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生与死的思考
——摩罗《生死场》文本断裂的重新评估

⊙王 颖［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女性作家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引起不小的涟漪。多数人对这部作品的定位是一部抗战小说。对此摩罗先生却有不同的感受。首先，摩罗先生提出这不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其次，他认为这是一部文本前后主题断裂的小说。本文从萧红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女性意识和对生命的思考三个方面，进一步地阐释了摩罗先生的第一个观点，同时也对摩罗先生的第二个观点加以反驳。

麻木 劣根性 女性视角

不可否认，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整个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而鲁迅内心最大的悲哀，是这种“国民劣根性”不仅弥漫于中国社会，就连文坛也未能摆脱。然而，就在这时萧红带着她的《生死场》走进了鲁迅的视线，文中对国民的劣根的发掘，使鲁迅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使鲁迅欣喜若狂。于是，鲁迅亲自给《生死场》作序。鲁迅那“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评价，使得《生死场》一经问世，就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而且由于其被鲁迅编入“奴隶丛书”中，使得萧红具有和萧军、叶紫等左翼作家一样的阶级立场。于是，《生死场》成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①所以，几十年来《生死场》被认定为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生死场》总共十七章，如果说这是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小说，可是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与抗日无关的；如果说这是一部反映穷苦人民顽强的抗争精神的话，那么它大部分的内容显然缺乏战斗力。所以，摩罗先生不禁问道：“为什么人家阐释的《生死场》跟我感受中的《生死场》不一样呢？”摩罗先生认为是《生死场》前后内容失调，即“文本断裂”造成了读者的误读。依我所见，《生死场》的确非抗战型的小说，但说其“文本断裂”似乎言过其实。其实，《生死场》的创作主题从未变更，那就是对生与死的思考。

一、《生死场》前段：以女性视角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以及对生与死的思考

（一）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

《生死场》的前十章，并没有与抗战有关的任何文字。反而字字都透露着她的创作主题：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萧红师承鲁迅，继承了鲁迅的“为人生”创作思路，即像鲁迅一般对人的精神麻木和灵魂麻木进行发掘。不同的是，鲁迅是以一个先觉者的姿态冷峻地批判，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所以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麻木。但是萧红的作品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之间的麻木。②所以，我们在《生死场》中看到了男人麻木地打着女人，女人麻木地打着孩子，孩子又麻木地虐待着动物……有一个情节最能揭露国民的劣根性：赵三无意中打折了小偷的腿，他发现打错人的时候，他想把小偷丢到土坑里埋起来，他拖着独腿的人跑，他想各种办法去遮掩，就是没有想办法去相救。这期间，二里半阻止过他，但竟为的是害怕开春时节，在土坑发现死尸。对此，摩罗先生把他们的这种行为比作现代社会交通肇事，司机逃逸，真是恰当之极。这种良心的缺失，或者说是人性的缺失，并不只体现在这一处。当王婆服毒自杀未果一气尚在的时候，看热闹的人竟没有一人想着去请个大夫，把她救活，而是想方设法地把她弄死，因为怕她死尸还魂后还得拉着个活人死……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人性的缺失和不自觉，是挖掘国民劣根性最令人悲哀和心痛的。通过这些，萧红想要告诉我们：“人心的荒凉是多么惨不忍睹，她对这种荒凉无法忍受，她想抗议都于心不忍，她只好带着强烈的疼痛躲在文字背后哭泣。”③我们常说温情暖人间，但是在《生死场》中，没有一丝的温情存在。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像是披着人皮的妖魔，他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地狱。

