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此曲不堪续 隐隐万方笳
——夏承焘《水调歌头·自题词卷》赏析

⊙王红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不仅在词论方面令人敬仰，而且在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治学严谨，对自己的词风有着严格的要求，面对日军侵华、国土沦陷的现实，他以古代爱国志士为榜样，保持着清贫自守的高洁品质，用词这种艺术形式对卖辱求荣及不思抵抗者进行讽刺，表现出了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体现了时代精神。

夏承焘 词风 忧国忧民 时代精神

笑轻盈，歌婉转，舞夭斜。华胥国里人物，梦醒各天涯。我有七哀九辩，唤起八叉三变，短筑和红牙。此曲不堪续，隐隐万方笳。

这是夏承焘（1900—1986）1934年为自己的词卷所题的词。1930年代初，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1932年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接着于1933年上半年又集中优势兵力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是日军预谋独占中国的一年。夏承焘此前已经历了军阀混战，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此时列强入侵，内心更是备受煎熬。他参加了之江大学教职员组织的“抗日会”，积极参与爱国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并将此种心境反映在诗词创作中，吟诗填词都表现出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喝驮子”是宋词词牌名的一种，在这里指作者作词吟诗。“筝琶”是演奏的乐器，作者在词的首句自叹以作词自娱胜过听任何乐器演奏的音乐，借以表明自己对诗词的偏爱。紧接着作者写道“伤鳞叹凤何意，亦不解催花”。据《春秋·哀公十四年》载：“春，西狩获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后以“伤麟”感叹不得其时，不能施行正道。又唐玄宗《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诗：“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催花”一词语出唐代《羯鼓录》，此书提到李隆基善击鼓，一次他击鼓一曲后，起初未发芽的柳枝吐出了绿色来。此典故初为“击鼓催花”，后用作酒令，改作“击鼓传花”。夏承焘自幼修习古文，对古典文学很感兴趣，在其求学期间，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把学校图书馆所有的古典文学书读了个遍，积累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说不知“伤鳞叹凤”“催花”其意，只是自谦罢了。山郁郁葱葱的景致映入眼帘，群仙也向我招手，但我却无缘加入他们的行列。“餐霞”指餐食日霞，寓修仙学道，这里借来比喻吴文英的词风。夏承焘并不是书呆子，他在努力读书的同时关心国家时局，他看到吴文英的念旧游、怀爱妾、感逝之作，虽然无贬义，但也无意走他艳绵密的道路，而是以“吾驾指幽冀，打面飒风沙”来表明自己追求与之不同的作词风格，“幽冀”是指河北、山西一带，古代经常发生战乱，夏承焘将关注的眼光放在这一带，以充分的准备迎战扑面而来的风沙，可见他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以及对词风的追求。

下阕笔锋一转，作者开始对现实进行描写。“华胥国”语出《列子》，讲了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国里没有君主，一切都是自然状态，人们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恶，人与人之间没有爱憎，无利无害，因而也没有争斗，这样的一个国家简直比天堂还美好。后人就用“华胥国”来指美得不能再美的梦境，作者在此用来暗示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他以华胥国的人物表现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寄希望于和平谈判，日军步步紧逼，但国民政府的高官要员却看不到国家将面临的灾难，依然似华胥国里的人物“笑轻盈，歌婉转，舞夭斜”。整日酒足饭饱，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不思抵抗。这让夏承焘的心中涌起了深深的忧虑，夏承焘点明这只不过是黄粱一梦，这种承平之梦很快就要醒了，梦醒之后这些人又会出现在哪里呢，国与家还能得以保全吗？他们恐怕会自顾不暇，各自流落天涯吧！王粲曾写《七哀诗》来表达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离乱景象，以抒情为主旨抒发了作者的强烈的悲愤与深沉感慨。宋玉的《九辨》则是一首感情深挚的长篇抒情诗，表达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两首诗正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切合，作者借以纾解胸中块垒。中国传统士大夫把文学创作自觉地与国家命运前途联系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夏承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优秀传统，他心中的战乱之苦、亡国之耻以及对国与家的关切自然地在词作中反映出来。“七哀九辨”之风暗合了夏承焘所追求的作词风格，这是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虽然他也想过暂且抛弃现实的烦恼与痛苦，学习温庭筠和柳永婉约派手法，把自己的词风与之相融合，短筑和着红牙，谱奏一曲慷慨与柔丽的诗，但很快就被远方的笳声惊醒了，再也不能继续，因为他的心无法与现实社会相分离。

夏承焘从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词尤为喜爱。在总结读书经验时，“他谦虚地说自己很笨，认为‘笨’这个字很有意义，头上顶着竹册，就是教人要用功，用功是人的根本……”①也是这种“笨功夫”使夏承焘不仅在词论方面成就突出，在诗词创作和教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成为一代大家。

