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二月河的“落霞系列”自从出版，就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其中《雍正皇帝》还入选了由《亚洲周刊》举办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如此之受民众的热烈喜爱，与其作品对大众心理的关照是分不开的。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俗文化，在迎合市民读者心理这个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特点，按照杰姆逊的观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自然是消费的，缺乏省思批判，绝大多数均欠缺艺术自觉性等特征，但这种文化商品有时也深藏某些理想成分，暗含某种乌托邦元素，透过作品的热闹情节有消闲上吸引读者，但同时也反映出读者内心里无意识的渴求，间接满足他们混藏的、期待美好的欲求。［1］平民作家二月河无疑是深谙此道的，他说：“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2］因此他塑造了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封建帝王雍正的形象，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描述了惊险诡谲、变幻莫测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智慧，揭示了隐藏在权力背后对大众具有强烈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各种世俗欲望；营造了极具历史氛围的社会环境，迎合大众的历史感。

一、大众好奇心的满足：帝王形象的改写

好奇心是人类的一种天性，马斯洛认为精神健康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好奇心。而巴普洛夫的实验研究证明，即使在动物身上也普遍存在着一种“探索反射”，即对周围环境中任何新的变化都会发生一种阳性的积极反应。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不仅同样具有这种反射，而且处于更高的水平，“我们的这种反射特别发达，最后表现为求知欲的形式。”求知欲的核心就是人们企图探寻、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而产生的冲动和欲望。绝大多数的人都具有这种冲动和欲望，也具有猎奇心理，这就使大众对帝王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封建帝王历来被视为朝代治乱兴衰世袭更替的中心人物，因此中外传统史学都以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和王朝更迭为主，正如英国史学家卡莱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而已。”而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大到帝王文治武功，小到宫闱杂事秘史始终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正如薄迦丘在《但丁传》里谈到的，经过费力才得到的东西比不费力就得到的东西更令人喜爱。因为这些帝王高高在上，与普通民众有着遥远的距离，更大地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追求好奇心、窥探欲带来的心理愉悦。更何况雍正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帝王，历来被史学家评为阴鸷冷峻、睚眦必报，集刻薄、阴狠、毒辣、寡趣于一身，更黜杀亲兄弟，大兴文字狱，一人就牵扯到清宫两大疑案：夺嫡和暴亡。而二月河通过阅读清人笔记、《清史稿》、故宫档案史料等大量文献，纠正了世俗的偏见，认为“雍正的摊丁入亩、肃清吏治、免除贱籍等重大措施，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通过储位之争、励精图治等一系列重大情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抱负、有谋略、通事故、明辨是非、知人善用而又手段强硬、冷酷无情的帝王形象。不仅仅局限于从客观现象的真实来还原人物形象，而是深入到思想观念上，“超越潜在的传统因袭的伦理偏见，还原成一种深沉挚爱的人民性的层次和境界，以此对雍正的所作所为作出历史主义的美学评价。”［4］这样作品的意向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从而使读者产生强大的阅读兴趣。

二、大众的权势崇拜心理：权力斗争的描写

中国古代是一个集权制封建国家，权利的至高无上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与荣耀必然引发对权力的争夺和由此导致的相互残杀、争战等。权谋文化向来十分发达，它也因其诡秘性和残忍性而成为蕴含极为丰富的创作资源，对于以历史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历史小说，必然要涉及这方面内容。对权力的描写，既能增加文学叙述的戏剧性，又能迎合普通民众潜意识中的权势崇拜心理。正如克罗齐所说的：“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无不把人心的机巧和斗争刻画得淋漓尽致。在《雍正皇帝》中，二月河更是展开了对权力斗争、权谋机术惊心动魄的描写。作者以冷静的笔触展现了宫廷内部皇帝与大臣、皇帝与皇子，以及皇子与皇子之间围绕着权力的争夺而展开的生死角逐，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政治传奇。因此有人评论说二月河的小说是以壮丽笔法写厚黑故事，种种故事围绕的主题是权力，各色人物行动的基本线索是阴谋。江湖庙堂，一个阴谋接着另一个阴谋，一个算计连着另一个算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谋就是死敌，六亲不认，正如康熙帝慨叹的：“天家无骨肉亲情。”二月河的作品“非常审美地宣示着残忍的历史智慧，这种历史智慧并不是来自冠冕堂皇的政治修辞，而是来自杀机四伏的政治实务。”［5］以《雍正皇帝·九王夺嫡》为例，仅从篇名和书的回目就可以见出其中权力斗争的激烈和惊险。康熙帝二废太子；大阿哥和三阿哥争夺储位互相攻讦；八阿哥暗结人心，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四阿哥、十三阿哥清理积欠库银，整顿刑部冤狱一波三折。作者在不动声色中细腻描绘了人心的九曲回环，进而揭示了权力斗争背后的封建专制机构的腐败、残忍和非理性以及对人的异化。只要人一旦被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就身不由己，各种恶的东西可能被互相激发出来。比如说雍正在刚展开的文本叙述中，性格还是比较宽厚温和的，后来为了争夺皇位和巩固皇位，变得专断多疑、刻薄寡恩，为了攫取和保护权力，他们会“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多疑、猜忌、残忍，只要能够制服对手，能够斩草除根，就不择手段，就不讲情义和道德，就己所不欲，要施于人。”［6］

