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州 510310］

⊙张远波［海军工程大学， 武汉 430033］

《阿Q正传》中的未庄

⊙余新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州 510310］

⊙张远波［海军工程大学， 武汉 430033］

在《阿Q正传》的“城与乡”的空间互动中，未庄承担了“乡”的一极。未庄不仅作为“行为的地点”参与了《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更以其鲜明的等级性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它促使包括阿Q在内的未庄人展开各种行动，是《阿Q正传》的叙事动力和核心，它因此也成为鲁迅小说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乡村空间。

《阿Q正传》 未庄 “行为的地点”“行动着的地点” 等级性

在整体上，《阿Q正传》里阿Q的活动空间既有乡村也有城镇，它是一种“城与乡”的空间互动，未庄承担了这种互动格局中“乡”的一极。从《阿Q正传》主要揭示中国人落后的国民劣根性来看，未庄将被置于比“城”更重要的地位，因为代表国民劣根性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未庄已经塑造完成，或者说已经得到充分表现。而与“城”相关的部分（全文只有第九章是正面写“城”）则是阿Q在未庄生活的延伸，鲁迅的目的是要表现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即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这与前一个主题相比，地位次要一些。①因此，未庄在《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中也相应地处在更重要的地位。

荷兰文艺理论家米克·巴尔认为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容积之内，一个详略不等的描述将产生那一空间的具象与抽象程度不同的画面。空间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这样，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而非‘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action）。它影响到素材，而素材成为空间描述的附属。‘这件事发生在这儿’这一事实与‘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一样重要，后者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在结构空间与主题化空间的范围内，空间可以静态地（steadily）或动态地（dynamically）起作用。静态空间是一个主题化或非主题化的固定结构，事件在其中发生。一个起动态作用的空间是一个容许人物行动的要素。”②在米克·巴尔的这段论述中，接连出现了两组关系密切的术语，如“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和“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这件事发生在这儿”和“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结构空间和主题化空间，静态地（steadily）和动态地（dynamically），等等，它们是空间在故事中起作用的两种方式的具体内涵，应该说它们是可以而且很多时候是统一在同一空间之上的。从《阿Q正传》这一具体文本来看，未庄这一空间就同时以这两种方式参与了小说叙事建构。由于每组术语的各个概念之间联系紧密，我们就在每组中抽取一个相互对应的概念（行为的地点和行动着的地点）来研究未庄的叙事功能。

一、未庄作为“行为的地点”

任何故事都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内，任何人物的活动也必须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空间对于小说叙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小说里的作用首先就是为“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地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我们对它并无分析的必要。但深究下去，我们就发现，不同的空间就形成不同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小说里又依托空间形成不同的空间画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场景。美国小说理论家利昂·塞米利安关于场景的定义是：“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它是通过人物的活动而展现出来的一个事件，是生动而直接的一段情节或一个场面。场景是小说中富有戏剧性的成分，是一个不间断的正在进行的行动。”③在这一定义中，“同一地点”是非常关键的，它道出了空间在形成场景中的重要作用。

当阿Q在未庄的各个局部空间之间游走时，场景就出现了：有阿Q在酒店里喝酒与人笑谈的场景，有他在赵家挨打的场景，有在街上被闲人打的场景，有他在戏台下赌钱的场景，有在墙根下和王胡比捉虱子的场景，有他在酒店门口调笑小尼姑的场景……这些场景，无论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具体空间的基础上。小说里著名的阿Q和小D的“龙虎斗”场景就发生在“钱府的照壁前”，也就是未庄的街道上——按巴赫金的说法是“偶然邂逅的场所”，属于未庄的公共空间。它制造了阿Q和小D的相遇，也招来了最为鲁迅深恶痛绝的一大圈看客。在这一场景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钱家粉墙上的“蓝色虹影”。这也是一个空间意象，整个场景尽管也有事件的发展，但其核心意义却在向这一空间意象收拢：天上的彩虹是七彩而美丽的，而阿Q和小D“龙虎斗”形成的虹影却是单一的蓝色，它似乎也折射出这一场景之下的人的丑恶。这一场景的另一空间意象是钱府的照壁。照壁，又称竖屏、照墙、影墙，俗称“影壁墙”，它是中国建筑独有的形式。有的照壁放在大门之内，也有的放在院落门前，其功能是建筑物前的屏障，挡住外人的视线，使之不能对院内一览无余，又成为人们进入院落前停歇和整理衣冠的地方。古代一般是有钱有势的士绅人家的住宅，或宫殿官府，或寺庙道观才有照壁。宫殿大门前或门内的照壁又称“萧墙”，《论语·季氏》有“祸起萧墙”之说，通指灾祸发生在内部。对于钱府来说，阿Q和小D的“龙虎斗”可谓是“萧墙之外”了，因而钱家也居然没有人出来观看，或是干涉。鲁迅显然在这儿刻意回避了这一点，因为钱府的人若出来看，则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看客，与他们在未庄的身份不相称；若出来干涉（以他们在未庄的地位当然可以这么做，况且“照壁”是客人进入主家之前为表对主人尊重而正衣冠的地方），则阿Q和小D的“龙虎斗”就很难进行，或很难持续进行，就没有“半点钟之久”、“大约半点钟”的写法了，也很难聚集起充当看客的“人丛”。在这儿，空间不仅有力地参与了场景的形成，还带有更复杂的意蕴传达和层次拓展意味。

