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巍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现代文明藩篱中的诗意栖居
——解析迟子建小说创作的生态情怀

李敬巍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在中国当代生态作家群中，迟子建是一位自在的生态写手。她从未明确标榜自己的作品是现代生态意识下的指导之作，特殊的童年生境令她对现代文明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抗拒，这成为其作品生态气质建构的泉源。对现代城市文明及现代人思想价值取向的摹写传达了迟子建对于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派生的现代文明的质疑，而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重构之上的“皈依自然观”，以及作为大自然符号的动物的生态关照则向我们昭示了作家对于大自然灵性的一种特有的生态感悟。迟子建以其特有的生态创作内涵完成了现代文明之上的诗意栖居，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生态情怀。

现代文明；诗意栖居；生态情怀

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曾说：“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一个文学艺术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取的。”［1］对于迟子建而言，黑龙江漠河县的北极村特有的原始生态背景便成为她作品中生态情怀建构的重要来源。那里拥有着我国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好的自然胜境：广袤浩淼的黑龙江、苍茫无际的大森林、奇异神秘的北极光以及一望无垠的冰雪世界，这些深深地影响了迟子建的生活，令她一生与自然为伍，更用自然交给她的生命语言抒写了一幅幅彰显自然生命意识的生态图画。这种自然生态情结一直延续至她成年后被迫跟随父母返回哈尔滨的城市生活之中。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天然抗拒让她对喧嚣的都市心生厌恶，更勾起她对童年故乡自然纯朴的渴慕，这种对于自然的发乎内心意识的情结久而久之便幻化为了一种自觉的生态写作。迟子建说：“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2］在迟子建看来，大自然即是生命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之间并非我物与他物的异己关系，而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共融。无疑，这是一种根基深厚的生态自然观，它与传统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哲理不谋而合。这种天然造就的生态自然观更令迟子建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显露出了较为强烈的现代文明批判意识，另一方面更在现实的基础上为我们搭建了一座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了一种动人的生态情怀。

一、对现代文明的质疑

（一）污浊的现代城市文明

迟子建崇尚自然，这与她早年的大兴安岭生活经历不无关联。当成年之后的她被迫定居哈尔滨时，她自认为更多体会到的是“城市馄饨的烟云、狭窄而流俗的街道、人与人之间的争吵、背信弃义乃至互相唾弃”，在迟子建看来，“那种人、情、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似乎逃之夭夭了”。［3］伴随城市化进程而生的尽是人性欲望的膨胀以及人性的扭曲，人类的城市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人性走向堕落的过程，这一主题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多处呈现。

《晨钟响彻黄昏》所昭示的正是现代城市文明所带来的祸患。遁入城市中的每一个现代人都同时充当着祸患的施事者与受事者的双重身份。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宋加文、菠萝、还是刘天园都是城市中的迷途羔羊，都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茫茫然无所适从。刘天园的一席肺腑之言道尽了城市中人文明背景下的无奈与复归自然的向往，“我们都是黑夜中的人。没有月光、星光，没有树影、鸟啼，有的只是暗夜行路的人屡屡相撞的声音和人心底深深隐藏着的对光明的渴望”。［4］因此，菠萝梦境中的晨钟从天而降的场景，即表征着笼罩于城市阴霾之下的现代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渴慕。遗憾的是，晨钟响彻之时花瓣飞溅的美妙场景注定只能在梦中重现。钟声缭绕，而大自然的黄昏却渐行渐远。

搭建于现代工业文明之上的城市，在迟子建看来，更是人性罪恶的滋生地。迟子建笔下的乡村人在进入城市之后，无不因沾染城市的污浊而最终走向堕落。《热鸟》中的王丽红、《银盘》中的虎生，他们都遁着相同的足迹，即满怀憧憬地从乡村步入城市的繁华，但最终又都因跌入城市的染缸无法自拔而最终变得俗不可耐、功利熏心。迟子建在自己的创作世界中注定要扮演一个逆风行者的角色，面对城市的污浊之气，迟子建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于乡村自然之境的偏爱，因此，她让刘伟（《芳草在沼泽中》）最终远离了城市公务员单一刻板的生活环境，暂时脱离城市回归乡村，但令人惋惜的是，他试图寻找的那块原本清新、美丽的芦苇湖竟也早已沾染了城市的污浊之气变得臭气熏天。作为鄂温克族的首位大学生，伊莲娜（《额尔古纳河右岸》）厌倦了城市的污浊之气，试图通过回归家乡重新呼吸到来自大自然的气息。但一个小小民族的清纯之气同样尚不足以抵挡来自现代文明的巨大浪潮的冲击，并最终被现代文明所吞噬。伊莲娜花费两年时间绘制的那幅妮浩萨满祈雨图，传达的即是她对于复归大自然的渴盼。而伊莲娜最终的自杀行为，则既表明她与污浊的现代城市文明抗衡到底的决心，更是对故乡的文明褪变唱出的一曲生命挽歌。