夏先生治学严谨，对自己的词风有着严格的要求，无论是词风还是内容都受到古代爱国志士的影响。他曾说自己“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②，他对这些人更多的是对其人格的欣赏，是对其爱国情怀的敬佩，尤其对辛弃疾，他更多了一份崇敬。他在读辛弃疾的词时说：“他（辛弃疾）一生就处在这种内忧外患、民族斗争最严重的年代。……和当时主战的爱国志士陈亮、陆游、朱熹等相交，砥砺抗敌，抒发爱国思想，期望恢复中原，这就使他的一生事业和文学处处交织着时代精神，充满了热烈的生命力……”③这样的评价用于夏承焘自己同样合适，他所追求的诗词风格同样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夏承焘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阶段，是坎坷的一生，是中国最为动乱的时期。夏承焘踏入社会正值军阀连年混战，他时刻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在《清平乐·鸿门道中》中写了初踏上社会的感受：“吟鞭西指，满眼兴亡事。一派商声笳外起，阵阵关河兵气。”战乱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的词作《鹧鸪天·郑州阻兵》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进行了描述：“鼓角严城夜向阑，楼头眉月自弯弯。梦魂险路辕曲，草木军声寒战山。投死易，度生难，有谁忍泪问凋残。纸灰未扫军书到，阵阵哀鸿绕古关。”这首词真实地反映了军阀混战的状况，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战争已变得满目疮痍、一片荒凉，人民流离失所，生不如死。“投死易，度生难”这是对战争的痛斥与控诉，也是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切。日军侵华，东北失守后，作者写道：“一夜三江鹅鸭乱，坚垒如云虚设。这奇耻、定须人雪。”但又料想：“绝域孤军何能久，恐国殇、歌里归难得。”（《贺新凉·闻马占山将军嫩江捷报》）这种悲愤和无奈，如泣如诉。看到抗战失利、国家沦陷，夏承焘悲痛欲绝，满怀激烈，在《满江红·辽鹤归来》中写道：“莫徒恃，纵横舌。待共洒，奔腾血。念韩亡犹奋，张椎是铁。照我横磨歌出塞，榆关今上谁家月。叱岛夷浮海戴头来，同一。”面对外来的侵略、国土的沦陷，夏承焘充满了愤恨，他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要亲上战场杀敌报国，收复家山。这样激烈的语言不像出自一个文人之口，更像是一个战士的誓词，和辛弃疾豪放的风格何等的相似！

夏承焘说：“辛弃疾一生要为解救北方沦陷区同胞而及其他的事业心和正义感，也激起他对南方偏安小朝廷里投降派的不满和鄙夷。”④辛弃疾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不满南宋小朝廷的苟且偷安，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收复河山，满腔热情溢于诗文中。夏承焘也是如此。在他的诗文中，曾多次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进行谴责，如《临江仙·感事》：“消息蓬山无定准，多生误信瑶琴。花间旧约梦中寻。两鬟仍委，双泪费沉吟。”在词中，作者揭示了国民统治当局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仍然不进行积极的抵抗，而是卖辱求荣，以妥协退让换得一时的苟安。夏承焘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多的苦难。“寒暖商量未定，已一半、漂流潮汐。”（《暗香·段桥笛》）国家已陷落过半，国民党仍然对联俄、联英美举棋不定，错失抗敌良机。“终古哀蝉凄调，伴啼乌、旧枝空绕。千重碎锦，争妍换色，半亭残照。明日槎风，蓬壶方丈，溯红难到。”《水龙吟·故林一夜惊霜》写了像蝉那样咏叹哀调，担心国家灭亡，但又无所作为的人和使尽全心解数去充当汉奸的人，这两种人都是作者所不齿的。而国民党面对日军的全面侵华，不仅不进行积极的抵抗，而一味地妥协退让，抱希望于和谈，此时的作者早就料到谈判不会成功，进行积极的抵抗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抗战时期，许多人经不起考验，去充当汉奸。夏承焘和很多师友在风雨龙吟楼里以苦为乐，保持着高风亮节，并对前去投敌卖国的旧友进行谴责。面对失节旧友，夏承焘质问：“青眼东皇能几久？”（《蝶恋花·昔日青青今在否》），并以盆梅喻变节者，为其丧志变节叹息，更不复与之为友。“待东窗、换了颓阳，才许袖罗重把”（《玲珑四犯·过旧友寓庐感事》）表明只有夕阳出现于东窗才能“袖罗重把”，这是与旧友的决绝之词，因为夕阳是不会从东窗落下的。他歌颂抗战的英雄，他在上海时，寓所西邻一汉奸伏诛，东邻一抗战志士殉难，夏承焘通过汉奸门前“鹤轩前夜”与“罗雀今夕”作对比来说明这种卖辱求荣的迅速败亡，家人也是蒙羞受辱“过街头蒙面愁无帕”。此时的东邻却是“羽声慷慨，徵声哀咤”受到人们的哀悼与尊敬。虽然同是一死，意义却完全不同。有的死得轻于鸿毛有的却死得重于泰山。夏先生意味深长地感叹:“人间何物是真贫?”（《鹧鸪天·沪寓除夕赠妇》）也就是说丧失民族气节，没有了精神支柱才是最大的悲哀、真正的贫困！

如此的心忧天下、义愤填膺，要想与现实相分离是不可能的，面对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状况，夏承焘以慷慨激昂之笔表现出对国家安危、人民疾苦的关切，他的心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相联系。因此他选择“吾驾指幽冀，打面飒风沙”这种词风是必然的，是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他的心随着现实社会跌宕起伏，想抛弃世事烦恼奏一曲“红牙”是不可能的，远方隐隐传来的“笳”声唤起了作者深深的忧思。

夏承焘把这首词题在自己的词卷上，表明了心志。为以后诗词创作奠定了总的基调。其创作秉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诗词内容与人民的生活、民族的前途、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现了时代精神。正如王翼奇所说：“夏先生词集中按照编年体例次第为六卷的三百首词作，正是通过个人读书、生活、出处、交游、恋次、爱憎的抒写，唱出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中民族的危存、国家的废兴、人民的忧乐。”⑤

① 吴无闻.夏承焘教授纪念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57.

② 夏承焘.夏承焘词集·前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

③ 夏承焘著，陆蓓容编.大家国学·夏承焘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94.

④ 夏承焘著，陆蓓容编.大家国学·夏承焘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8.

⑤王翼奇.健笔新挥一代词——读《夏承煮词集》[J].丽水师专学院，1982（5）.

作 者：王红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