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平［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抽丝剥茧的匠心
——评宇文所安《追忆》

⊙黄燕平［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中国古代“孝”之传统、修史传统、“三不朽”的观念及古典文学主要形态——诗歌皆具追忆属性。宇文所安《追忆》正抓住这一属性，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独特的思考视角、诗性的语言表达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在读者面前。

追忆 “孝”之传统 修史传统 “三不朽” 古典诗歌

《追忆》一书，作者和文本内容分别隶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作者并未舍此而即彼，而是巧妙结合二者，流畅叙述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感受和新鲜思考。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

宇文所安先生虽重视考证，但此书却没有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浓重的考据气，而处处渗透着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情和思考兴趣。他在《导论》中提到：“本书的8个章节就是要讲述这样的殿堂，以及它们同那些恰好身居其中的人的关系。这些章节不按年代排列，也不求分类阐述；它们不是想为奠定中国文学研究这幢大厦的基础添砖加瓦，也不是为修筑它高耸入云的尖顶尽绵薄之力。它们不是写给非专业读者看的、四平八稳的引论。我所以要写它们，惟一希望的是，当我们回味某些值得留恋的诗文时，就像我们自己在同旧事重逢一样，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得到快感。”

宇文所安先生抓住“追忆”作为本书的思考视角很有见地。因为无论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中国古典文学本身都将“追忆”视为一个根本性的主题。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这一主题在中国传统的渊源。

“孝”之传统。中国古代主要有三种思想，即儒、释、道。三者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儒教最核心的内容当是“孝”，即对祖先、前辈的尊重和敬仰。在古人眼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之礼虽繁琐复杂，但人们都自觉遵守，因为他们所信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而是自己的“祖先”。此代代不息的祭祀祖先的自觉活动本身便是一种“追忆”的仪式。

修史传统。中国的修史传统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我国便设“太史”一职，以纪事掌史。《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可知，帝王一举一动，皆载之史册，而《尚书》《左传》等即保存先秦历史的著作。洎至西汉，司马迁承孔子书《春秋》的精神，撰《史记》，记载了上古五帝传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三千多年的历史。西汉以降，代修史书。今天的二十五史正体现了中国人对历史正式、理性的“追忆”。法国伏尔泰《风俗论·导论》第十八章盛赞中国人的修史传统。他说：“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中国人秉持前以鉴后、古以察今的观念，自觉认真地修撰史书。而且撰写史书，不仅是官方的意志，也是芸芸士人的心愿，他们常常私撰史书，以修国史为荣、为志。如《宋书》的国史修撰工作，在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便开始了，先后有何承天、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参与修撰，但尚未完整。至齐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奉敕撰写宋朝国史，即今存《宋书》。实际上，在齐梁年间，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相当多的士人虽未受命，却视修史为己任，私下撰写，如孙严《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宋书》三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裴子野《宋略》等，但这些著作今皆不存。中国文士有着浓厚的修史情结，他们自愿自觉地撰写前朝或当朝历史。尤其成为亡国之民时，他们这种修史的意愿更为强烈，如《追忆》第八章提到的明人张岱即在明亡后“披发入山”潜心撰写《明史稿》。故从修史传统来看，中国人的追忆可谓绵远深长。

“三不朽”的人生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可见，在中国，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历史的无垠，而期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种方式以铸就生命意义，实现永恒存在。而文士作为知识阶层，应是最早自我觉醒的群体，故而他们的自我期待尤为强烈。但文士的地位却很尴尬：社会中间阶层。他们充分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及“三不朽”的诱人性，可他们上不能如帝王将相将自己的姓名、事迹刻上金石，载入史书；下又不能似平民百姓般只求温饱而寂寂无名于身后。立德乃无上圣贤所属，立功为帝王将相所专，留给大部分文士的仅余“立言”。战国时期，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乃至百家争鸣；司马迁为刑余之人，却发愤著书，撰就《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上文所提到文士自觉撰作史书，亦出于“立言”的人生观。著子书、撰史书的“立言”方式，并非每一个文士都适用，但每一个文士都心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追忆之锁。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将对永恒的渴望投注于文学创作。《追忆·导论》已揭：“早在草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就给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够身垂不朽。”宇文所安先生比较了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后认为：“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在中国传统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确然，中国文士是将自己不朽于后世的愿望寄托在回忆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上。