（二）扭曲的思想价值取向

商品经济浪潮是现代文明到来最为重要的推手，这场社会变迁令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上的富足，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物质上的获得完全是建构在人类对于自然毫无设限的暴力开掘之上的，这一过程使得社会原初时期人与自然之间所曾经搭建的和谐桥梁彻底断裂。而随着人类通往自然之路被斩断，人的整体世界观及思想价值观念亦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与自然界、人类自身与他人以及人类的物质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的传统关系全部在这场商品大潮的冲击下陷入坍塌。

《白银那》中的渔民们，面对百年不遇的鱼汛时，就像迎来了一场重大节日一样，沉睡已久的捕鱼激情顷刻间被焕发出来，生命力仿佛亦因这场渔汛的到来而获得重生。大家都操起捕鱼工具，浩浩荡荡地聚集在江边，准备用一场酣畅淋漓的捕捞重享捕鱼的乐趣，另一方面亦期待着通过捕鱼获得的收成让全家老小生活得更为富足。这场久违的渔汛在更多的渔民心中，更像是一次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人们完全沉醉于充满欢乐与期许的幻想之中。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商品大潮此时已悄然潜入他们身边某些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这令百年不遇的喜讯瞬间演变成了一场全村人的灾难。这场灾难的祸首即是村里食杂店的老板马占军夫妇。利益熏心的夫妇俩为了大发渔汛的横财，竟然合谋掐断了村里一条惟一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阻断了乡长与外界鱼贩子的联络途径。这样一来，村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鱼便会因鱼贩子这条惟一的销路的切断而大量滞留在自家手中，对尚无任何商业头脑的渔民来说，将滞留在手中的鱼腌制成咸鱼恐怕是惟一可以补偿他们经济损失的办法了。为了趁机牟取暴利，马占军夫妇在最短的时间内囤积了大量的食盐，并准备通过向村民们的倾销而大发横财。由于没有鱼贩子来收鱼，陷入信息孤岛的村民们便只好买他的盐。但令这对夫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食盐定价已完全超出了村民的购买能力所能承受的底线，人们亦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因此没人去买他们的高价盐。他们的奸商行为更引起了众怒，最终将马占军夫妇推向了包括乡长在内的所有人的对立面。面对乡长的劝说，他们无动于衷；甚至儿子为了女友及村民的利益绝食，也没有令其改变初衷。此时，无论是亲情还是邻里之情，在利益和金钱面前全部都败下阵来，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最终，当这场本该给全体村民带来福音的渔汛在视鱼如命的卡佳的葬礼以及父子断交、恋人分手、村民形同陌路的结局中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发现，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人们的生态信仰以及人文信仰已消失殆尽。迟子建通过对自然环境恶化引起的人类思想价值信仰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这一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传达了她基于生态信仰之上的人文诉求。我们不禁思索：现代商品经济这一时代环境的到来带给人们灵魂的深层影响和伤痛该如何抚平？利益诱惑之下人性本真的沦落又如何失而复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现代人思考的哲学命题。

二、对大自然灵性的感悟

（一）皈依自然的现代怀旧

海德格尔曾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绝非其他。”［5］人类只有回归自然，即回到“本源”中去，才能最终寻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迟子建亦曾以富含感情的语言，直接表达了她对大自然的款款深情：“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的无比钟情，而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着它们支撑了我的艺术世界。”［6］的确，在迟子建的艺术世界中，她不自觉地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幅充满了生态美感的自然情境，并在此基础上营造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栖居的唯美之境，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之美令久居都市的现代人心生向往，皈依自然的现代怀旧既是都市人对失落文明的眷恋，更是对自然灵魂的复归。

大自然对人来说，既是人类生存资源的供给者，更是人类灵魂的寄托者，生命往往因着自然的存在而变得丰厚，也因与自然的和谐而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张力。因而，在迟子建的《原始风景》中，作家直接将自然作为作品中的重要角色置于叙事的前台，更将一幅清新别致的以白山黑水作衬的原始风景画放诸于我们眼前，着实令我们为之迷醉：皑皑白雪覆盖之下，千里冰封的漠河、一望无垠的原野与森林呈现出了北国风光一种特有的粗犷之美。在迟子建的世界里，人们接受并尽享着来自大自然的恩泽，生命常常因对自然的感悟而获得升华。迟子建不吝言辞般地传达了她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在她的笔下，任何一样普通的事物都因其被倾注了作者的款款深情而变得熠熠生辉、朝气蓬勃。迟子建笔下的春天，“就在屋里屋外竖着或者躺着，它的身体绿得明滑鲜艳”。［7］220迟子建笔下的野菜“以无与伦比的妖冶的美态永久地令我销魂，它身上散发着的气息是一项年岁已久的草帽的沉香，它的姿容是春天在太阳底下最强烈的一次绚烂的曝光，它的眼睛是春天最美丽的泪水”。［7］220这一切描绘无时无处不浸染着作家对于大自然的尊重与怜爱，更令读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绚烂与无穷魅力。