（二）从女性视角对女性悲惨命运的观照

萧红创作的最大特色，是以女性细腻的视角去关注更为生活的细节琐碎，这是鲁迅所触及不到的。鲁迅在《生死场》序中也说：“萧红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所以，萧红带着女性特有的、敏感而细腻的洞察力，去冷眼旁观生活中的悲庸之辈，并将他们畸形而病态的故事诉诸笔端，呈现给世人。目的仍然是希望以“引起疗效的注意”。萧红对于女性悲剧生活命运的表现是独树一帜的，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萧红的笔触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了她对妇女命运的表现中，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④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空洞的形象，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没有独立的价值，没有做人的权利与尊严。如果说旧社会的男人是生活的奴隶，那么女人就是奴隶的奴隶。所以萧红常用“石块”“老虎”“太阳”等词语来形容男人的冷酷和暴力。萧红借福发嫂的口说道：“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跟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还有月英床上的砖头：“请注意这些砖头，这是一个非常冷，非常硬的意象，它与那些灭绝人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象征着残忍、冷酷和荒凉。”⑤《生死场》中，男人对女人没有爱，即使是热恋的成业对金枝，也只是肉欲的需求。这些都体现着女性被奴役的地位。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数都是以死作为终点的。于是我们看到，月英死了，小金枝也死了，其他活着的女人也是生不如死的。“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撕碎一般。”这可能是作为女人的萧红，发出最深痛的呐喊。在《生死场》中，女人的悲惨命运还体现在生育的过程中。女人的生育并不是什么值得愉悦的事情，也无伟大而言，相反，女人生育是“刑罚的日子”来临了。五姑姑的姐姐在生产之时，就像“光着身子的鱼一样在草垫子上爬行”⑥。金枝、李二婶也在遭受生育的刑罚，生育的女人，就像房后生产的狗、村里的母猪，哪里还有人的尊严？“小猪的队伍逐渐肥起来，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也许女人在男人的眼中，也真的和马一般吧。

女性的悲剧除了来自男性的压迫之外，还有来自同性的冷漠，这也是萧红对女性悲剧的深刻观察挖掘到的最为可怕之处，“女性自己又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地内在化，使之成为了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⑦。在《生死场》中，女性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死去，她们没有反抗，甚至连一点反抗的想法都没有。金枝在成业的诱骗下，偷尝了禁果，之后，每天诚惶诚恐地过着不安的日子。然而我们的女同胞们，在此刻，并没有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反而流言四起：“那丫头也算完啦！”“我看她早起了邪心。”……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福发嫂，她也是在偷尝了禁果之后，得到全村女人的唾弃，甚至金枝的母亲最初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家结亲家，拒绝了成业的提亲。⑧全文中类似这样的女性间的冷漠、迫害的描写，还有很多很多。使我们不得不为这种集体无意识感到心痛。

（三）对生与死的思考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死。《生死场》的前十章就是贯穿着这样的主旨。在这些篇幅中，虽然没有典型的人物或典型性格的塑造，也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纠纷，但就是在这平凡的、单调的乡村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看到一个个无法自救的国人面容，而作者无时无刻不向我们透露着她对生与死的思考。“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大概就是作者通过东北农村原生态农民对生与死的盲目与麻木，最想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其实，何止是乡村，在整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从老王婆“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到金枝摘青柿子挨母亲的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再到后来小金枝被父亲摔死，最后到乱葬岗上分不清相貌的死尸，等等等等，萧红写出了在乡村世界人们生命意识的完全麻木，根本不把生命当做生命。人们麻木地生、老、病、死，麻木地存在。“从存在的意义来写我们生命意识的麻木，这是萧红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⑨

摩罗先生对《生死场》前段的评价非常高，对此我非常赞同。萧红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作家，就是她带着女性的视角，以理性的思维对平凡的乡村人物的畸形人生和病态心理进行劣根性的挖掘，并同时展开对人生死的思考。不过从第十一章的过渡开始，第十二章作者的创作风向忽然转换，使人一时难以暇接。

二、《生死场》后段：抗战时期对人生与死的价值的思索

摩罗先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而是‘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所以，故事发展到第十一章，文章改变了主题，是《生死场》最大的遗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正好相反，我认为萧红把人生与死的问题放置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继续挖掘人的劣根性，继续关注女性的命运，从而引起人们对生与死的更深度思考。

