝代更替常通过革命、入侵、政变、起义诸手段。其一如商、周；其二如战国、三国、元、清；其三如唐、宋；其四如汉、明。通过诸手段得政权，带有争取的色彩。“打江山，坐天下”是法理依据。新王朝的建国之人曰开国之君。新王朝频繁建立，可以克服社会停滞腐朽，促进社会不断变化进步；带来的恶果是后人有理由采取同样的手段夺取这属于公有的天下，建立新的朝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礼记》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中期，《大学》篇提出民众修养道德建功立业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治国，战国时期乃指治理某一诸侯国，而那周朝天下，是各方诸侯国君都可以争取的公有物，对于公有天下的争取，即平天下，所谓逐鹿中原。这种争取贯穿从上古至清季的整个中华历史全过程。《大学》篇提出平天下的方法在于“明明德”，恢复周礼。然而史实是多以诸手段解决问题。诚然，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新朝又借鉴历史，大体承袭旧朝文化，加以适当改良，继续保持社会发展。

3.3 文化统绪

以汉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华夏国家，特质是一个文化上的国家。国家地域的扩减、行政的伸缩，是动态变化的，以文化覆盖为依据。文化内涵与传统传承不绝。文化跨越时空，具有超越性、流动性、包融性。从血统看：民众家庭内对父母的孝顺、对宗族宗法及长老的遵从、祖先崇拜祭祀、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合众姓氏众民族为一统。从汉字看：甲骨文、铭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不同历史时期，书写工具和字体发生变化，意象文字的功能始终不变，为汉字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从学统看：儒家孔孟之学、汉儒之学、宋明理学、新儒学一脉相承。道家杨朱哲学、老庄之学、魏晋玄学、道教继承。从典籍看：《十三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历代累积。从传承教育方式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家学、宗族私塾、国家科举，规模代扩，学风绵盛。从融合看：汉民族图腾龙凤，是他地域他民族猪、蛇、牛、虎、鹰、鱼等动物图腾的意象综合，汉民族本身就是许多民族融合的复合型民族。佛教的传入，与儒道合流，逐步汉化、世俗化，产生了汉化佛教。宋明理学已不是先秦儒学，其间有了佛教的影响。宋、明遗民反抗过蒙、满统治，最终通过元、清新君对汉文化的认同，建立了汉化新朝。华夏国统的延续，在文化的传承力量，国统伴随文化的存在而存在。文化的辐射作用于人的精神思想，文化上的国是形而上的，建立在一种文化体系基础上的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3.4 朝代更替与文化传统的影响

第一，国家心理被动。周作人先生在《苦茶随笔·日本管窥》里说：“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览，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 ，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希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是维系日本国统的根本。我国秦始皇帝也曾作过这种设想，可惜不果，二世而终。由于地缘不同，我国历史没有这么幸运，朝代更替、皇位继承变换，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也是至深且大的。我国封建社会，国与帝密切相关，有国必有帝，有帝需有国，国与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国与帝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国作为依附，朝代更替、皇位继承问题不能解决，国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则不能不削弱。华夏国统不是依赖日本式的帝统，而是依赖文化传统的平台与支撑，故中国历史强化文化及圣贤，帝王也祭孔。

第二，民众性格既保守又革命。民众希望自给自足圆成的小农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稳定久长。对于一个朝代末期的腐朽残暴统治，又希望快速革新，甚至愿意“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其保守态度与革命激烈均达到极高程度，趋于极端。当民众愿意保持既有生活状态时，发动民众改变这一状态很难；当民众自发性义事兴起时，阻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保守态度与革命精神既矛盾又统一，古代中国历史就在这区间游移，在这保守与革命的民性中周而复始地螺旋式发展。

第三，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思想的包融性。在中国，某一民族的图腾崇拜，信仰的神，被他民族文化消解融合，很难形成众多民族信仰的唯一的宗教神。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的创造了自己民族英雄史诗，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太过丰富的包融性汉民族历史文化，难以一部史诗容纳，故汉民族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史诗。这种多元性包融的开放文化，没有宗教精神束缚，民众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容易做到和合，促进融合和经济发展。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历次社会剧烈变革后，恢复稳定繁荣的方法，便是向文化传统回归。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便在这文化的根源与依据。

4 结语

亲亲伦理、现世思想与文化传统，留给当代诸多历史遗产，需要今人加以处理解决。现代工业信息化社会，家族社会结构早经解体，民众科学文化知识已超越神性崇拜，如耶教的“灵魂升天”、佛教的“轮回”，文化传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历史文化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加快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是要求社会行政权力拥有高尚的公平的精神力量，以保证民众的高度信任。二是社会司法权力的相对独立，以保证民众认可司法公正。三是保护传统文化，保持文化传统延续；防止外来文化化，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以保证民众及社会心理凝聚。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的国家心理素质。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SOME EFFECTS ON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SHAOKong-fa
（Chuzhou Career Education Institute,Chu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uzhou Anhui 239000）

The family history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hip derived ethics,influenced and spread later acquaintances culture, human culture and equal concept of social law and justice, causing suspicion.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has manifested the mundane thought,social lack of divine religions and divine fear,pragmatism inoculated the public psychology.With dynasties continuing,national psychology was passive.Rely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China lasted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formed the national diversity and thoughts with package.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national far-reaching influence is good for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inherits and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blems,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social change and future.

national character;kiss ethics;temporal ideological;traditional culture

C912.4

：A

：1672－2868（2011）02－0111－05

责任编辑：陈 凤

2010-12-29

邵孔发（1954-）,男，安徽全椒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