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方琼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 230011）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对比探析

朱方琼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 230011）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图书目录,从学术源流、编纂依据、编撰方法以及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几个方面对《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目录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它的产生,开创了利用官修书目在正史中编撰“艺文志”的先例。《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现存仅次于《汉志》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历代学者对两《志》评价极高,认为据此可以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本文通过对两《志》的对照分析,来探寻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两《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两《志》的学术源流、编纂依据及编撰方法

要正确认识《汉志》、《隋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的学术源流和编纂依据,这可以从两汉和唐初的图书整理活动和官修制度中窥见一斑。

《汉志》总序概述了汉代学术概况及汉代文献基本状况,表明了《汉志》的学术渊源。西汉时期,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统治者发起三次求书运动,使散失的图书得以适时的聚积和收藏,并由专人进行整理校对。这些活动都为整理编目工作的开展和《汉志》的编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汉志》总序明言:“向卒,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P1701）可见,班固《汉志》继承了刘向、刘歆校书的已有成果,是在《七略》基础上整编而成的。

《汉志》的具体编撰方法首先表现在班固对《七略》“删其要”时作的精确考核。姚名达指出“玩删字之义,则对于《七略》之原文仅加以删节而未尝更易紊乱,故偶有出入,必用自注以明之。”[2]（P168）如用出、入、省等字标明著录的增减调整,即新增一些书,又拿出一些书,删省一些重复著录的书。其次,班固《汉志》采取寓繁于简的形式,把《七略》中论述各类学术源流得失的《辑略》散置于各类之中;把《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仅加上简单的注语,这样既较好完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又做到了与史书体例的统一,还为后来史志目录树立了典范。

《隋志》是唐初编纂的一部目录书,主要依据隋唐时国家藏书,并参考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而编成的。作为重要的史志目录,它在分类以及编著体例上充分吸收了《汉志》的成果,并根据实际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有益的发展。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唐代文化事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统治者自高祖李渊起就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并设立专门机构,至太宗时,任魏徵、虞世男、颜师古为秘书监,领导整理图书工作。魏徵在《隋志》总序中,除论及经籍之功用,还总结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发展史及《隋志》编撰的依据和义例,其中述有“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3]（P908）这部目录就是《隋志》所著录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是从洛阳得来的隋政府图书馆藏书的目录。至于如何加工这一目录,据总序,删去了旧录中“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3]（P908）,附入“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3]（P908）。其材料依据不仅如此,还“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3]（P908）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隋志》的学术源流,编撰方法。另外,由于《隋志》原属贞观年间的《五代史志》,后来才并入隋书的,因此,凡梁、陈、齐、周、隋五代的官私目录都包括在内。所以《隋志》既记载了隋朝一代藏书,又反映了六朝时图书变动情况,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以前的学术源流及文献概况。

由此可以看出,《汉志》《隋志》在形成过程中有相同之处。第一,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相同:经过政府的不断搜集整理,图书数量大量增加;学术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对图书目录的迫切需要;有专门行政机构和一批专家学者;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二,编纂特点相同:多依前代书目改编而成;对所依据的书目在图书数量上有所增补;删去了所依据书目中的图书叙录,而加上了简明扼要的注语。

二、两《志》的分类体系

在目录中给群书分类自刘歆《七略》开始,《七略》虽佚,但《汉志》实为七略的删节本,《汉志》充分体现出刘歆的分类思想和分类方法。从《汉志》到《隋志》是由六分法向四分法逐渐过渡乃至最后趋于完成的时期,是不断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七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大部分。其中《辑略》实际是各类序的汇编,不是另有一类,所以《汉志》实际上将书分为六大类,是一种六分法。在六大类之下又设立三十八种,种下设有家。这种分类方法反映了秦汉学术的情况及学术思想的变迁。当然,作为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分类上有不恰当之处,如把《晏子》、《高祖传》、《孝文传》篇列入儒家之下。但诚如梁启超所言,“信之不太过,而责之不太严,庶能得其真价值。”[4]（P3）

《隋志》与《汉志》分类上的最大不同是《隋志》统一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体系。这种四分法也是由《汉志》六分法演变发展而成的。

《汉志》产生后一百多年,魏秘书郎郑默编撰《中经簿》,首次提出四分法,其后晋秘书监荀勖在其基础上著《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即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将荀勖四部中乙、丙两部的顺序更换,使得四部内容确定为经、史、子、集。《隋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四分法,直接将甲、乙、丙、丁四大类名称改为经、史、子、集。这样《隋志》既固定了四部大类顺序,又明确揭示了每一大类收书内容。以后,四分法成了我国古籍目录学分类的主流。

在大类划分上与《汉志》相比,《隋志》具有突出特点:一是将史部从经部中离析出来,另成一大类;二是把兵书、兵家、术数并为子部。这是由学术和图书发展实际决定的,东汉到魏晋时期,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论争进一步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同时文学和史学发展也较秦汉更快了,文史书籍数量大增,而兵书、阴阳、术数、方技等图书新作减少。因此,魏晋以后,书目分类大类就保留了继续发展的六艺、诸子和诗赋三个《汉志》中原有的大类,而删并了兵书、术数、方技大类,并新增了大有发展的史学大类,《隋志》分类中的大类也是继承这一传统的。也就是说《隋志》大类类目是对《汉志》大类类目的合并、增加和修改。《隋志》经、史、子、集四大类序中也明确谈到它大类的划分是根据《汉志》分合而成的,这都证明了《隋志》与《汉志》的相承关系,同时又有很大发展。

