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宁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政党政治是近代以来各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在风起云涌的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创造了历史前提,旧式政党政治最终归于失败的经验教训,客观上又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创造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为直接指导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政党政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不但为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增添了新鲜力量,而且以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伟大实践,为政党政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一

从广义上讲,所谓政党政治,就是各政党为实现其政治纲领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政党政治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重要政治现象,近代以来,政党在各国政治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与实践中,是没有政党政治生存的土壤的。“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排除了政党存在的可能性。只有到了民主政制代替专制君主政制,社会的阶级利益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政治权力日益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一定利益的力量时,政党现象才得以产生。历史的力量从商品生产领域中带来了自由、平等的经济原则,政党的竞争便是这种经济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生动体现。”[1]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各种立宪党派团体的成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序幕,而中国政党开始大规模涌现,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专制统治,引进和实践现代政治理念,迈出了探索民主政体发展道路的步伐,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党派的阴暗心理,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随即出现了“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2]的壮观景象。据研究统计,迄于 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党会共 682个,其中政治类的就有 312个。[3]

政党政治是近代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一个大国中,没有良好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运作是难以成功的。民国初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政党热”,形成了中国社会近代政治发展的“新气象”,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政党政治的实践。各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纷纷组党结社,争相发表各种名目繁多的政纲、政见或宣言。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通过组党,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没有办法支撑西式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顺利展开,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结果很快出现了政党政治异化的现象。种种政治乱象频频出现,政党政治迟迟不能走上正轨。不久,民国政府即陷入党争,许多革命党人也迷失了革命宗旨,国政日益腐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之后宋教仁被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及之后北洋军阀的军事专制统治,都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议会政治、政党责任内阁的努力宣告失败。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非法手段,各种贿选、内讧丑闻层出不穷。大多数政党自生自灭,犹如昙花一现,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转瞬即逝,既未带来政局的稳定,也未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若以英美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为标准来看,当时中国根本就是徒有政党政治之名,却没有政党政治之实。

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束缚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先天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难以有效地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建立起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兴起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宗旨意识、革命策略、组织体制等方面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只注重走上层路线、议会斗争,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往往认为下层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因此,广大群众也对其所谓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当强大的反动保守势力向其进攻时,这些没有根基和实力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毫无招架之力了。因此辛亥革命及其后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虽然为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重要道路,但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也没有改变。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说:“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根本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4]

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和平演进的道路屡次受到阻挠和打断,民主宪政之路被堵死。这些严酷的现实教育和启迪着世人,并使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根本动摇。正是在对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逐步认识到仅依靠这些旧式的政党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的,更实现不了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宏伟事业。他们热切希望能够寻找到新的政治力量,担负起改造中国社会、推进政党政治现代化的重任,开始萌发创建新型政党的思想。

二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深受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观念的影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模式颇为欣赏,站在维护民主共和政体、实现责任内阁的角度上,对民初的各类政党提出激烈批评。1917年 4月李大钊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提出了“中心势力”这一重要概念,指出“至于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5]表明李大钊已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政治力量彻底失望。

中国共产党另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年曾对政党政治毫无好感。尤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亲眼看到各党派为各自的私立相互倾轧、争斗,不过是为了党派之间的胜负,对于国民和社会的根本进步毫无意义。于是 1916年初,陈独秀甚至还曾提出“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提出青年们应该抛弃政党政治,“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6]但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意识到要完全抛弃政党而实现政治现代化是不可能,而现实中的各个政治势力又无法承担这一责任,因此寻求新兴的政治力量就是势所必然。1919年 1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重要文章《除三害》,针对中国现实政治舞台上的乱象,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7]表明其对政党政治的认识更进了一步。1921年 7月陈独秀又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对现代政治与政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明确指出了“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共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8]

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和探索新的政治力量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打破了资产阶级政党一统天下的局面。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一战后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1918年,芬兰建立共产党,随后匈牙利、法国、阿根廷等国也相继成立共产党组织。1919年 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多国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宣告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成立,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它一诞生,就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将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其首要任务。从共产国际成立,到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时,欧美已经有 20多个国家建立共产党,并影响到亚非拉各国。

在对中国政党政治进行深刻反思和对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潮流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相继萌发了在中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想法。1920年 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9]他们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进行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 8月 13日,身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明确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10]毛泽东也表示完全同意其主张。1921年 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此文可看作其创建新型政党的宣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构想。他首先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之后,他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 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 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 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 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 ?”[11]

三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是空头的理论家,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在相继萌发创建新型政党的思想后,即立刻投入到积极的实践探索中,开启了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进程。

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思想,并为建党做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独秀在上海也开始创建共产党的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也是密不可分的。1920年 4月,俄共 (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一行前来中国,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方面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另一方面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积极帮助开展建党的筹备活动。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 1936年曾说:“中国党在第一次大会时,虽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线与组织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的。”[12]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源头上就明显受到共产国际思想组织路线的影响,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思路建立起来的。

1920年 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探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的改造,并酝酿建党问题。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了党纲,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①劳工专政;②生产合作。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着手组织建设工作,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在各项思想、组织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演进的重要成果。与之前的资产阶级旧式政党相比,作为完全新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早在创建时期就在思想、组织等多个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政治优势。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起就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等[13]。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番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主张在中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强调应该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的革命问题。

第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广大劳动阶级打成一片。从创建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非常注意与广大工农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赖,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中共一大就在党的决议中规定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不久,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全国性机构。仅一年时间,就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而中国诞生前的旧式政党却始终与社会的下层群众脱离,在实际运作中只关注社会上层,不愿意真正深入到民众中去,与工人、农民这些劳动群众始终存在隔阂。因此,我们党在创建时期虽然只有区区几十人,却在短时间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和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三,逐步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与纪律,真正形成明确有效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达到了行动上的一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创建起来的,要求从党的中央到基层组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要有集权精神和铁的纪律,就避免了无政府的“乌合的状态”。近代中国政党林立混杂,但大部分政党政团都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形成真正明确有效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如国民党虽是一个大党、老党,但却从来不是组织严密、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党。虽然经过 1924年的“以俄为师”的改组,但与中共组织结构的严密性相比仍然逊色不少。尤其在基层组织方面,往往有名无实,在实际运作层面,依然纪律散漫如故。

第四,批判吸取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拥有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近代以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和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探索和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各种旧式政党政团和政治势力都没有能够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面对着中国人民的一次次奋起而又一次次的失败,从创建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勇敢肩负起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现代化的重任,明确提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就曾刊登文章提出:“试问南北各派政党,那一派免了鼠窃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那一派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当担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14]

中国共产党是以体制外的革命党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具有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自创立起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和极端艰难的战争环境里,迅速脱颖而出,在短时间里从一个仅有 50余人的秘密团体发展成为拥有大量党员、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富有高度政治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型政党,成为中国革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的创建为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增添了新鲜力量和崭新内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5]

[1]卢少华,徐万珉.权力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205.

[2]转引自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23.

[3]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32.

[4]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4.

[5]李大钊文集 (上).人民出版社,1984,464-465.

[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 (第 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73-174.

[7]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 (第 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51.

[8]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 (第 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9-290.

[9]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4.

[10]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4.

[11]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443-444.

[12]一大前后 (二).人民出版社,1980,291.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14]《共产党》第 5号,1921-06-07.

[15]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1,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