（一）抗战时期对国民劣根性进一步挖掘

在第十章开头萧红这样写着：“十年前村中的山，上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存在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其实在这萧红就已经交代了后半段的主题，十年后的村庄和十年前是一样的，十年后的人的思想也和十年前一样。那么人的劣根性呢？当然也和十年前一样。只是这时候，人们的生活因为日本人的强行侵入，可能比十年前更加的悲惨：年轻力壮的年青人少了，寡妇多了，耕地荒了，牲畜没了。“如此荒凉的狂野，野狗也不到这里巡行了。”于是农民们意识到，亡国了，他们就要变成亡国奴了。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可是就算是不愿意，又能怎么样，揭竿而起去反抗吗？我们来看看萧红对老赵三的描写：“亡国后的老赵三，蓦然念起那些死去的英勇的伙伴！留下活着的老的，只有悲愤而不能走险了，老赵三不能走险了。”亡国后的中国乡村农民，只能悲愤却不想着反抗。这种反抗性的缺乏，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劣根所在。还有李青山在谈论革命军那一段：“革命军纪律可真厉害，你们懂吗？什么叫纪律？那就是规矩。规矩太紧，我们也受不了。比方吧：屯子里青青的姑娘眼望着不准去……哈哈！我吃了一回苦，同志打了我十下枪柄哩！”十年过去了，但是农民们的愚昧却仍然没有改变。所以作品的主题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改变。那么说《生死场》前后主题的断裂也就并不准确了。

（二）加强对女性命运的观照

在后半段中，萧红对女性命运的观照进一步加强。抗战了，男人们的命运似乎可以好转了，但是女人们的命运呢？萧红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依然悲惨！老寡妇带着孙女儿上吊了，因为儿子死了；金枝勇敢地出走却满带屈辱回归，回归后等着她的依然是无路可走；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国，女人更是只有死路一条，没有结婚的女人会遭到强暴，怀孕的女人会遭到破肚……十年过去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了的，那就是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躏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得不到周围那些与之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同情与关切，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只是痴迷于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以牺牲尊严与价值来换取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同性间的集体冷漠也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在农民起义后写金枝出走的情节是赘笔，给作品增添了暗色（葛浩文《萧红评传》）。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生死场》，从抗战对更深层次的历史主题的回归，使作品的前段和后段的主题并没有因为抗战而割裂开来。

（三）对生与死更为深邃的思考

可以说，《生死场》后段之所以给人前后失调的感觉，可能就在于一部分麻木的意识开始渐渐地苏醒了。日本人的无道，逼迫着中国人必须起来反抗。虽然，这是迫于无奈的，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男子加入了义勇军、革命军。于是我们感到，当有国仇的时候，人们的爱国意识是可以被唤醒了的，正确的引导，农民也是可以觉醒的。他们可以生得更有价值，死也会死得其所，这似乎是给中国的未来以及国人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确实与前段绝望的生活形成了对比。但是，不同的时代背景是会决定人的不同精神面貌的，所以这并不矛盾。而且，萧红并没有盲目地改变乡村人的本性和命运，没有轻率地给人物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即使到文章的最后，萧红也没有给乡村的农民们一个鲜明的结局。所以，作品的这种处理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思索，并意识到，改变国民的劣根性，认清生与死的价值，还有很长很远的一段路要走。

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判断，《生死场》并不是一部割裂的作品，无论是作品的前段还是后段，都一如既往地体现着萧红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引起我们对生、死的重新思考。虽然她在处理作品后段发展的时候，曾给读者带来了某种困惑，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其主题的显现。其实如果《生死场》的后段依然延续前段的风格，那么，《生死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就不会名声大噪，萧红也不知会沉寂到何时了。也许这正是因为那个时期，时代性对文坛的束缚与制约吧，可能萧红或多或少有些无奈，但是，萧红最大限度地延续着自己的创作风格。而就《生死场》究竟是不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而言，我想萧红的创作的初衷也未必就是要写一部抗战的小说，她主要还是想通过人们对生老病死的麻木，对生命的冷漠来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只是随着时代背景的更换，也就赋予了小说新的意义。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之作，其女性独特的视角，赋予这部作品与众不同的生命力。留给我们后人的也是无尽的对生与死的思考。

① 张毓茂，阎志宏编.萧红文集（第三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76.

②③⑤⑨ 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社会科学战线，2003（10）. ④⑦⑧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⑥ 张毓茂，阎志宏编.萧红文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7：270.

[1] 刘绍堂：《萧红乡土小说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2] 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第2版。

[3] 亦祺：《萧红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 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0期。

[5] 葛浩文：《萧红评传》，香港文艺书屋1979年9月第1版。

[6]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7] 张毓茂，阎志宏编：《萧红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作 者：王颖，牡丹江师范学院2009级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