中国古代主要文学体裁：诗歌。西方主要文学体裁小说和戏剧篇幅大，能够叙述具体情节和表达细微感情。中国古典诗歌不同，它以五言、七言为主，较之西方小说和戏剧，其篇幅十分短小，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情感却丝毫不逊于小说和戏剧。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做到以小概大、举重若轻？运用典故无疑是最佳方式之一，而用典本身便是对历史最直接的追忆，而完备的历史记载使得诗人频频回首，攫取所需。“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了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另外，含而不露、点到为止又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重要表达方式。读者在品读诗歌时，既要顺着典故追溯源头，又须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语境中寻绎诗人当下的心境，以求得全面深入解读。宇文所安先生点出：“中国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做诗以前和做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

在“孝”这一传统下，对祖宗先辈的尊重和信仰，促成了中国人的修史传统，而完整的历史记载又激发了中国文士产生“立言”人生观，同时又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藏般丰富的历史素材。此四者以“追忆”为中轴，前后勾连，相辅相成。宇文所安先生恰抓住“追忆”这一关键轴，围绕上述四点，对中国古典文学做抽丝剥茧般的解读。

《追忆》八章：首章《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与末章《为了被回忆》前后呼应，主旨相同，即“为了被回忆”；第二章《骨骸》讲述生与死的关系。自庄周与骷髅的对话起笔，叙至明代王守仁写给陌生吏目的《瘗旅文》。其意在揭示活人出于同死者建立某种关系的需要，而对死者追加其生前可能的往事和联系；第三章《繁盛和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以杜牧《赤壁》为生发点，通过后人对《赤壁》一诗富有自我意识的咀嚼和回味来猜测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后又借鲍照《芜城赋》申言。鲍照站在往昔繁华、今朝衰败的废墟之中，充满义愤地观望不可到达的过去。本章中回忆行为仅仅起了抛砖引玉作用，其落脚点不在回忆本身，而是回忆引导出的对道德必然性和非道德必然性的（必然性的机械运转）二者关系的探索；第四章《断片》是对回忆进行审美观照；第五章《回忆的引诱》在解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基础上阐述好古激情带给人的伤害；第六章《复现：闲情记趣》叙沈复试图通过复现不完满的真实过去以给回忆的一个妥善结局。《浮生六记》便是沈复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的回忆录，尽管其与真实有一定距离，但作者却更愿意接受它。第七章《绣户：回忆与艺术》是对吴文英回忆词《莺啼序》的细致解读，也是对前一章的延续：回忆是一门富于“匠心”的艺术，“回忆的转型越是需要运用匠心，作家就越是不得不去研究艺术的要求”。

