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洪永［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44］

祥林嫂之死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甄洪永［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44］

祥林嫂之死是由鲁四、柳妈、叙事者“我”共同酿成的，这表明中国文化已经走向末路，失去了指导现实人生的活力。悲剧使启蒙者进入了短暂的彷徨期，启蒙者必须直面中国文化的定位问题，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在众多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确定中国文化的走向。

《祝福》 祥林嫂 启蒙 文化 走向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塑造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因具有丰富的内涵而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笔者认为祥林嫂死于变革时期的中国混乱无序的文化氛围。

一、三种文化体系

《祝福》中的鲁镇是中国的缩影，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构成了中国社会众生相。鲁四、叙事者“我”、柳妈是当时中国多种文化的代表。

叙事者“我”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我”大声呐喊，宣传“民主”与“科学”，努力使中国文化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该派知识分子对中国旧学与新兴知识都有了解，对“魂灵的有无”这样的问题向来毫不介意，其使命是站在文化的最高点指导大众人生。

鲁四是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该派知识分子坚守程朱理学立场，阅读《近思录集注》《四书衬》，钦服于朱熹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他们反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拥有思想文化的阐释权，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把持者，在地方性事务处理中拥有最高权威。

柳妈、祥林嫂属于同一阶层，同在鲁四家中帮工。她与祥林嫂不同之处在于拥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即佛教信仰。她不参加鲁四主持的儒家祭祀仪式，可以在自己信奉的佛教信仰中完成精神的自我满足，而不受制于鲁四所掌控的理学系统。由于祥林嫂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思想，所以柳妈崇信的佛教同“我”主张的“民主”、“科学”一样，是作为新兴思想出现的。

以上便是鲁镇的三种文化体系，其中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其理论的自足性。由鲁四掌控的思想是中国最传统的儒家理论体系，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体系中，祭祀具有寄托精神和伦理教化功能，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葛兆光称：“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而墓葬、宗庙、祠堂和祭祀，就是肯定并强化这种生命意义的庄严场合。”①祥林嫂初来鲁镇，就有参与祭祀仪式的权利。“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②祥林嫂之“白胖”既与脱离厉害的婆婆有关，也与拥有参与祭祀的权利有联系。在被婆婆带走之前，祥林嫂的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没有用”③，这表明，祥林嫂生活境遇的改变并非受惠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而是得益于精神上的解脱。祭祀仪式是遭受丧夫之痛的祥林嫂的精神拯救者，而鲁四则是祭祀的主持者，正是鲁四的应允才使祥林嫂获得这种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鲁四是以祥林嫂精神的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

二、祥林嫂死于文化冲突

祥林嫂是丧夫丧子之后重返鲁镇的，但丧夫丧子并非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④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⑤这表明，丧夫丧子虽然对于祥林嫂精神的打击是巨大的，但这都是偶然事件，并非是造成悲剧的必然原因。

被鲁四剥夺了祭祀权利是造成悲剧的第一步。鲁四“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⑥祥林嫂被传统的儒家祭祀文化抛弃，这种精神上的被拒绝和被孤立造成了她的“疑惑”，柳妈的出现使祥林嫂精神上的“疑惑”加剧为“恐怖”。

柳妈的出现加剧了悲剧的产生。柳妈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这个善女人懂得朴素的佛教知识。当祥林嫂被儒家祭祀文化拒绝之后，柳妈试图用佛家的地狱理论帮助祥林嫂脱离困境，完成精神救赎。祥林嫂到土地庙捐了门槛，“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⑦，依照佛教的理论，祥林嫂的精神已经得救。但是这种依照佛教理论完成的救赎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祭祀文化，直到冬至祭祖时节，祥林嫂仍然没有获得参与祭祀的权利。这对祥林嫂的精神打击后果很严重。“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⑧自信已经获得精神得救的祥林嫂在遭到拒绝后，精神更为不济。

叙事者“我”的无能是导致悲剧的最直接原因。祥林嫂未闻地狱之说之前只是“疑惑”，听闻后便“恐怖”，直到最后遭到拒绝后，就变成“失神”了。佛家救赎理论根本得不到儒家祭祀文化的认可，两种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对立。祥林嫂在儒家祭祀文化与佛家地狱文化中无法得救，试图寻找自救的其他道路。犹豫中的“我”无法给她一个解脱的办法，加剧了悲剧的产生。

