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璨

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崔 璨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其翻译代表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版即大受欢迎。译者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在语言形式、写作手法和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着力向目的语文化和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遵守目的语文化伦理价值观。归化式翻译增强了该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

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归化式翻译

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常存在差异，翻译中如何对待二者之间的差异，取决于译者的选择。德国早期思想家施莱尔马赫认为，一种选择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选择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将施莱尔马赫的第一种选择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施莱尔马赫的第二种选择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2］。归化法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遵守目的语伦理价值观。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中国人历来对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引以为荣。近代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政治上均落后于、受制于西方列强，但当时的很多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提倡西学的进步人士都依然坚信，西方列强的强盛仅限于“船坚炮利”，在文化上，西方列强是远不如中国的。当时翻译外国小说的中国译者们都倾向于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中国文学模式、服务中国现实社会，在翻译过程中都倾向于采用归化式策略。孙致礼曾撰文指出，晚清时期，小说翻译被视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译者从事小说翻译，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属于归化翻译的范畴［3］。

林纾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与翻译的结缘，缘于其翻译的法国小仲马的小说La Dame aux Camelias。该书取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以下简称林译《茶花女》），1898年首次出版，立即产生出乎译者意料的轰动效应，“《巴黎茶花女遗事》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4］、“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5］等形象说明了林译《茶花女》在当时中国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林译《茶花女》在中国开创了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先河，并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林纾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润，也目睹了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屈辱，更亲身感受到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虽也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更强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之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译者一样，林纾在翻译《茶花女》过程中，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亦或是在伦理价值观上，均采用了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利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一、语言形式上的归化

由于中国读者在历史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和法国均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方便中国读者阅读理解译文、有效了解法国，林译《茶花女》在语言形式上常采用中国传统的字词、句法和修辞方法。

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作中的西方式新词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常用符合中国语言规范和习惯的词对之加以换译。如在林纾所处的时代，“星期”一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较为陌生。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初以昼夜更替、季节变换安排作息，后来以岁令、年节调节劳逸，其中较有规律的短期休息制度是放旬假，即每十天为一个休假日，但并不普遍实行。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大量进入并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按照本国习俗，在星期天休息娱乐，中国开始有少数人对“星期”一词有所了解，但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这一新词。于是，林译《茶花女》对于原文中多次出现的“semaine”（星期）一词，尽量避免使用，而用“二十有一日矣”、“间八日”等加以转化。

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语言习惯和阅读习惯。如原文中有一段描写马克外貌的文字。王振孙的译文是：“她身材颀长苗条稍许过了点分，可她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稍花些功夫，就把这种造化的疏忽给掩饰过去了。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的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藏手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做得十分精巧，因此无论用什么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都是无可指摘的。”［7］而林纾的译文是：“马克长身玉立，御长裙，仙仙然描画不能肖，虽欲故状其丑，亦莫知为辞。修眉媚眼，脸犹朝霞，发黑如漆覆额，而仰盘于顶上，结为巨髻。”［8］原著中的“开司米大披肩”、“镶着宽边的绸裙”、“厚厚的暖手笼”这些为法国读者所熟悉、对于中国读者却比较陌生的“洋货”在林译中一概不见，只保留了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长裙”一词和笼统的一句“仙仙然描画不能肖”，译者这样处理的目的显然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语言接受能力而有意为之。又如从书名翻译来看，小仲马原小说名为La Dame aux Camelias，只有“茶花女”之意，林译采用《巴黎茶花女遗事》，“遗事”二字透露出该故事为某人生前之事，引发读者悬念。这样的书名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小说的惯常做法，能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在翻译小说中人物姓名时，译者将小说中人物的人名以中国化方式处置，简略其中的部分音节，采用易上口的两个字的名字，将女主人公Marguerite Gautier译为马克（后来译者一般将之译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将男主人公Armand Duval译为亚猛 （后来译者一般将之译为阿尔芒·迪瓦尔）。其他名字的处理如孟唐、博浪等均为两字，简单易记。汉化的名字会拉近国人读者与西洋小说中人物的距离，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林译《茶花女》还使用了很多极富中国特色的对仗句式。由于英汉语的差异以及对仗表达形式方面的限制，译文中大部分的对仗是通过林纾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加工而改造出来的。如马克对亚猛说起配唐这样的朋友：“晓来则乞昨夜之花，晚来则索午余之食”［8］，小仲马的原文按字面意思翻译应该是“我们头一天晚上的花束第二天是她们的，我们的克什米尔披肩她们可以借用。”林纾译文中的上半句为原文所有之意，后半句则是译者为了形式上的对仗而进行的创造。又如原文中普律当丝向阿尔芒解释玛格丽特的心理时说的一段话，夏康农和王振孙分别译为“再则，女子们有时可以让人欺弄她们的爱情，可是决不肯让人伤了她们的体面”［9］；“再说女人们有时候能容忍别人在爱情上欺骗她们，但决不允许别人伤害她们的自尊心”［7］。林纾则为“（大凡妇人性质绝抗），绐之以非理则甘，折之以大义则拂”［8］。显然，林纾的对仗句式更符合中国传统的语言规范、文学规范和“美文”标准，更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认可和喜爱。

