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遗老身份的再解读
——日记中的郑孝胥

2011-08-15周晋华青海师范大学西宁810008

名作欣赏 2011年8期
关键词:日记

⊙周晋华[青海师范大学, 西宁 810008]

遗老身份的再解读
——日记中的郑孝胥

⊙周晋华[青海师范大学, 西宁 810008]

《郑孝胥日记》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六年,详实记载了郑孝胥视角中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及身处其中的郑孝胥本人的见闻感受和活动。郑孝胥具有浓厚的重九情结,从日记中所记载的郑孝胥重九诗可以窥探出郑孝胥作为一个近代文化精英在激烈巨变的近代社会中如何伤透脑筋地以传统文化自卫者和挽救者的身份来现身说法,如何尽心竭力地追崇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心路历程及其内在原因,并具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郑孝胥日记》 重九情结 遗老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学者、文人所记日记颇多,俨然已经成为近代历史上一道蔚为壮观的独特风景。这些日记种类繁多,内容不一,现留存下来的大都具史料价值。如晚清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黄庆澄的《东游日记》,孙宝《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那桐日记》,《翁同日记》等等。在众多的近代人物日记中,《郑孝胥日记》独树一帜。这不仅由于这部日记同上述其他日记一样具有史料价值——人文地理,士人交往,诗文创作,历史事件,个人心迹等在日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且这部日记起自光绪八年(1882年),止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共延续五十六年,时间跨度长,囊括差不多整个中国近代史,而郑孝胥本人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或知情者,再加上郑孝胥在近代诗坛、政界和书法界的影响,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便具有了鲜活的时代因素。更为重要的是,郑孝胥其人本身的独特经历引起了为数众多的研究者的关注,众说纷纭,争议颇多。而《郑孝胥日记》正是研究郑孝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和切入点。

一、维新前后的“潜蛟”之志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苏堪,苏龛),号太夷,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人,著《海藏楼诗集》,是同光诗坛领袖人物,与张謇,汤寿潜一起被称为民间立宪运动三杰,其书法亦名著当时。曾任驻神户大阪总领事,张之洞“总文案”,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1910年主持改订《锦瑷铁路包工合同》。1932年“落水”,担任伪满洲国总理,为世人所不齿。这是今人对郑孝胥的客观定论。事实上,我们从郑孝胥的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对更为真实可信、丰满鲜活的近代文化精英在激烈巨变的近代社会中如何伤透脑筋地以传统文化自卫者和挽救者的身份来现身说法,如何尽心竭力地追崇自己的信仰甚至不惜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毕肖形象。本文试图以郑孝胥的重九诗切入来加以论述。

郑孝胥每逢重九必作诗,时人誉为“郑重九”。叶参称其重九诗“练萧之气,以平淡语纡折出之,然自然深隽,宜一世人推‘郑重九’也”。在《郑孝胥日记中》记载的重九诗有25个重阳节所作的诗作,包括律诗、绝句等共计30多首。其中,有的诗作是重阳日写就的,有的诗作是重阳后补做的,有9首诗有目无篇。《海藏楼诗集》中收25首,均是从日记中选录。日记中所记郑孝胥最早的重九诗是1889年10月3日所作律诗一首:

科头直上翠微亭,吴甸诸峰向我青。新霁云归江浦暗,晓风浪入石头腥。

忍饥方朔非真隐,避地梁鸿自客星。意气频年收拾尽,登高何事叩沧冥。

其时是光绪十五年,这一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后又改官同知,分发江南。虽然整个时代已是江河日下,但是郑孝胥正值而立之年,又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他正想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秋风愁欲破,池水起潜蛟”的凌云之志。所以在重阳日登高时,郑孝胥的自负不禁溢于言表,兴奋之余,感觉“吴甸诸峰”都是因他的发达而变得生机勃勃来为他助兴。但是在“新霁”“晓风”的宏图背后他也看到了“江浦暗”、“石头腥”的社会现实,只是这时的郑孝胥还没有意识到他所仰仗的皇朝命运已经行将就木,危在旦夕。

两年后,郑孝胥随李经方出使日本,先是担任驻日本使馆书记官,1893年即升任神户大阪总领事。在日本两年多,郑孝胥有1891年10月11日和1893年10月20日(补做)两首重九诗,二者都以怀乡为主题,两诗中相类似的诗句:

“蛮菊哪知佳节重,霜林也傍醉颜酡。”(1891年10月11日)

“未花蛮菊哪足道,眼底正喜落日黄。”(1893年10月20日)

重九日登高、饮酒、赏菊,本是古老中国的习俗,琴棋书画茶酒花则是中国文人雅文化的象征之一,是文人士子们竞相歌咏的对象。郑孝胥把“蛮菊”、“霜林”等意象顺手拈来,表达“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之情。更深层意义在于他想借此抒发自己超凡脱俗、踌躇满志的胸怀与抱负。

