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字整理及研究概况

2011-08-15井米兰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5期

井米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200062）

在中国汉字发展史上，敦煌俗字产生的魏晋六朝以迄五代宋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对于敦煌俗字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拟从材料整理辑录、理论研究、类型研究三个方面介绍敦煌俗字研究现状，并指出当前研究之不足。

一、敦煌俗字材料整理与辑录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之初，即有学者指出敦煌俗字研究和整理，当有益于古籍的校订。蒋礼鸿于1959年撰写《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1］，该文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材料，明确提出应对俗字进行辑录、辩证，用以为文献解读服务。此后二十年，蒋先生一直进行敦煌变文俗字俗语的考释工作，编成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2］。稍后，郭在贻在变文整理与研究过程中阐述敦煌文献俗字研究意义之时，即表达其对于俗字的重视之意，并认为敦煌俗字的研究可以为变文及其他遗书的校勘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3］。

上述学者或表达对敦煌文献俗字研究的重视之意，或对部分俗字材料进行考释，而真正开始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俗字的学者，当属台湾的潘重规先生。1978年，潘先生偕弟子编辑出版第一部辑录敦煌俗字的著作《敦煌俗字谱》［4］。该书取材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和日本神田喜一郎所编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5］，内容包括敦煌写卷178种，收录了大量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字异体。编纂体例方面，该书依照《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分部，每部中正字依笔划多寡加以标记排列，以剪贴原字图片的方式排列敦煌卷子各卷包含的俗字，正字之下又依上述原书卷号先后排列俗字，并注明其卷号出处。一卷中所出现的同形俗字仅辑录其一，以与其他卷子之俗字相互比较。此外，《敦煌俗字谱》还将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6］所收之俗字全部纳入，散附于所收敦煌俗字之后，使得原本属于六朝至宋初的敦煌俗字，得以和宋元以来八九百年的俗字系联起来。因此，此书除有助于敦煌文献考释外，还可藉此看出各单字俗字在魏晋六朝以至宋元以来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此书取材过于狭窄，难以代表敦煌文献俗字的全貌。稍后，金荣华为此书编制了《敦煌俗字索引》［7］，查检较原书便捷。潘重规对敦煌俗字研究的另一著作《龙龛手鉴新编》［8］中也辑录了部分敦煌俗字。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与此相关的诸多文章，如《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9］、《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10］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龙龛手鉴》是根据当时的写本佛经音义编纂的，“是为敦煌写本编制的一部专用字书”，敦煌写本中许多在一般字书中找不到的疑难俗字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潘先生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宋刊本《新编龙龛手鉴》为底本，重新对原书所收录俗字按照笔画的多少、部首的次第、点横的先后编排，于1988年出版《龙龛手鉴新编》，并附有《〈龙龛手鉴〉敦煌写本字体相同表》，其中也整理和辑录了部分敦煌俗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郭在贻和张涌泉合作，展开了对敦煌俗字的研究和考释工作。1996年，张涌泉推出《敦煌俗字研究》［11］，此书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把见于敦煌辞书中的俗字和敦煌写本中可以用作偏旁的俗体汇为一编，“每个俗字下酌加考证，其中包括书证、例证、按语等项。按语中既有字形的辨析，又有其它传世古籍的旁证，上串下联，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异体的来龙去脉”［12］。

师承蒋礼鸿的黄征教授，十余年从事敦煌语言文献研究，在撰写《敦煌俗字例释》［13］、《敦煌俗字重类考辨》［14］等多篇文章以及与蒋礼鸿等合作出版《敦煌文献语言词典》［15］、《敦煌变文集校议》［16］、《敦煌变文校注》［17］等著作的基础之上，于2005年出版《敦煌俗字典》［18］，广泛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写本文献异体俗字，材料来源包括英、法、俄、日等国和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辑录敦煌异体俗字材料最为丰富。

