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滨久

总结首轮志书的编写经验教训，可以说典型记述不足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王广才先生归纳首轮志书的主要缺点有14多14少，其中之一就是“横面多，典型少”。已故王登普先生曾呼吁要深入挖掘典型资料，认为这是续志工程的重中之重（王登普：《深入挖掘典型资料是续志工程的重中之重》，《河北地方志》2001年第2期）。二轮修志应该改变典型记述不足的状况。

如何改变典型记述不足的状况，前些时看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单辉（以前任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史论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上的一篇文章《方志记述的二元结构》（原载《江苏地方志》1996年第2期），感到单辉先生对此问题的分析很到位，所提出的根本解决办法有道理，有豁然开朗之感。他论述针对的是首轮修志普遍采用的章节体。他从方志的基本记述单元——“目”（方志记述内容的主要承载者）来具体分析，指出：目既是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个阶段即“小过程”的连接。而一个“小过程”即一个“逻辑单元”由“点”和“面”构成。“面”显示着事物、事业发展总的情况和总的规模，它一般为概括性记述；而“点”是将事物发展中的局部扩大，借以显示事物发展的深层面目、具体面目和活的原因，一般由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或具体事物构成。他认为，新编方志存在记述静态化，即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若隐若现、难以寻觅。其根本症结是逻辑单元中“点”与“面”结合的局限性。“面”在“著述”中需以说明问题为限，其文字量不宜过多。“点”则应与“面”相适应，其文字量少了不足以说明问题，多了又有失与“面”的和谐。总之，“点”与“面”都要求对方保持一定量的比例，二者无论谁超越这种量的比例限度都是与方志的文体特点相悖的。这就造成方志记述重视总的、宏观的、综合的、概括的内容，而缺少像人物事迹和重大事件那样的具体的、典型的、微观的、偏重于反映事物个性的内容，其结果就是方志记述的静态化，造成“点”“不丰满、不周详、不完整、施展不开，它令用志者觉得不生动、不具体、不解渴，苍白枯燥、缺乏生气、不吸引人”。

无独有偶，韩章训先生也指出章节体志书“有逻辑性强和善于做面的概括等长处，有不善于做点的深入等短处”（《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代序》）。

两位专家的这些叙述确是道出了方志内容记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面上记述尚可而典型记述不足。除去在篇目中可设的典型单位如典型企业、学校、医院、小康村等外，若看志书横排竖写的最小记述单元——大多数是目，也有从节或子目写起的——就可看到，主要是按时序记述一个个横断面上的史实：起点如何，转折点上事物有何变化，终点怎样。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事物虽可以系，但只是随带而记，没有也不可能来上一大段典型描述。首轮编纂出版的河北《辛集市志》《文化艺术》志曲艺一节记“河西大鼓”，以事系有14人，其中记：“王西峰嗓音宏亮，韵味浓厚，因此以唱取胜；冯进庄嘴皮干净，功底扎实，善于作戏，形象逼真，因此以表为主；苏吉峰则动作潇洒，身段优美，说表时手眼身法同时并举，因此擅长说‘偿子书’；陈国法的唱腔别有韵味，且弹得一手好三弦，能自弹自唱，旁人望尘莫及；张新芳唱腔优美，念白铿锵有力，又经名家指教，在曲坛独树一帜。”每个典型人物仅是点到为止。如果大段详述的话就和面的竖写很不和谐。所以在最小记述单元里解决典型记述不足的问题是有局限性、有困难的。

怎么办，单辉先生给出了解决办法：“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把传统的思维定势打破、放开，到逻辑单元外去寻找出路。这一出路就在于把逻辑单元记述中的‘点’进一步放大一部分并移出逻辑单元，在一个个逻辑单元之间插入相对独立、丰满、周详、完整或侧重、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使其与逻辑单元的‘著述’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使二者既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是逻辑单元内‘点’的放大和延伸），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是相对独立的），并由此形成方志记述的二元结构，即以逻辑单元的记述为一元，以插入逻辑单元之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为另一元。”此两元如何区分，单辉先生也给出办法：“在排版时的字号处理上，两种结构的字体应当相异，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在版内两侧可缩排两格，借此与逻辑单元的记述相区别。”

单辉先生用“二元结构”方法来解决典型记述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是有创意的、可行的，这样在“逻辑单元”里可把面的情况写全，在用不同字号排版的文字里可把点的情况写透，从而达到了点面结合的目的。但是在目的竖写中插入大段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使前后的记述隔断，还存在问题。

