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俊

人道还是宗教
——现代犹太裔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弗洛姆对宗教的解构

徐 俊

传统宗教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权威来压抑人性，但这种观念有违人道，是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以犹太人的命运为例，从他们的宗教与苦难现实之间的矛盾入手，以犹太裔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弗洛姆的理论为方法论，分析了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以及人本宗教和权威宗教的区别，以此来消解宗教的神秘性，并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解构。

弗洛伊德；弗洛姆；宗教；人道

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率军攻打耶路撒冷城，起初犹太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18个月之后，城池被敌军攻陷，犹大国宣告灭亡。这对犹太人来说可谓是真正的灾难，巴比伦大军不仅将城内洗劫一空，而且焚烧圣殿，捣毁城墙，并对城内居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对此，《耶利米哀歌》中有着详尽的描述：“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耶利米哀歌》）“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利米哀歌》）面对这样的惨象，使一向自诩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无法理解，他们不禁痛苦地向上帝发问：“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把以色列的角全然砍断。”（《耶利米哀歌》）他们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犹太人是一个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核心的民族，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而且早在犹太的先祖亚伯拉罕时期，上帝就曾与之立约，承诺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作多国的父”，并将“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创世纪》）但是，这些祝愿只是犹太人单方面的设想，他们的选民意识也只是“一种天生的偏爱，一种自然的自尊方式。”［1］57这种独特的精神优越感并没有给弱小的犹太人带来任何现实的收益，并且还使其他民族感到厌烦，使犹太人进一步从周围的种族中分离出来。

放眼整个犹太历史，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苦难史。公元70年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驱散至世界各地，从此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受尽了欺辱与磨难。尽管犹太民族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当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时，还是会引起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思的。

曾经有学者将宗教中的这种利益平衡关系形容为一架“信仰的天平”，在这座天平上“上帝的允诺和有效的供奉”分列两端，没有灾难时天平自然保持平稳，但当“常态一旦被极端事件所打破，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信心就必然会随之瓦解。”［2］90所以在以崇拜上帝为主要基调的《圣经》中，也难免会出现约伯式的呐喊。

为何忠于上帝的犹太人多少个世纪以来没有自己的家园？为何坚定的信仰最后换来的却是苦难与屠杀？犹太教的设立并不能给本民族带来现实的利益，先人传下的信仰成了自己受难的元凶。这种宗教和民族命运的矛盾其实也是宗教和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存在很久，并且对此犹太民族内部各有各的看法。本文以犹太裔理论家弗洛伊德、弗洛姆为例，来探讨在新时代的理论关照下犹太心理学家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以及在人道和神道相冲突之时，现代心理学理论对二者的取舍。

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传统宗教进行了解构。他认为，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命运或文明戒律的恐惧和焦虑。在原始社会时期，当人们面对神秘而未知的大自然时，难免会感到不安和自身的孱弱。这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归到童年时的经验，去寻求一位伟大的父亲的保护。于是宗教便应之产生了。而神正是这位伟大的父亲的化身，他无所不能，将人类从残酷的大自然中解救出来，使处于无助状态中的人们的心里感到慰藉。“他对上帝的爱和他被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的基础。他用这些爱武装自己，以防备外部世界和他的人类环境中的各种危险。”［3］197后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慢慢从自然的威胁中走了出来，但这种恐惧和焦虑仍然存在，他们感到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以及对文明戒律约束人本能的不满。因此宗教依然存在，不幸命运的人们在宗教中可以为自己找到出路——彼岸世界的幸福，对现实规则不满的人们可以在宗教中找到安慰自己的借口——还存在着更高的准则即神的准则。对于这样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弗洛伊德是这样表述的：宗教是“幻想，人类最古老、最强烈和最急迫的愿望的满足。”［4］26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有缺陷的，即当人们沉浸于宗教中的上帝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与现实的联系，由此，宗教也演变成了一种自我欺骗和逃避，成为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替代品。宗教将愿望的实现寄托于神灵，将目标的达成归功于虚无缥缈的上帝，希冀来世的幸福能缓解今世的痛苦，它将人们引下现实的道路，引至上帝的面前，它虽使人的精神得到了满足，但却让人走到了最重要的现实生活的反面。

并且，宗教既然要求以全心全意爱上帝为第一准则，那么相较之下，对人的重视就在对上帝崇拜的呼声中越变越小。“道德与宗教、信仰与爱，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谁只要爱上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一切失去了兴趣。 ”［5］800因此，《圣经》中才会有了亚伯拉罕献子以表信仰的一幕。“人愈是宗教化，他也就愈加剥夺了他自己的人性。 ”［6］367