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章，也对敦煌文献俗字有局部整理。如1996年郝茂的《论唐代敦煌写本中的俗字》［19］，以饶宗颐编的《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中的十七篇敦煌卷子为材料，整理辑录一千个俗字进行研究；2002年蔡钟霖的《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20］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年代题记的五十六个卷子为材料，整理辑录一万余字；2005年陆娟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俗字研究》［21］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材料，采用穷尽式的方法辑录其中的俗字等。

二、敦煌俗字理论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汉语俗字理论研究的创立时期，当时出现了许多讨论简俗字的文章，但实质上并未深入探讨汉语俗字理论等相关问题。

1959年，蒋礼鸿撰写《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文章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材料，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正字法问题、俗字研究意义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建构了汉语俗文字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文中指出，“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都可以认为是俗字”［1］，“简体字是俗字中的重要部分，但俗字不都是简体字”［1］，“研究俗文字学应该有三个步骤：辑录、辨析、致用”［1］等。

伴随着敦煌俗字研究高潮的到来，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如潘重规的《敦煌俗字谱》序言、《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和《敦煌卷子俗写文字的整理与发展》等多篇文章，对敦煌俗字的内涵、特性、规定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得出“文字经约定俗成，足为标准，谓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复有人改变正体，斯为新造之字”［4］；“许多敦煌写本中我们认为是讹误的文字，实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文字”［22］；“敦煌写本使用的文字，正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恶本讹字”［23］等结论。

张涌泉则是敦煌俗字理论研究之集大成者，发表诸多文章讨论敦煌俗字的界定、范围、研究意义、考释方法等，如《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24］、《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25］、《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26］、《研究敦煌俗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7］、《试论审辨敦煌写本俗字的方法》［28］等。1996年，张涌泉推出《敦煌俗字研究》，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敦煌俗字的专著，代表了当前敦煌俗字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前四章主要论述俗字及敦煌俗字的定义、名称、范围、研究概况以及敦煌俗字研究对于编纂字典、完善汉字理论、规范汉字、整理古籍的意义。文中将“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11］2，并进一步阐释“俗字存在于汉字史上各个时期”［11］2、“俗字具有时代性”、“俗字主要流行于民间”、“俗字是一种通俗字体”［11］3等观点。第五章列举不明俗字、俗字形近等造成的俗字误释误录的情况。第六、七章从偏旁、整字以及笔画增减等角度入手，总结敦煌俗字的各种类型。第八章指出辨识敦煌俗字的五种方法：审辨字形、类比例句、比勘异文、佐证文献、审查文义。第九章指出研究敦煌俗字应谙熟佛教用语和俗语词、具备一定的音韵学知识、通晓汉字的各种形体、坚持无证不信的原则。最后一章，介绍《龙龛手镜》与敦煌俗字的关系，指出其辨识敦煌俗字的重要作用。

黄征在敦煌俗字研究理论方面也有建树，如《敦煌俗字典》前言、《敦煌俗字研究要论》［29］等，他界定俗字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社会阶层的不规范异体字”［17］4，敦煌俗字为“敦煌文献所见历代不规范异体字”［17］5，指出敦煌俗字起源于隶变、字形丰富、无处不在、受政治影响等特点。2003年出版的《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30］，也对敦煌俗字相关问题有所论述。

其他学者在一些单篇文章中也曾对敦煌俗字研究理论有过论述，但大多承继潘重规与张涌泉的观点而来。

三、敦煌俗字类型研究

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之初，有人指出敦煌俗字形体繁复多样、构造复杂，难以辨认。在1959年发表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中，蒋礼鸿以敦煌俗字为材料，着眼形成原因，将敦煌俗字粗略分为七种类型：形误、别体（另造一个新字）、简化（包括合文）、同音通用、古字、草化、累增。

潘重规在《敦煌俗字谱》序言中强调各时代的文字书写习惯有差别，针对敦煌文中的俗字指出敦煌俗字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特点，为敦煌俗字的字形辨析奠定了基础，并就其中的繁简无定特点说到：“中国文字发展的途径一定是由繁趋简的。其实从敦煌写本看，书写的途径是繁简并进的，所以写本中简字繁字应同样的多”［4］。此外，他还深入论述敦煌俗字混用、误用的情况，并列出150条具体混用现象。

