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明

论政治动员要素的变化

杨小明

善于进行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特色。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动员在主体、客体、目标、环境和手段方面的发展变化。

政治动员；主体；客体；改革开放

政治动员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动员主体、政治动员客体、政治动员目标、政治动员环境、政治动员手段。善于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下，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政治动员的主体

政治动员的主体是指从事社会实践与认识活动的人或社会组织，他们在政治动员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政治动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目的是为了唤醒政治动员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参与到自己设定的政治目标中来，从而达到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目的。政治动员的主体一般来说是政治权力的行使者，比如国家、政府、政党、政治集团、政治家等等。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动员主体的范围甚为广泛，小至普通公民、各类政治组织和利益团体，大至国家等，都可以成为政治动员的主体［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政治动员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非政治权力主体演变成为政治动员的主体，比如网络政治动员主体的出现。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具有虚拟性、开放性、扩散性、互动性、便捷性和隐蔽性等特点，随着它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动员的实践中来，网络政治动员和网络政治动员主体便出现了。所谓网络政治动员，就是政治动员主体利用网络在虚拟空间有目的地传播具有政治鼓动性的信息，诱发意见倾向，号召和鼓动人们在现实社会采取某种政治行动的动员行为。网络政治动员是现实世界政治动员向虚拟空间的拓展，是政治动员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中信息和权力的转化和互动［2］。网络政治动员主体既可以是普通个人和团体，当然也可能是政府机构。根据网络政治动员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府主导的网络政治动员和普通网民自发的网络政治动员，后者愈来愈导致政治动员主体多元化，借助于互联网和其它电子技术，人们完全有可能绕过统治集团而获得政治动员的机会。各种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在网络空间相遇，他们在网上高谈阔论，就共同的议题达成共识，并且可以迅速凝结成目标一致的共同行动。网络具有快捷性和低成本性，这使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政治动员成为可能，大大节约了政治动员的成本。

政治动员主体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为对政治环境具有较强的感受能力，政治经验比较丰富，掌握一定的政治技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嗅觉比较灵敏，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志品质，能够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一般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能够根据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经验对自身的政治利益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徐大同先生指出：政治精英在追求自身的自由发展中，以对政治的认识和把握为手段，主动积极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参与政治并合理有度地操作和控制政治，通过能动地认识和改造政治的各种实体性物质载体如人、集团、组织、制度、法律等，从而使政治为自身利益和需要服务［3］。

二、政治动员的客体

客体是与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是指进入主体的实践活动领域并与主体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观存在物，是主体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政治动员客体一般是社会客体，是生活于社会中并受政治动员主体支配、控制、影响与作用的个体、组织、利益集团及阶级等。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社会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简而言之，政治动员的客体和政治动员的主体一样，只能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或组织。

政治动员客体作为现实生活中一种人的存在，具有实现自己物质利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利益动机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自身利益的实现密切相关。政治动员主体需要实现自身利益，政治动员客体亦是如此。此外，政治动员客体作为被动员的对象，他们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政治行为能力、政治价值和信仰、道德水平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政治动员的效率。不同的政治动员客体在以上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影响着他们把握政治动员目标的能力，形成对政治动员目标的不同态度，即认同与不认同、参与与逃避、接受与拒绝等不同的态度。政治动员客体作为现实的政治存在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动性，他们的政治能动性需要得到政治动员主体的激发和引导才能充分发挥。在现代社会，政治动员主体和政治动员客体的角色是相对而言的，会随着政治动员实践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政治动员体系中是政治主体，到另外一个政治动员体系中则可能变成了动员客体。

三、政治动员的目标

人类社会的任何政治活动都蕴涵着一定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祈求，政治动员也不例外。政治动员的目标是指动员主体通过政治动员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和完成的任务，它是政治动员的出发点和归宿。

政治动员目标的设定和提出并非随心所欲，政治动员的目标能否实现，一方面跟政治动员目标本身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还跟一个国家大多数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动员目标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必须符合政治动员主体的利益和需要，一般是当前主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其次动员主体提出目标或议题必须考虑政治动员客体的利益和要求，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和认同，从而被动员客体所认同和接受；再次，必须考虑政治动员的手段，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科技等发展水平；最后，政治动员目标的提出不能只考虑政治动员主体和客体的目前需求，从长远来看，还必须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总之，政治动员目标的选择受到利益性和聚合性双重原则的制约。动员议题总是涉及某些群体的现实利益，要么关乎社会公平，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关；要么与资源调配有关，或者关乎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某些突发的严重的社会公共事件，譬如重大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我国在抗震救灾政治动员中，各级领导率先垂范，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了多达数百亿的捐款，这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高效的。所谓聚合性，是指议题必须要有凝聚作用，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政治能动性和接受能力，选择易于被公众理解、接受和支持的政治动员目标［4］。美国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很多美国公民却明显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兴趣，他们甚至无法说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差异，对民主、自由、保守等政治理念缺乏足够认识，对于政府的基本结构以及政府如何运转等问题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针对此种情况，在美国的历届总统大选中，总统候选人总是要从选民关心的经济福利问题出发，提出当选后如何解决诸如失业、社会保障、增加收入、外债、教育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一揽子施政纲领，并且尽量包装自己的选举手法，投选民所好，用艺术化的语言和形式来操控广大选民的注意力，充分展示自身的政治魅力，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否则的话，动员客体面对政治动员时只会显得漠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四、政治动员的手段