《隋志》四部之下,共设有四十小类,这一小类体系吸收了前人成果,尤其继承和发展了阮孝绪《七录》的小类设置思想和做法。魏晋南北朝到隋,尽管书目的四分法占了上风,但也出现了七分法,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七录》七大部类之下分为五十五小类,其中内篇五录的小类设置分别为《隋志》继承。《隋志》经部十个类目中有九小类与阮孝绪《七录》相同,仅移谶纬入其中。史部十三小类,其中旧事、职官、簿录沿用《七录》类名,霸史、起居注、仪注、刑法、地理、谱系对《七录》类名略加变动,子史、古史由《七录》国史所分,杂传一类合《七录》杂传、鬼神两类,另新增杂史一类。子部十四小类,其中《七录》子兵录中除阴阳一类被删外,其余十个类目全部为其所用,此外还将《七录》术技录中十个类目并为四类收入子部。集部三小类,均系《七录》文集录之类目,只舍弃了杂文一类。

由此可以看出,唐初《隋志》四大部类下的四十小类基本上都采自《七录》,而且大都是照搬,只有少量是合并或删改。而《七录》除记传录下创立了几个新类目外,其他小类类目则多继承《七略》的小类,所以,《隋志》小类体系是同《汉志》、《七录》一脉相承的。姚名达曾论证过,“《隋志》者,固《七录》之子,《七志》之孙,而《七略》之曾孙也。”[2]（P76）

与《汉志》相比,《隋志》分类上的另一特点是四部之后附有道经部和佛经部。而《汉志》道家著录于《诸子略》,神仙著录于《方技略》。

三、两《志》的著录体例

如前所述,《汉志》、《隋志》在编撰体例上是一脉相承的。如两《志》均有总序,大类之后计其总数并有大序,小类之后计其总数并有小序。但是就著录体例来说,在著录书名、撰著者、注文等方面还有细微差别。

（一）关于书名和撰注者

《汉志》有将撰注者著录于注文中,如《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有将撰注者和书名一起著录的,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先著书名篇卷而后著撰注者,如《易经》十二篇,施、梦、梁丘三家。二是先著撰注者而后著书名篇数,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三是仅著书名篇数而不注撰人或注不知作书者,如《周书》七十一篇,《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四是以撰人或撰人官爵为书名,后著篇卷,如《陆贾》二十三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平原君》七篇。五是加文体于撰人后,即以为书名而系以篇卷者,如《屈原赋》二十五篇,《高祖歌诗》二篇。

可见,《汉志》著录体例还没有统一标准,发展还不成熟,而《隋志》修正了《汉志》的不足,体例基本趋于统一。《隋志》著录（集部除外）一律首列书名,次列卷数,将撰注者著录于注文中,且撰著者名前冠以时代和官衔,如《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若失去撰著者名或时代官衔则不注,如《春秋左氏义略》八卷,《新语》二卷（陆贾撰）。

（二）关于注文

《汉志》著录的书名下,有的无注文,有的有注文,且注文内容丰富多样,姚名达总结有七条,可以合为五条:一是介绍或补注书的撰人,如《急就》一篇,注“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子思》二十三篇,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二是解释书的内容,如《周政》六篇,注“周时法度政教”。三是说明书的来历,如《论语》古二十二篇,注“出孔子壁中”。四是记书之篇目多寡,如《太史公》百三十篇,注“十篇有目无书”。《齐》二十二篇,注“多《问王》、《知道》”。五是判定书的时代及真伪,如《南公》三十一篇,注“六国时”。《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隋志》注文继承了《汉志》的体例,但又有些变化:第一,如前所述,《隋志》注明书的撰注者,但冠以时代、官衔;第二,《隋志》也注书的内容及起止,但不如《汉志》详细,如《梁皇帝实录》三卷,注“周兴嗣撰,记武帝事”,《帝王世纪》十卷,注“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第三,与《汉志》相比,《隋志》最有开创性的是注文中注明存亡残缺,于亡佚书目下,注明“梁有”、“亡”、“宋有”、“梁有今亡”等,如《周易》二卷,注“魏文候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而且《隋志》著录的存书、亡书在每类之后都有小计。这样,既反映了隋朝一代藏书,又表明了六朝时期书籍变动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从《汉志》到《隋志》注文著录体例由草创到逐步完善,内容由繁杂到渐趋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图书状况和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隋志》是中古时期典籍存亡状况的总结。《隋志》是对《汉志》的继承和发展,它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历史作用。两《志》在保存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和继承发展我国目录学传统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文献。

[1]汉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隋书（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饮冰室合集（第 10册,专集 84）[M].北京:中华书局,1996.

Comparison of Hanshu Yiwenzhi and Suishu Jingjizhi

ZHU Fang-qiong

（Anhui Broadcasting Movie and Television College,Hefei230041,China）

Hanshu Yiwenzhi and Suishu Jingjizhi are the old catalogs that exist.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wo books from academic origin,compiling basis,compiling methods,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cataloguing style so a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track of traditional bibliographies and the statuses and roles of the two book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Hanshu Yiwenzhi;Suishu Jingjizhi

G257

A

1009-9735（2011）04-0105-03

2011-05-14

朱方琼（1977-）,女,安徽岳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