单一的空间场景在叙事的作用上我们还不容易看出，若把一篇小说里众多的空间场景连起来，它们就形成了人物活动的“空间轨迹”，我们据此可以绘制“小说的位置图”。而据佛朗哥·莫雷蒂在《欧洲小说集》（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中的说法，绘制小说的位置图，可以帮助发现文学研究中一直被掩盖的东西，以及空间怎样引起故事和情节。他还认为，叙事的空间轨道不仅将叙事联系起来，而且积极地使叙事成为可能。他写道：“地理并非惰性的容器，不是一个文化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盒子；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弥漫于文学领域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它。”④

阿Q在未庄活动的具体空间有酒店、赵太爷家、街上、戏台下、土谷祠、静修庵、钱府的院子里等，我们把这些地方连起来，就基本上可以画出他在未庄的人生轨迹。而且，这些不同的空间，可以使阿Q遇到不同的人⑤，从而形成不同的情节，最终在小说里出现不同的场景。王富仁先生认为《阿Q正传》之所以能够塑造出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恰恰因为它有为任何其他现代文学作品（包括鲁迅自己的作品在内）所不具备的艺术优长，“我觉得首先应当提到的，便是它的环境设置，鲁迅为阿Q创造了一个能够完全充分表现自己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从而使它的社会典型意义达到最大的量。”⑥为了准确、直观，王富仁先生还绘制了一张关于阿Q身处的环境的图表，并分析说：“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阿Q上下左右的各个空间，都设置了环境性的人物，阿Q就在这较之未庄的实际生活空间远为广大的艺术化了的社会空间之中活动着，在这个空间的各类联系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各个方面，同时又以阿Q的各种不同表现反射了包围着他的社会环境。……总之，没有环境设置的最佳化方案，《阿Q正传》便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⑦王富仁先生在这儿谈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阿Q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未庄是一个等级空间（这一点下面将详细说明），这些不同的人也必然会出现在未庄不同的空间里，他们仍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大地”，所以他们与阿Q在这些不同的空间里相遇就成为叙事中的一个大问题。在酒店里，阿Q遇到的是掌柜和酒客，他们的行为主要是语言对话，在阿Q自己则往往借酒来进行精神优胜；在街上、路上（“偶然邂逅的场所”——巴赫金），阿Q则既可以遇到闲人、王胡、小D（阿Q先被他们打，然后精神优胜），也可以遇到“假洋鬼子”（也被打），还可以遇到比他更弱小的尼姑（阿Q则以欺负尼姑来博得看客的鉴赏）；在赵家的客厅，则被赵太爷斥骂和批嘴巴，在赵家的厨房⑧，则向吴妈求爱；在未庄哪儿都不敢去偷，就只敢到静修庵去偷萝卜；而在土谷祠，更多的是阿Q躺在床上进行大段的心理活动，如向吴妈求爱前的想女人，辛亥革命来临之际做造反的梦，等等。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空间与阿Q相遇，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场景。

二、未庄作为“行动着的地点”

如果说未庄作为“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决定了“这件事发生在这儿”的话，那么，它作为“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就显示了“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它“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进一步说，它还决定了在未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未庄之所以是一个“行动着的地点”，在于它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维度，正是社会维度才决定了发生在这一空间里的事情的“存在方式”。未庄的社会维度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未庄“老例”（有时叫“通例”）。