政治动员手段是指政治动员主体为了发动动员客体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方法、手段等。在政治动员中采取各种策略、方法、手段，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激发政治动员客体的政治能动性，吸引动员客体积极地参与既定的政治活动，以实现政治动员主体设定的政治目标和任务。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动员的手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李征阐述了现代政治动员的基本途径［5］。一是通过政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动员。一个政党要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想方设法进行组织动员和宣传鼓动，并与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由政党层面来进行操作，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比较容易通过大型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最常见的就是通过政治选举进行政治动员。二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政治动员。一方面，大众媒体必须努力增加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方面进程的透明度，从传统的秘密政治、精英政治变成媒体政治、公共政治，使公众能够从多种媒体渠道获悉消息并发表见解，从而营造政治动员参与的基础。三是通过社区进行政治动员，即通过社区服务进行政治动员、通过社区发展进行政治动员、通过社区组织进行政治动员。胡伟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动员的方式主要有舆论宣传、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尤其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最重要的政治动员方式［6］。徐彬将政治动员区分为两类［7］：一类是强制性政治动员，由政治权力主体强制力或命令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另一类是诱致性政治动员，这是社会政治主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杨建中把党的政治动员手段归纳为：通俗、形象的政治宣传，激发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提出不同的政治动员口号；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调动广大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8］。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政治动员手段的一些普遍性：（1）通过物质诱导来进行政治动员，诱使政治动员客体参与既定的政治活动。（2）通过精神诱导来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主体借助于教育、文化、宣传、心理灌输等方式，或者借助于人们对权威人物的崇拜心理，来改变或操纵动员客体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自觉服从自己的意志，从而实现动员目标。（3）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进行政治动员。采用惩罚、威胁、恫吓等方式，再借助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力，迫使动员客体参与相应的政治活动。（4）通过欺骗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主体采用欺骗的政治手段，或建构虚幻的政治目标，或通过错误的舆论导向，使政治动员客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接受和参与既定的政治活动。（5）通过现代网络或传媒来进行政治动员，即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等进行政治动员。

五、政治动员的环境

政治动员环境是指动员主体周围的情况和条件，是影响和制约政治动员的各种客观条件的总和，如经济体制环境、政治体制环境、文化环境、国际环境等因素。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调节机制，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建国初期，我国学习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掌握了全部社会资源，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空间。在生产力落后、资源高度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只有从国家那里来获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这为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简政放权，使得社会上自由流动的资源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再也不需要通过国家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了，单位制度也自然而然地逐渐解体了，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党和政府的动员之外，社会精英、社区、民间组织、网络等多种方式都可以进行政治动员，动员的方式也逐渐由强制命令向利益诱导的方向转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政治动员除了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外，必然要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通过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巨大权威和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党组织网络来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组织性一元化领导体制，既包括党的中央机构对下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也包括党组织对同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6］党委与政府的关系中，党委的权力远远大于政府的权力，各级党委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既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政治局对中央和基层各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也包括各级党组织及党委常委会对同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党的组织形成了一张从中央延伸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庞大而严密的网络。党和政府通过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城市单位制度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控制了社会的主要资源，这在资源缺乏的年代也就等于控制了老百姓的生命线，为政治动员的开展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驱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央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比较改革前后两种政治环境下的政治动员，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动员目标是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的手段是政治权力的强制力和领导者的权威和意志；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动员则更多侧重于借助物质利益原则，努力获取被动员者的政治认同，而不是仅仅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制力来推动。

文化是人的根、社会的魂，任何政治活动都要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政治动员也不例外。一个社会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渗入到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支配或影响社会成员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权威主义、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等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泛政治主义文化传统。对居于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无尚尊从，对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的君王和各级长官无条件地忠心乃至迷信，成为中国民众国民性的重要特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不断涌入交汇，多元化的文明不断碰撞与摩擦，中国人传统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迁，政治动员面临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求我们努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对广大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为我国当代政治动员的有序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动员主体、政治动员客体、政治动员目标、政治动员环境和政治动员手段，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动员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1]林国治.政治权力的伦理透视[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2]刘力锐，张雷.网络政治动员的消极影响及治理[J].石家庄学院学报[J].2006（1）.

[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75.

[4]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6（5）.

[5]李征.简论“政治动员”[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6]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7]徐彬.论政治动员[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J].2005（1）.

[8]杨建中.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J].2003（1）.

D261.5

A

1673-1999（2011）15-0001-03

杨小明（1971-），男，江西高安人，法学博士，浙江警官学院（浙江杭州310018）副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201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