《祝福》中，理学、佛学、启蒙思想在祥林嫂的悲剧中都有一定的责任。鲁迅先生称：“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⑨《鲁迅全集》的注释者解释“无常”为：“佛家语，原指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异灭坏的过程中；后引申为死的意思，也用作迷信传说中‘勾魂使者’的名称。”⑩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没有展示出“无常”从传统文化中的词汇转变为佛教词汇的过程。《周易》：“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⑪《庄子》：“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道不成章。”⑫“无常”本为中国传统典籍中的词汇，传达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但最后却定格为佛教词语，其间必有一个转化过程。1926年鲁迅在《无常》中称：“我也没有研究过小乘佛教的经典，但据耳食之谈，则在印度的佛经里，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狱里做主任。至于勾摄生魂的使者的这无常先生，却似乎于古无征，耳所习闻的只有什么‘人生无常’之类的话。大概这意思传到中国之后，人们便将他具象化了。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创作。”⑬如此看来，夺去祥林嫂生命的“无常”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必然经历了一个与中国本土儒家相互斗争排斥、妥协融合的过程。而在《祝福》中，鲁四坚持的理学与柳妈提倡的佛教尚处于相互排斥的阶段，正是文化的抵触造成了悲剧的产生，而这显然具有象征性。

鲁四允许初次守寡的祥林嫂参加祭祀，表明此时的儒家祭祀文化尚有指导现实人生的能力。鲁四剥夺了再次守寡的祥林嫂的祭祀权利，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表明传统的儒家祭祀文化已经失去了指导人生的空间和活力。柳妈提出的地狱之说对于祥林嫂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其初衷在于解救祥林嫂的精神痛苦，但实际上却加剧了悲剧的产生。传统的理学无法与佛教共存融合，柳妈从启蒙者变成了戕害者，这表明佛教思想也无法解决现实人生问题。叙事者“我”所倡导的外来的“民主”与“科学”同样也与本土文化仍然处于相互排斥的阶段，“我”无法给祥林嫂一个正确的出路就是最有力的例证。文化相互抵触阶段的祥林嫂在精神上产生了“疑惑”、“恐怖”、“失神”，最后导致生命的陨殁也是必然的。

三、中国文化的走向

以叙事者“我”为代表的启蒙者正处于精神的“彷徨”期，造成彷徨的原因不仅有传统文化的内部矛盾，也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

鲁四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但程朱理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鲁四明白张载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理论。应当说，张载对鬼神的解释具有朴素的唯物色彩。但是在祭祀的时候，鲁四在行动上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讲求繁琐的忌讳，拒绝了祥林嫂的祭祀请求。鲁四在祥林嫂初到鲁镇时，虽然皱眉，但贪婪于祥林嫂的能干，仍然接受了祥林嫂。柳妈信仰佛教，为了祭祀仪式的顺利进行，鲁四仍然允其为帮佣，这表明鲁四的思想也是复杂的。

柳妈不参加杀鸡等活动，只参加器皿清洗活动。实际上清洗器皿本身也是祭祀活动中的一部分。经济上的劣势使其不得不屈服于鲁四的思想。她提出了帮助祥林嫂的办法，试图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却导致了祥林嫂的悲剧。

叙事者“我”是新思想的代表，内心讨厌鲁四，却因为传统儒家伦理的缘故不得不在祝福的时候返回鲁镇，并无奈地接受鲁四的指桑骂槐。“我”企图指导普通大众，却无法解脱祥林嫂的痛苦。

祥林嫂之死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末路的象征，然而面对这样的末路，启蒙者却遭遇到了自身的尴尬。叙事者“我”一开始以为祥林嫂是乞讨者，后来发现祥林嫂咨询的却是思想问题。“我”既不忍心悲剧的发生，但又却无力指明启蒙的方向。与其看着祥林嫂在现实中遭受精神折磨，倒不如死去的干净。这种对悲剧的模糊态度表明启蒙者尚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启蒙的对象不仅仅是祥林嫂还应该包括鲁四、柳妈。鲁四、柳妈都曾经是启蒙者的形象，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鲁四是客观上的启蒙者；第二次倒鲁镇，鲁四就成了悲剧的帮凶了。柳妈是一个主观意识强烈、客观效果失败了的启蒙者。鲁四、柳妈的复杂形象表明，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兴文化都曾在社会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都面临着自身改革的命运。

祥林嫂是中国病态社会的代言人，祥林嫂之死是启蒙思想走入彷徨期的象征。“我”没有对传统文化做出全面的评价，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对于悲剧的发生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位和走向尚缺乏明确的认识。关于中国文化的定位及走向是当时学人普遍关心的问题。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称：“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族思想接触史之说昭示者也。”⑭1924年启蒙者鲁迅先生正处于思想的彷徨期，他同样面临中国文化的定位和走向的思考。启蒙的对象不仅是普通大众，还应包括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外来文化的代言人。启蒙者不仅要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还有分析传统文化的复杂性。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⑬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第12页，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20页，第21-22页，第10页，第23页，第278页.

⑪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51页.

⑫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5页.

⑭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

作 者：甄洪永，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