老例一：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

老例二：……然而未庄老例，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

老例三：未庄老例，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

有论者说：“……这些不成文的‘通例’、‘老例’其实就是封建性的习俗，几乎为所有人所默认，并且具有左右人们的巨大力量，谁也违背不得。”⑨可以说，这些通例、老例经过悠长岁月的沉淀，已经化为未庄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指导他们来处理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而且，未庄的这些通例、老例无一例外地都与“名人”或“醒目的人物”有关，无一例外地都显示出对这些人物的尊敬——一种不适当的尊敬，简直就是一种既怕又想阿谀奉承的心态。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说：“习惯和常规是一块遮蔽存在的大幕布。只要这块大幕布位置牢靠，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充分体现在日常习惯的胜利之中了。”⑩那么未庄的这些通例、老例遮蔽的是什么呢？它们遮蔽（同时也透露出）的是未庄人鲜明的等级观念“：唯上是从”，对上层人是拼命讨好、奉承，对他们的点滴小事都津津乐道，而对下层人，如阿Q之流，则是挖苦与嘲笑。对阿Q因说姓赵而被赵太爷打，在阿Q到赵府赔罪之后，他们的议论是“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就因为赵太爷在这儿，即使阿Q真姓赵也不能说自己姓赵，这是什么逻辑？未庄人的逻辑就是：赵太爷是上等人，阿Q是下等人，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阿Q即使真姓赵也不能姓赵。所以当阿Q“中兴”回来，穿着新夹袄又发了财，一下子成为未庄的“醒目人物”，人们就对他显出“疑而且敬的神态来”。这次阿Q不仅发了财，而且还像《风波》里的七斤一样向未庄人贩卖他在城里得来的“新闻”，结果是他在未庄的地位“直线上升”，由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未庄的这种等级性不仅从未庄的通例、老例中可以看出，就从人们的空间布局也可以看出来。未庄上等人钱太爷住的是钱府（门前还有显示威仪的“照壁”），赵太爷住的是赵府，阿Q轻易都不敢进去。小说里写到阿Q有三次到赵府，一次是赵太爷派地保把阿Q叫去（阿Q不敢不去），结果是阿Q挨打赔罪；第二次是到赵府舂米（还因此破例点灯），阿Q向吴妈求爱结果是逃出赵府，后又赔罪、失业；第三次是赵太爷让邹七嫂喊阿Q来要买阿Q的便宜货，阿Q走到檐下就不敢进去了。阿Q到钱府想投革命党，也是“怯怯的进去”，足见其威势。阿Q住哪儿呢？土谷祠，“白天是ke蛇人和赌博者聚集的场所，夜里成了乞丐和无业游民的栖身之地”⑪。他平常出入的也只是普通平民出没的酒店，他到上等人家里要么是去做工，要么是被叫去赔罪。小尼姑所住的静修庵，也象征性地被安排到了村外，这显示了其地位在未庄人心中更为低下。阿Q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了以后，认为是见了尼姑才这样“晦气”的，所以先是“大声的吐一口唾沫”，接着就欺负小尼姑。尽管阿Q是个弱者，备受欺压，小尼姑还是被他“视若草芥”，由此可见尼姑地位的低微。在革命时，不仅阿Q想到的第一个革命对象是静修庵，赵秀才、钱洋鬼子也是如此。未庄的这种空间布局充分地折射出其社会维度——鲜明的等级性，这正印证了亨利·列斐伏尔的关于空间的看法：人造环境是“对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⑫

未庄的这种社会维度——它的鲜明的等级性，就决定了在未庄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与“等级”有关。换句话说，它决定了在未庄里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的根本性质——即米克·巴尔所说的“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就阿Q来说，他基本上处在未庄等级结构的最底层（他之下还有小尼姑），与他同级的有小D、王胡、吴妈等人，稍高于他的有赵府的两个真本家（赵司晨、赵白眼）、地保、邹七嫂和未庄的闲人等，处在最顶层的是赵府和钱府。因此，碰到小尼姑阿Q就欺负她，碰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他就被欺负，碰到未庄的闲人阿Q也是被打，遇到同级的小D、王胡则基本上是“龙虎斗”式的打，遇到吴妈则是向其求爱（他不可能去向秀才娘子求爱，就像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黛玉一样）。但无论怎样，由于阿Q所处的位置太低，所以他还是失败居多——仅有的一次胜利还是欺负小尼姑。因此，在这些失败面前，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进行自我安慰，而这背后的深层动机就是渴望有朝一日能爬到未庄的顶层去——他对革命的幻想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