1996年，张涌泉出版《敦煌俗字研究》，其中第六、七两章从偏旁、整字、笔画层面论述了敦煌俗字的诸多类型。第六章上篇包括偏旁增减、偏旁改换、偏旁异位、书写变异、整体创造、正字蜕变、异形借用七种类型。第七章下篇包括类化、简化、繁化三种类型。每种大类之下针对不同原因，列出小类，如类化现象又有三种情况：受上下文影响的类化、受构形法影响的类化、受形近字影响的类化。此外，张涌泉在1992年和1995年曾发表《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31］和《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32］等文章，专门讨论敦煌俗字的类型及其类化现象。

1996年，郝茂《论唐代敦煌写本中的俗字》一文着眼于敦煌俗字与《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干禄字书》三种唐正字书的比较，将构形学理论用于研究敦煌俗字类型，列举八种类型：改换构件、改换笔画、简化字形、繁化字形、更替意音、楷书草化、采用古字、变换结构。最重要的是该文还将各种类型下的敦煌俗字数据统计出来，并得出结论：“更替意音类能够保持正字理据，我们辑录这类俗字共57字。改换构件、改换笔画、楷化草书三类俗字是弱化正字理据的，共637字。简化字形、繁化字形、采用古字、变换结构四类俗字共306字，通过计算，其中正字理据没有受到弱化的合约三分之一。总计八类俗字共1 000字中保持正字所含理据不受弱化的只占百分之十六”［19］。

2002年，蔡钟霖的《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将敦煌文献中有明确年代题记的五十六个卷子为材料的一万余字，从结构分析为独体、合体。后又分敦煌俗字类型为十种：混用、误用、增形、省形、改换、类化、位移、书法变化、整体改易、合文。书中更将敦煌俗字与《玉篇》、《干禄字书》等传世字书以及石刻版刻之俗字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其差异所在。最后，书中还列举出敦煌俗字具体混用情况150种［20］。

2005年出版的《敦煌俗字典》前言部分中，黄征列举敦煌俗字的类型为十类：类化俗字、简化俗字、繁化俗字、位移俗字、避讳俗字、隶变俗字、楷化俗字、新造六书俗字、混用俗字、准俗字。每大类下分设小类，如繁化俗字分为增笔繁化俗字、增旁繁化俗字、累增繁化俗字、换旁繁化俗字、声旁繁化俗字、形旁繁化俗字、初笔点厾繁化俗字、末笔点厾繁化俗字［18］。

同年，王启涛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33］出版，书中第五章介绍吐鲁番出土文书文字的繁化、简化、省略、通假与异体现象。

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章讨论过敦煌俗字的类型问题，但都没有超过以上专著水平，如1988年孙启治的《唐写本俗别字变化类型举例》［34］、1992年杜爱英的《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35］、1997年吴军兰的《敦煌写本繁化俗字例析》［36］等。

四、结语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目前对敦煌俗字整理辑录、敦煌俗字理论及其类型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敦煌俗字形体类型的系统全面研究还没有开展。此外，俗字相对于正字而言，没有正字作为参照，就无所谓俗字。虽然已有人将部分敦煌俗字与同时代正字进行比较研究，但不足以全面反映敦煌俗字与同时代正字的差异情况，也就无法准确总结归纳其类型，更谈不上准确探讨其形成原因及其规律。因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已有的科研条件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整理敦煌俗字，并为其选择恰当的正字标准，来探讨敦煌俗字的特征、变异规律等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1］蒋礼鸿.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J］.杭州大学学报，1959（3）.

［2］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郭在贻.郭在贻敦煌学论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4］潘重规.敦煌俗字谱［M］.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8.

［5］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47.

［6］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1957.

［7］金荣华.敦煌俗字索引［M］.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0.

［8］潘重规.龙龛手镜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潘重规.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J］.敦煌学：第六辑，1983.

［10］潘重规.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J］.敦煌学：第七辑，1984.

［11］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12］陈建裕.五十年来的汉语俗字研究［J］.平顶山师专学报，199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