郑孝胥的日本之行是他人生道路的关键一环。郑因岳父吴赞成的关系受到李鸿章的关照和提携,跟随李经方出使日本后,李对其相当赏识和信任,短短两年就由书记官升任神户大阪总领事,郑可以算是少年得志了,而这也正是郑多年寒窗苦读所希冀和向往的。因此他在日本期间,致力经营政务,悉心中日文化交流,勤于学习洋文等。陪同李钦差去游园,也惊羡于日本的工业文明;去狎妓,唯独他正襟危坐。郑一直用儒家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言行,他乐意接受日本的先进文化成果,却以儒教发源地使者的身份自居,他没有跳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这在他的日记中时有反应。虽然上述重九诗句的格调是闲适的,字里行间却难以掩饰他的自负。这是一个作为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文人精神世界的真实映照。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同年8月16日郑孝胥回国。郑孝胥思想认识上的误差很大程度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日本观: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是不会“犯上”的。直到日本悍然发兵,“闻总署来电,倭人将攻上海”,郑孝胥还认为“此彼势穷,欲乞欧洲各国为之调处耳”。北洋水师节节溃败的消息传来,郑孝胥的伤感与无奈流露诗中(1894年10月7日重九诗):

海外归来多感伤,脉脉江山待来者。胡子可人能醉我,共看落日天边泻。

吾侪未知所归处,复际中原动兵马。丈夫忘世乃大雅,谋国区区策殊下。

郑一方面惊诧于“倭人”胆敢在“中原动兵马”,一方面又痛恨清朝政府用人不当“谋国区区策殊下”,身处乱世,他急迫希望用自己的满腹经纶去匡济天下。机会终于来了,“十月已将入都,适南皮至,延入幕府”。由于郑孝胥在日本表现甚佳,被张之洞看好,做了张之洞幕府的高参,他又一次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在从上海至北京途经烟台的船上,适逢重九佳节,在听了一个老兵的述说后,郑已由原来的惊诧转而愤慨,夜不成寐了,“众中惊起沉沦客,愤慨终宵却废眠”。

郑孝胥在张之洞幕府八年多,参与策划张之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洋务活动,被时人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并有“当代范增”之誉。甲午战争前,他主张坚决抗战拒和;甲午战败后,他又积极帮助张策划军政、路政等,急谋改革强国维新之路,试图通过洋务救国。1897年重九诗便是他这种积极心态的反映:

市楼便是登高池,我辈方随行路人。一醉不应辞酒病,九秋还得斗闲身。

书来兄弟颜俱瘦,愁里江山事更新。红紫打围须未老,可能摩眼向风尘。

在郑孝胥看来,国难当头之际,“我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全力以赴,挽救危亡,重振大清昔日的雄威。因此,他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一起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维新运动做着各种准备。但是,短短的几个月,他们的努力就付之一炬。维新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对戊戌六君子大开杀戒而告终,人们噤若寒蝉,整个中国大地万马齐喑。郑孝胥同样痛心疾首:

九日宣南昼闭门,幽花相对更无言。残秋去国人如醉,晚照横窗雀自喧。

坐觉宫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羁魂。孤臣泪眼摩还暗,争忍登高望帝阍。

又到重九日,郑孝胥“归馆独坐”,无言。曾经在日本时“霜林也傍醉颜酡”的自负和在张之洞幕府“一醉不应辞酒病”的积极思变终于因为“帝阍”在“残秋去国人如醉”中而伤感,不由得泪眼婆娑,暗自伤神。日记中记载9月28日郑孝胥闻知林旭等“六君子”被杀的消息后,于29日作《感事》诗三首,10月1日张元济来,“涕零读三诗而去”。10月2日,郑孝胥“步至青慈寺哭墩谷(林旭)、叔峤(杨锐)而返”,10月13日又“作《哀林墩谷》三诗”。其言行中流露出对六君子的同情和对慈禧的不满。“郑孝胥有志将他的抱负付诸实行,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机会”,但“他在政变之前和政变之后,立场都是明白无误的”。

二、辛亥后的“潜夫”心态

从1903到1905年,郑孝胥受命督办广西边防,政绩斐然。从1906年到1911年,郑孝胥主要领导预备立宪公会,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负众望。在此之前,郑孝胥一直是与时俱进的,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郑孝胥就一反常态,以遗老自居,隐居在上海海藏楼,与陈三立、沈曾植等诗酒唱和,与遗老名士组织读经会,闭门不问世事。民国二年(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二年)重九日,郑孝胥感时伤怀,遗老心态在诗中一览无遗:

郁郁药炉经卷边,偶闻重九意萧然,国亡安用频伤世,病起犹思一仰天。

几换园林吾亦老,休谈人物梦何年。菊前桂后秋光断,却负登高半日颠。

读经煎药,懒问世事,意志消沉。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态呈现。郑孝胥在清朝败亡后,决心回到孔孟儒家的道德世界,“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这是因为忠在遗老的心中,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道德观”。辛亥革命颠覆了郑孝胥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他所赖以一飞冲天的仕途之路也将不复存在,“他们所效忠的王朝死亡了,千年的文化传统遭受了摧残,旧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受到了破坏。在这种刺激之下,隐而不显的忠和保守性格,便积极地涌现出来了”。郑孝胥清亡后的重九诗充满孤老遗愤,心境悲凉,“残菊”、“悲辛”、“莫问功名意”等语词用得很是频繁。

如果不是末代皇帝溥仪想起了郑孝胥,郑是决心躲在海藏楼中了此残生的,这样的话,他的人生道路也就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了。1924年郑孝胥奉召为内务府总理大臣,后又在懋勤殿行走,给溥仪进讲《资治通鉴》。郑孝胥把皇帝对他的赏识看做是自己能够东山再起,报效朝廷的一次机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顾他人的劝阻一路追随溥仪,给他出谋划策。郑孝胥把他所效忠的王朝具象化为溥仪一个人,尽管这个皇帝已经徒有虚名,名存实亡,郑还是把他复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溥仪身上。1925年10月27日重九诗中“如此登高元失路,何须感事任孤行。兵戈豺虎天休问,羁绁君臣世所轻”便寄托了他一意孤行,迎难而上的决绝,“归心一放忽难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日本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东北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而郑孝胥等人轻信日本帮助溥仪恢复满清政权的谎言,不顾风烛残年,积极奔走于伪满洲国的建立中,“自窜岂甘作遗老”,企图在东北建立所谓的王道乐土,“今满洲国以王道仁义为国本,欲造成乐土以待举世之相应”。然而,郑孝胥很快识破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他追悔莫及,已无退路,直到1935年5月才获准辞去国务总理大臣,这时的郑孝胥已经万念俱灰,和奉召时的激动心情不可同日而语了。又到重九日,郑孝胥登高远望,满目苍凉:

登高还有壮心无?诗酒阑珊兴亦孤。付与闲人话心史,却收余论作潜夫。

天倾西北漫仓皇,地缺东南孰主张?俯视中原三万里,不妨抱膝过重阳。

当年的潜蛟之志化为“潜夫”之论,任由后人闲说,整个中原大地满目疮痍,郑孝胥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哪还有什么“壮心”去重建大清昔日的辉煌?

一足失成千古恨。郑孝胥一心图谋复辟,拒绝认同民国和接受新文化,他设想的以皇帝为政治本位、以孔子为文化本位的尊卑有序的“王道理想国”,是建立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他轻信所谓的“东亚共存共荣”,甘愿在伪“满洲国”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在闻听“九一八事变”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民国会由此被一举消灭,日本天皇会将中国让给宣统皇帝,王道理想国将得以实现。同时郑孝胥抱有极强的道德感,相信自己就是最高道德的化身。在他看来,自身的一切行动,只要以王道理想国为目的,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抵达,都具备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可是当昔日的崇高被定义为卑微,坚守就意味着放弃,而站立的姿态也随之被定义为可笑的、荒谬的。这是清遗民的个人命途,也是中国历史至为艰辛又仓皇的一段历程中所遭受的文化危机。

纵观郑孝胥的整个人生历程,他曾站立于“趋新”之境,是时代的急先锋,后来却成为“腐朽”的表征,甚至逆时代潮流而动。在开新与守旧之间如此戏剧化的分界,使得历史的变迁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因此,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郑孝胥之流归之为守旧派。他们以传统道德的化身自任,企图通过渐变式的局部改革来维护儒家传统的完整性和顺延性,在这一点上,郑孝胥等人是不遗余力的“趋新”;当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骤然而至时,作为历朝历代象征的纲常名教被破坏是郑孝胥们绝不能容忍和接受的,选择“遗老”身份,“忠义”观念固然是主要的,但寻求一种具有延续性的、稳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一个丧乱频仍、世局艰危的年代里,这些读书人在履行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树立着一种尊严。遗民身份的选择既是自我誓约,也牵动着世道人心。他们以自身实践穿透历史的这些努力,可能注定要失败。然而在中国步入“现代”的艰难时世中,独持异议的迂阔也许要比逢迎潮流的乐观更具凛然的力量。而他们的苦心和深心必将在时间中辗转流传,引人思虑也唤醒感动。

[1] 叶参.诗话[M].转引自郑孝胥.海藏楼诗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7.

[2] 郑孝胥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王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作 者:周晋华,青海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猜你喜欢

日记
学写假期日记
Learn to Write Vacation Journal学写假期日记
成长日记
里约日记
成长日记
成长日记
侦探日记
成长日记
侦探日记
侦探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