但二月河并没有过分迷恋与沉湎于对权力斗争的描写，既注重对人物非理性权欲的书写又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把雍正为争夺储位的所作所为写成：“一方面是为了争夺储位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有一定的权术和阴谋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为社稷考虑，从治理国家、稳定朝局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符合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具有了某种为‘公’的因素。”［7］即既写了雍正因为权力造成的人性扭曲，也对他在清理亏空、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功绩，作了基于史实的叙写，使对权力斗争的描写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而非过分迎合大众的阅读兴趣所导致的“削平历史文化深度的平面化消遣娱乐功能，使历史小说创作倾向于注重感官刺激及游戏、娱乐功能。”［8］

三、大众历史感的重构：历史氛围的营造

历史感，人类对于已然逝去的历史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就是想看到过去的，但和我们一样的人的爱和恨，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梦想与无奈，在这些逝者的生命旅程中，寻找自己的踪影，从而更深刻地感悟历史、人生和人性。”［9］作者一方面在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时，力求做到“书必有据”，对清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或详或略的交待与展示，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另一方面又为这些事件和人物营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评论家雍文华曾高度称赞作者此方面的功底，认为：“只有把笼罩所写历史史实的历史氛围、文化底蕴、民情风俗精心地编织进去，历史小说才会不仅有构架，而且也有充盈的血肉、美丽的肌肤、光彩照人的颜色，才有鲜活、生动、具有气韵的历史生活的再现，二月河让人感到很震惊，他写什么像什么。”［10］从而使作品成为历史小说中营造历史氛围的佳构。

首先，作品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市井风俗画。虽然《雍正皇帝》主要以场面宏大，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幻见长，但并没有忽视细节的真实。在作者看来，如果小说仅以展示历史为主，势必会使作品成为枯燥乏味的历史演绎，也会削弱小说的可读性，必须配之以大量庞杂的其他东西和材料。因此，作者对社会风俗、市井人情等方面做了逼真描绘。举个例子，作者写刘墨林赏店老板银子，“老板接过看时，一色的台州九八纹银饼，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炉茬还带着银霜，顿时笑得鼻子眼都挤到一处。”［11］可见作者对细节的描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二月河谈及自己对历史氛围的营造方法时称：“我读清人写的笔记，里头豆腐几文一斤，小麦亩产几斗，那有什么意思？但现在都成了比史志还要详实重要的资料。”［12］正是这方面的细节真实为其作品营造浓郁的历史氛围，使读者找到浓浓的历史感。

其次，对历史氛围的营造还表现在对众多知识的运用。诸如天文地理、典章文化、四书五经、医学棋理、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无不涉及。这些都来源于作者多年的刻苦自学和积累。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自己是个“杂家”，指的就是对这些知识材料的运用。如《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第七回对文人间交往、应酬时典故、笑话、酒令的描写；第十三回对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场规矩、作弊的手段与方法的精细描写。通过这些知识、材料的运用，不仅避免了一般历史小说的沉重、滞闷，显示出活泼生机来，还对营造历史氛围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某位论者所说：“读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既是一定清代知识的学习，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和纵深感，又是在欣赏一幅清代的《清明上河图》，给人以审美的感受。”［13］

总之，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以关照大众心理为基点，从人物形象改写、权力斗争描写、历史氛围等方面出发，颇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同时自己又有清醒的定位，“把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融进自我，变成一个社会人，这个社会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对人细致洞察和内心灵魂的挖掘去组编，去结构”［14］，“让尽可能多的人各自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15］，而非一味迎合读者。这样既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又按照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能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启示。

［1］朱水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8.

［2］二月河.致读者.卧龙论坛，1993，（4）.

［3］［5］［10］［12］［13］冯兴阁，梁桦，刘文平主编.聚焦“皇帝作家”二月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89-91，181，235，87，252.

［4］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6.

［6］何西来.文格与人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53.

［7］杨世伟.评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文学评论，1997，（5）.

［8］陈娇华.祛魅时代的历史绘影——转型时期的历史小说艺术流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335.

［9］池桢.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史学月刊，2000，（11）.

［11］二月河.雍正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185.

［14］［15］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