实践在前进中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上说《辛集市志》在相关篇目之后设了54个“附”，其中很多都是记述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典型事物的。例如地理编地震节后有《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周总理慰问王口地震灾区纪实》，政治编后有《抗日堡垒户》，军事编后有《邓小平指导抗日游击队》、《冀中钢铁队——记南庞村民兵游击队》，经济编中有《辛集毛皮名天下》、《束鹿酒业半条江》，文化编中有《享有盛名的河北辛集中学》、《战火中的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在束鹿县办学纪实》、《辛集——最早印刷革命领袖画像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的拓荒者——林巧稚教授在束鹿县郭永村蹲点纪实》。其中《抗日堡垒户》不仅将已确知的300多个堡垒户按村落列名，而且详细选介六个堡垒户的感人事迹，分别是《董大娘热爱子弟兵》、《夫妻俩遇险巧配合》、《边风印抗战忘生死》、《李淑娟抚养专员子》、《王香果深情救伤员》、《全家人掩护陈县长》。

二轮志书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志》（1991—2000）也收录54篇随文附记，字数13万多字，而全书才120万字。该志书在每一个部门或行业后都有一两篇典型的附记，起到了绿叶扶红花的作用，更起到了深化主题、拓展内容空间的作用。如精神文明建设篇附记《无亲胜有亲》、《好儿媳孙兰英》、《义务环卫工》。改革篇第一章《工商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正文从宏观上综合记述了县委、县政府在工商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及所取得的成就，紧接其后附记一典型实例，记述第一家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全过程。附记在相关篇章中的劳模事迹有《乡村姐妹的贴心人》、《承包荒山第一人》、《农税劳模于德清》、《全国档案系统劳动模范王裕民》、《满乡史官》等。

《天台县志》（1989～2000）则以编章里的“专记”记述一些典型事件、事物，如环境编有专记《地质遗迹——恐龙化石》、《异常天气》，居民编有《老年人》，政治编有《苍山械斗事件》等。这些“专记”是附在有关章节后面的。

浙江省开化县正在编纂的二轮志书，则尝试运用“章节加条目体”。所谓“章节加条目体”，与章节条目结合体不同，它是以章节体为基本体例，保留章节体中的编章节目作为分类结构，在节下视记述内容的需要，依据“贴体、精当”的原则，设置近40个条目。条目既不作为横排门类的单元，也不作为竖写门类的单元，仅是有机的编写单位；每个条目都有一个明确的记述主题，一事一条，独立存在。所设条目有典型人物条目、典型事件条目、典型事物条目等，如《开化自己的“植树节”》、《中国蝉联奥运举重冠军第一人》、《开化单晶硅上太空》、《劳模廖月仙下岗办猪场》、《第一个闯进大都市的菇农》等（见吴德良《浅谈续志章节加条目体》，杨金荣主编《浙江方志研究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汪路明《增强志书可读性之尝试》，林吕建主编《浙江方志研究论坛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实际上，典型条目与上述的“附”、“附记”、“专记”只是名称不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都是采取的“二元结构”法，也都与单辉先生的思路大同小异。

采取“二元结构”法有什么好处呢？一是“二元”各得其所，并互相配合。一元即最小记述单元的竖写自然流畅、不被阻隔，另一元的记述典型鲜明、内容饱满、体裁灵活、叙事完整。二是可弥补解决“点”的记述不足问题，使总体与具体、宏观与微观、典型与一般相结合，从而使内容更丰富、资料性更强、使用价值更大。三是典型的详述生动活泼，体裁运用自如，不拘泥于记叙体，可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四是可以更好地记述一地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事物，这些都是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亮点，这就有力于突出志书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章节条目结合体的条目有综合性条目、主体性条目、典型性条目，采用章节条目结合体可不可以解决志书典型记述不足的问题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通过设置典型性条目来解决典型记述不足的问题的。但是，典型对一地来说是“稀有资源”，要每个主体性条目下都设典型性条目，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料来源也很困难，甚至怎么努力都设不出来。有些采用章节条目结合体的志书因为典型性条目难设而改用了章节体。所以，笔者认为，与其采用章节条目结合体，还不如采取章节体的“二元结构”的办法为好。当然，在志书最小单元（一般为目或子目，也有从节写起的）的记述中，也有典型记述问题，但点到为止的情况是难以逾越的。

设了“附”、“附记”、“专记”、条目等，还有如何遴选资料、确立主题、择定体裁、精心编写及与另一元相配合的问题，本文只叙述“二元结构”法的采用必要性和具体办法，以及对解决志书典型记述不足问题的好处，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