作为长期生活在未庄的流浪汉，阿Q思想里是从来不缺乏封建等级观念的，小说里说他的思想“其实是样样都合于圣经贤传的”，而封建社会里所谓的“圣经贤传”都是为了宣扬封建等级观念。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之下，身处底层的阿Q的理想和行为，都是想向未庄等级结构的上层爬。但等级结构里的“唯上”倾向（即只对自己身处层级的上层讨好，而对自己层级的下层则是打击和嘲讽）使阿Q的这些行为和理想基本上全归于失败：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他在酒店里说自己也姓赵，还比秀才长三辈，是阿Q渴慕上层的具体表现之一，结果是不准姓赵，失败；之二，看不起同级的王胡，结果被王胡打，失败；之三，中兴回来，即到酒店炫耀，地位短暂上升，但最终因钱被花光底细彻底暴露又跌至底层，失败；之四，辛亥革命中，看到革命使赵太爷等害怕，就高呼“造反了”，希图通过革命成为未庄的主宰（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要从“人下人”一跃为“人上人”），结果仍然失败，还因此丢了性命。可以说，阿Q想从未庄的底层爬上高层的理想，是阿Q各种行为的基本动力，它也是《阿Q正传》的基本叙事动力——因为阿Q是《阿Q正传》唯一的中心人物。阿Q向上爬的理想和现实的不断失败之间的张力，正构成了《阿Q正传》的核心：叙事的核心和主题产生的核心。

未庄的等级特性，使它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它使阿Q不安分于自己实有的位置而开展出种种行动来。这种鲜明的等级性，也使未庄在《呐喊》《彷徨》中显出一种独特性和典型性。其独特性表现为未庄在鲁迅众多的以绍兴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中的不可替代性。未庄能被更大的城代替吗？不能，因为城与乡土上的村镇相比，是一个“陌生社会”（而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等级观念不会像“熟人社会”这样强烈、鲜明，如阿Q到城里白举人家做工，从来就没有想到和他攀什么亲戚，小说里也未写到他被谁欺负，相反他还在城里认识了几个做贼的朋友。未庄能被更小的村子代替吗？也不能，再小，就像《社戏》里的平桥村一样，“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大家都差不多，也不能形成鲜明的等级结构。鲁镇行吗？从规模上来说似乎行，但《明天》《祝福》里的鲁镇，并没有展现出鲜明的等级结构，《孔乙己》里也仅展现出它的一隅——咸亨酒店，如果把阿Q放到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就失去阿Q了。所以，未庄是不可替代的。未庄典型的一面也在这种等级结构上，因为“世界各国的封建制度，都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其特征的，封建的等级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总基础和总纽带”⑬，所以封建思想笼罩下的各个空间，尤其是得现代风气较晚的乡村空间无不表现出浓重的等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庄正是这样的乡村空间的典型代表。鲁迅其他小说中的鲁镇、吉光屯、“故乡”等，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等级性，只是没有未庄这么典型、鲜明。

① 鲁迅多次强调他写《阿Q正传》的启蒙目的：一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的他进行文艺活动的目的是“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二是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里说他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三是鲁迅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②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60-161页。

③ [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宋协立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④ 这一段文字转引自美国叙事理论家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空间诗学与阿兰达-洛伊的〈微物之神〉》，见[美]JamesPhelan、J.Rabinowitz主编，申丹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⑤ 华莱士·马丁说：“如果人物待在一个地方，那么可以让他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阶层中往来，从而造成变化。”（见[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即使是“一个地方”，“不同的社会领域和阶层”也一定分布在不同的局部空间。

⑥⑦⑬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第291页，第46页。

⑧ 客厅是赵太爷会客和家人活动的主要地方，而厨房则是下人干活的地方，这种空间分别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米克·巴尔就这样认为：“在英国电视连续剧《楼上楼下》中，厨房与客厅的对照表现出主仆之间巨大的差别。”（见[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58页。）

⑨ 卢今：《旷代文章数阿Q》，见陈漱渝主编《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魂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页。

⑩[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3页。

⑪ 傅建祥：《鲁迅作品的乡土背景》，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⑫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此文是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专项基金项目“鲁迅小说空间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 者：余新明，文学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张远波，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在读，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