八章中，《断片》《回忆的引诱》最为精妙，故本文就此二章进行详析。

《断片》首先比较了代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论语》和《圣经》，而后提出《圣经》自身具有内部整一性，《论语》则为断片结构，它失落了完整性。而中国古典诗歌在结构上与《论语》具有承袭关系。“中国古典诗歌是从《诗经》里的诗延续下来的；它们同《论语》里断片状的格言之间也有血缘关系。”随后，宇文所安先生借李贺《长平箭头歌》中具有断片意义的“断镞”来阐述断片所包含的价值集聚的性质。次之，由断片物联想至生活断片，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描绘了其深夜于舟中读好友元稹诗的一个生活横断面，“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灯灭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这一生活断片，呈现出沉默美。这份美感继续生发，使作者沉醉于断片这一象征物自有价值和属性的迷恋之中，并称之为“落入歧途”，如李商隐《花下醉》对残花的欣赏、李白《自遣》对孤寂感的独享。此章中出现最多的词语：失落和沉默。它们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完整的情态，是引起读者追寻完整性的媒介词。失落和沉默是断片的重要属性，它们的不同在于：失落是由客观造成的。正如李贺诗歌中的长平箭头，它是先秦时代无意中残留下来的“碎片”，这个“碎片”本身是死的，封闭的，在“南陌东城马上儿”眼中仅具商品交换价值。它只有在一个能够读懂其所失落的历史的人面前，它才具有开放、延续的价值，即“价值集聚性”；沉默是有意而为之的。沉默在宇文所安先生看来，具有制造诗歌审美体验的功能。他说：“我们得到一种关于沉默的美学，关于说出来的语词、说过又失去的语词以及没有说充分的语词的美学”，由此，我们似可作这样联想：沉默——留白。留白，是中国画的常用表现手法。它有意以大量的空白，向欣赏者彰示一种沉默美。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留白这一表达方式被诗人纯熟地运用着，如白居易《琵琶行》“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钱起《省视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歌中最常见的是出现在一首诗的结尾的沉默，在落入诗的结尾很容易落入的俗套之前就同语词分手。”这样的沉默或说留白，不仅具有简洁清幽的意境美，还造成诗歌的无限延续。

《回忆的引诱》，宇文所安先生依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行文思路，以李清照的回忆为主线，细细地梳理李清照、赵明诚对古物渐变的情绪。新婚之初，李清照和赵明诚致力于搜集金石书画，“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对古物中凝结着的过去的价值产生共同的博古激情。归来堂书库建成后，两人对古物的感情产生分歧：赵明诚对“（古物）保存的行为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了获得的行为”；李清照于古物的喜爱渐渐渗进对现状的抱怨，以及对往昔共同赏玩的欢愉之情的留恋。当她历尽兵灾战火后，面对所剩无几的古物，她的回忆内容已不再是这些古物本身所凝聚的历史价值，而是它们在其初婚时带给她和赵明诚的愉快时光。概括地说，赵明诚的回忆是外在的，死的；而李清照的回忆是内在的，活的。“丈夫和妻子各人以各人的方式，都成了回忆的牺牲品。”宇文所安先生还注意到两个细节：李清照强调贫俭和人称的变化。他说：“对节俭的形容在她的故事里自始至终都相当突出，从经常要‘质衣’去购买灵碑拓，到她谈及的没有寻常做官者家里常有的那些奢侈品，再到赵德父去世后她所面临的显而易见的拮据窘境”，“随着书库的建成，人称的问题就变得敏感了，省略它们既是用来掩饰，也是用来记载家庭矛盾”。宇文所安先生认为是李清照出于对命运循环的恐惧和对富裕无可避免地会带来的贫穷所作的一种徒劳无益的抵抗。人称变化方面，李清照在“家丑不外扬”传统心理下，尽管她和赵明诚关系已大不如昔，但是她希望在《金石录后序》中掩饰这一关系变化，企图给读者一个错觉：他们夫妻始终是融洽地夫唱妇随。因此在整篇序中，李清照以温婉含蓄的方式表达对赵明诚的不满，但她没有意识到“余”这一人称的出现已经透露其对家庭关系的不满和抱怨。后人读《金石录后序》多未注意这一点，故他们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清照和赵明诚是一对幸福伉俪。这两个细节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宇文所安先生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独特视角和认真态度。

“追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主题，宇文所安先生以其作为线索，以对待精美艺术品的态度，运以抽丝剥茧的匠心，缀以诗性散化的语言，采以独特的思考视角，为读者构建了一座精妙绝伦的追忆殿堂。

[1][美]宇文所安.追忆[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作 者：黄燕平，中文系博士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