总之，弗洛伊德揭示了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他以人为出发点，从心理学的角度，在现实的立场上对宗教至上的观念进行了否定。

相较于弗洛伊德，犹太学者弗洛姆对宗教进行了更加激进的阐释。他通过《圣经》的文本细读，对传统的解释进行了颠覆，认为《圣经》是一部人类逐渐摆脱上帝的控制并且慢慢走向独立的历史。弗洛姆从创世纪开始入手，认为禁果事件可看成是人独立反抗的开端，人并非因犯错而被上帝赶出了这片乐土，而是为了追求自由与独立主动从上帝的“园子”中逃脱了出来，并在之后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天地。但真正使上帝和人的关系发生改变的是在诺亚与上帝立约之后，这在人神关系的发展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以彩虹为象征，与诺亚及其子孙立约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创世纪》）至此，人神关系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后，上帝也要被约所束缚，而不能再像创世纪之初那样，随心所欲地在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利。上帝只能按照约上所规定的，只有当人类违反契约作恶时，才可以将人灭绝。从此以后，人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上帝不再控制历史，而只是一个宏观的引导者，他通过先知给予人启示，可是否听从上帝的旨意却是人自己的选择，上帝根据人的选择来实行惩罚或奖赏。所以，可以说是人自己创造历史，人在上帝的指引下，选择善的正确道路，警戒错误的和罪恶的事物，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起引导作用。“上帝干涉历史的进程吗？不。人被留给他自己并且创造他的历史；上帝通过做那些只有人为他自己做的事来予以帮助，而不是改变人的本性。”［7］32

弗洛姆的反宗教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姆认为，上帝并不像是传统的宗教描述的那样是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神圣力量，上帝体现的是人的经验，“人将他自己的激情和本质投向偶像……通过崇拜偶像，人崇拜他自己。”［7］43上帝是人对自身精华的提取，是人的本质的投射。人把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赋予了神，并把这种权利不断分解、或者扩大。于是，便有了山神、日神、生死之神等等。因此，神秘、不可知的上帝的身上是具有属于人的意义的。

在人和自己的本质相分离、将最好的部分拿出来塑成上帝后，人在完美的上帝面前，开始认为自己有罪、一无所有而且卑微，于是人开始崇拜上帝，并且向他祈求本属于自己的智慧和荣耀。此时的人“奴隶般地依赖于上帝，也使他自己变糟……他陷入了一种痛苦的两难境地：他越赞颂上帝，他就越空虚；他越空虚，他就越有罪恶感；而越觉得有罪，就越称赞上帝—也就越不能寻回他自己。 ”［7］40

弗洛姆对宗教的定义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体现了人的生存需求，反映了弗洛姆宗教理论的人本主义特性。并且，弗洛姆对人本主义宗教和权威宗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权威宗教的特点是以神为无上权威来压制人的宗教，它使人“屈服于一种超人的力量……不服从即是它的最主要的罪过。在屈服的行为中，他丧失了作为个体的独立和完整，但同时他获得了被令人敬畏的力量保护的感觉，似乎自己也成了它的一部分。 ”［7］23

与之相对，弗洛姆提出了人本主义宗教的主张，即以实现自我的力量和价值为中心。其信仰是“基于一个人的思想和感受的经验而产生的确定无疑的信念，”［7］31而不是盲从于权威的主张和意念。在人本主义的宗教中，人们更关心人的切身需求而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礼仪，他们更注重现实中的生活而非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宗教体验。它提出人“必须真实地认识他的局限和潜能”［7］31，将自身投身于与世界相交的实践中去。

总之，弗洛姆以人为根本，对《圣经》进行了新的阐释，他的人道主义观是以人的自由和独立为前提的，他对宗教进行否定，认为这是偶像崇拜的另一种方式，人应从它的控制中脱离出来。

综上所述，宗教和人道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而弗洛伊德、弗洛姆分别以自己的理论为根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对宗教进行了否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这在现代理论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宗教和人的发展也并非完全不相容，宗教虽不重视现世幸福，但它对于人的自由意志下的善恶选择还是定下了有益的标准的。宗教强调要克制人的欲望，服从上帝的戒律，虽然这些要求有时过于约束了人的行为，但是，他的这种弘扬理性的精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约翰·希克.理性与信仰：宗教多元论诸问题[M].何光沪，陈志华，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高觉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弗洛伊德.一个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M].严志军，张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G].荣振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汉斯·昆.上帝存在吗[M].孙向晨，译.香港：道风书社，2003.

[7]埃·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M].孙向晨，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B985

A

1673-1999（2011）09-0048-02

徐俊（1986-），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0）文学院圣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01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