在迟子建的艺术世界中，大自然的生态美更多地则以人与大自然共创的和谐交融的温暖场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她曾在《原始风景》中这样描绘北国的月光：“那是怎样的月光啊，美得令人伤心……在上帝赐予人间的四季场景中，月光疯狂，庞大的黑夜被这绝色佳人给诱惑得失去了黑暗的本色……”“（我）……背着一个白色的桦皮篓去冰面上拾月光。冰面上月光浓厚，我用一只小铲子去铲，月光就像奶油那样堆卷在一起，然后我把它们抬起来装在桦皮篓中……”［7］173这是怎样的一种人与自然的肌肤之亲，当主人公将自己的生命侵润至每一片月光之中时，生命往往会因与自然的和谐共融而生发出勃勃的生气。面对如此和谐的生态自然，人类往往更会如同热爱自己的生命一般去触摸它、疼惜它，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亦获得升华。

（二）对动物的生态摹写

迟子建对动物形象的塑造同样情有独钟，但与众不同的是，她笔下的动物形象往往更多地是印有生态符号并与人朝夕和睦相处的温顺家畜。这些美妙的生命形式的展示，既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彻底否定，更凸显了作家对于作为大自然符号之一的动物的生态关照。

《逝川》中的泪鱼恐怕是迟子建构想出的最具神奇色彩的动物生灵，亦最能传达她的动物生态保护意识。在逝川，每年初雪时，便会成群地出现这种身形扁圆的鱼种。最令逝川人感到神奇之处即在于，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色的尾轻轻地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腮风箱一样呼哒呼嗒地翕动，渔妇们这时候就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地祈祷般地说着：‘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从逝川被打捞上来的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8］这样的捕鱼行动瞬间便少了几分功利性，而更多地折射出了逝川人对于自然生灵的疼惜与怜爱。这里，逝川的泪鱼亦非单纯的一个生态物种，它们在与人类的共生中与人建立了情感交集与生态和谐。

《雾月牛栏》中的小牛卷耳是迟子建作品中最为动人的动物形象。因其出生时便有一只耳朵像花苞一般卷曲着，主人宝坠便给它取名作卷耳。雾月降生的小牛卷耳第一次见到阳光时的惊愕与胆怯在作家笔下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卷耳歪着头，无限惊奇地看着屋外飞旋的阳光。宝坠拍了一下它的屁股，说：‘出太阳了，到外面去玩吧。’卷耳试探着动了动蹄子，又蓦然缩回了头。宝坠这才想起卷耳生于雾月，从未见过太阳，阳光咄咄逼人的亮色吓着它了。”于是，宝坠便“快步跨过门槛，在院子里踏踏实实地走给卷耳看，并且向它招手。卷耳温情地回应一声，然后怯生生地跟到院子里。卷耳缩着身子，每走一步就要垂一下头，仿佛在看它的蹄子是否把阳光给踩黯淡了。”［9］作家在这里呈现的仿佛并非一幕人畜之间的情感交流画面，一股涓涓的暖流与融洽的氛围好似就铺展于充满温情的亲人之间，卷耳生怕踩碎阳光而怯于迈步的细节更将自然生命彼此间的隐秘勾连展现得丝丝入扣。充斥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再是以往毫无人情味道的工具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生命彼此之间的美妙情谊。从此，逝川的鱼不再流泪，卷耳蹄下的阳光亦无法踩碎，永远完好。

尽管迟子建从未用“生态情怀”或“生态信仰”概括自己的创作理念，但在其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叙事中，我们依然能够依稀窥见到她独特叙事之上的自然生态立场，这是迟子建天生即有的一种本能写作态度。无论是她对于现代文明之下人对大自然的残害所表现出的愤慨与忧伤，亦或是面对大自然之美时的幸福与激情，都彰显出了迟子建特有的生态情怀，这是一种建构于现代文明之上的诗意栖居，更是迟子建独具生态气息的生活姿态。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10.

［2］ 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404.

［3］ 迟子建.伤怀之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45.

［4］ 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110.

［5］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6］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3.

［7］ 迟子建.向着白夜旅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8］ 迟子建.微风入林［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137.

［9］ 迟子建.迟子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350.

I207.4

A

2010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生态危机语境中的辽宁生态文学研究”（2010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资助项目“生态危机语境中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DUT11RW411）

李敬巍（1977-），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