二、写作手法上的归化

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写作手法上的差异，当时的中国读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还较为陌生和排斥，为了使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标准和阅读习惯，更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理解，林译《茶花女》采用了归化式增补策略，在译文中增补了许多中国式的注释性、解释性说明。如在林纾之前的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惯于使用全知人称，这样写作便于言说者对发生的事情给予评判以及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小仲马原作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如果照此直接翻译，可能会给译语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的阅读，避免中国读者对文中所言感到迷惑不解，林译《茶花女》开篇就增加了解释性说明“小仲马曰”，以提醒中国读者。又如中国传统小说一般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而西方小说则时常有一些倒叙、插叙和补充说明。为了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林译《茶花女》也对原作的这些写作手法提供了解释性说明。小仲马原作采用倒叙的写作手法，这种写作手法对于那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尚且陌生，为了使读者保持清晰的思维，不至于将上文所述与下文之倒叙的内容相混淆，译者在翻译时特意添加了“以下为亚猛语：亚猛曰：余一日在巴黎……”［8］从而提示读者下面的文字是亚猛在回想过去之事。

西方小说重细节描写，对于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描写着墨较多，而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以情节连贯的故事性见长，擅长用人物的语言行动来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重曲折离奇的情节描写，而轻环境、人物肖像及心理描写。翻译中对于原文的细节描写如果全部译出，会使译文显得拖沓冗长，进而影响到中国读者的接受。于是，林译《茶花女》采用了归化式删减策略，对原文中许多关于环境、人物肖像、心理的细节描写进行了中国式的删减。如在小说开篇部分描述马克住所时，原作对有关家居摆设的描写很是细致，有提到布尔制作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雕塑、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等等物品，而林译中只见寥寥数语：“唯见其中瓷器锦绘，下至玩弄之物，匪所不备。”［8］译者刻意保留了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物品“瓷器锦绘”，用概括性的语言将原文的细节描写一笔带过。归化式删减策略使得林译《茶花女》很好地迎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

三、伦理价值观上的归化

林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信奉的是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因此，他在翻译《茶花女》的过程中，每当遇到伦理价值观方面的内容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归化式策略，将西方的伦理价值观纳入到中国的伦理价值观之内。林译《茶花女》在伦理价值观上的归化式策略主要包括增译、删减和改写等手法。

如法兰西民族一向以热情著称，喜好浪漫风雅，而近代的中华民族则较为传统，讲求含蓄。在小仲马所生活的时代，法国男女之间的交往愈益自由，像“举皓腕，余即而亲之”［8］的举动，必然为崇尚和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读者所反感、厌恶和排斥。为了消除中国读者的误解，林译《茶花女》在描述了马克和亚猛这一见面礼后用括号的形式增加了说明：“此西俗男女相见之礼也”［8］。意在阐明，原文主人公的这一举动是西方社会男女相见的正常礼仪，而不是国人所理解的“非礼”。这一归化式增译，既有助于中国读者正确理解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了解西方社会的生活观念和礼仪礼节，又有助于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

又如小仲马在《茶花女》篇中有一段关于妓女的描述，但在林译中这部分却被省略了。究其原因，可能是林纾考虑到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以及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再如，当亚猛听到马克向他暗示要用自己出卖肉体的钱和他一起到乡间去消夏后，下文如果严格照译，译文按照字面传译过来应该是：“听到‘好处’这两个字我不禁脸红了，我想起了玛侬·莱斯科和德·格里欧两人一起把B先生当作冤大头的事。”［7］而林纾的译文却是这样的：“余闻言怒形于色，因忆漫郎与德习恺尔诓他人腰缠，为男女行乐之地，丑行贻在人口，余岂屑之。 ”［8］显然，林译中“丑行贻在人口，余岂屑之”是原文字面没有之意。这一归化式改写，明示了亚猛对于马克“出卖肉体的钱”的鄙夷，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殊途而同归。

由于林纾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尚处于边缘地位，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洋文学，并帮助中国读者阅读理解这部小说，林译《茶花女》在语言形式、文化习俗和伦理价值观等方面归化式翻译策略的使用，大大增加了译作的可读性，增强了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对于后世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Lefevere A.Translati 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2]Venuti L.The Translat or Invisibilit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3]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4]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5]严复集（2）[G].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7]王振孙.茶花女[G].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8]林纾，王寿昌.巴黎茶花女遗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夏康农.茶花女[M].上海：知行书局，1936.

H159

A

1673-1999（2011）09-0116-03

崔璨（1991-），安徽合肥人，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08级学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2011-01-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林纾翻译研究”（2010HGXJ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