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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骚体作品的情感特质及成因探析

2011-08-15保定学院中文系河北保定071000

名作欣赏 2011年8期
关键词:忠义文天祥特质

⊙马 兰[保定学院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骚体作品的情感特质及成因探析

⊙马 兰[保定学院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忠义守节、忠君爱国是文天祥骚体文学作品的情感特质,宋代偃武修文的政策、儒家思想的濡染、对于屈原的认同和追随是其骚体作品的情感特质形成的原因。

文天祥 骚体 情感特质 成因

宋景炎元年丙子(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宋帝后被掳北上,南宋王朝覆灭。宋元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遗民群体,遗民文人群体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也是骚体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巨大的社会变故、独特的人生遭际,使得这一时期的骚体作品,更加深刻地反映出遗民文人内心真切的家国之痛。这种忠于旧朝、感念故国的情感诉求在文天祥这一时期的骚体作品中尤为突出。

据粗略统计,文天祥的骚体作品有二十五首之多。这些骚体作品就其体裁划分,可以分为骚体诗、骚体赋、哀吊类韵文中的骚体和碑志类铭文中的骚体等四类。其中骚体诗如《思小村》《又六噫》《和夷齐西山歌》两首、《六歌》三首、《书汪水云诗后》等,深刻传达出作为亡国遗民文人的文天祥忠义守节、舍小爱成大爱的高洁情操。同时,通过解析这些诗作的创作背景和内涵,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这一独特情感特质的深刻成因。

一、忠义守节铸大爱

在南宋灭亡过程中,许多忠义之士积极抗元,慷慨赴死,以身殉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国家危难的关头,他们明知无法力挽狂澜,拯救疲弱的南宋王朝,却依然抱定必死的决心,尽一分为人臣子的职责和忠心。据万斯同的《宋季忠义录》记载,南宋末年抗元死节之士仅有记载的就有五百多人,文天祥无疑是宋末文人士大夫中最杰出的一位。南宋王朝即将倾覆之际,文天祥坚持抗元,被俘后英勇就义。狱中的文天祥写下了大量诗文,抒发自己以死报国的决心和对故国家园的思念。这一时期的骚体作品更是深刻地传达出诗人爱国忠君、誓不仕新朝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和夷齐西山歌》两首和《思小村》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思小村》一文写道:

春云惨惨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难。君辕以南兮我辕以北,去日以远兮忧不可以终极。蹇予马兮江皋,式燕兮以游遨。念我平生兮君郁陶。

小村是文天祥的同乡和部将刘洙,刘洙跟随文天祥抗元,曾做督帐亲卫。文天祥被俘后,刘洙继续抗元。空坑兵败,文天祥的妻妾儿女均被俘,刘洙不幸遇害。押解大都的途中,文天祥听到刘洙等兵败南撤的消息,曾写下《所怀》一诗,诗的序言写道:“予自皋亭山为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误。闻故人刘小村、陈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君辕以南兮我辕以北”写的当是刘陈兵败南撤一事。南宋覆亡已经是无法挽回的现实了,自己被俘,昔日的部下依然“引兵而南”,生死难测。此时的文天祥内心是极其复杂的。

在师中兮岂造次之可离,忠言不闻兮思君忸怩。毫厘之差兮天壤易位,驷不及舌兮脐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怀我亲,怀我亲兮思故人。怀哉怀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

从文天祥《所怀》诗的序言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这次兵败,可能是因为决策失误,因此想起刘洙,诗人内心“忸怩”不安,即便身陷囹圄,诗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安危,而是抗元复国的战事。

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遄止。鲁连子兮义不帝秦,负玄德兮羽不名为人。委骨草莽兮时乃天命,自古孰无死兮首丘为正。我行我行兮梦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归,胡不归。

鲁仲连义不帝秦,关羽的忠义一直为忠贞守节之士所推崇。诗人在这里运用鲁连、关羽的典故表明自己守节忠贞的决心。“自古孰无死兮首丘为正”,狐死首丘,出自屈原的《九歌·涉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无论怎样被贬损、排斥、放逐,都不肯离开祖国,文天祥借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定信念。整篇文章沉郁顿挫,“兮”字的反复出现,传达出这位末路英雄复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慨叹和对故国的忠贞对故友的牵念之情。末句的“我行我行兮梦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归,胡不归。”一唱三叹,令人不忍卒读。

《和夷齐西山歌》两首写于大都的狱中,虽身陷囹圄,但忠义守节的气节依然。文中写道: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凤不至兮,德之衰矣。

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

作为南宋王朝的高官,又曾蒙受宋理宗的知遇之恩,文天祥对于蒙元政权自然是蔑视和不屑的。故国覆亡,以死守节,忠于旧朝,是许多有气节的封建士大夫最终的选择。伯夷叔齐为亡殷守节,义不食周粟,自然就成为这些士大夫推崇和效仿的榜样。“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囚禁在狱中的文天祥,牵挂的依然是亡宋的明主,念念不忘被俘北去的宋恭帝的安危,反映了他浓厚的忠君意识。伯夷叔齐西山采薇,最终死名首阳山的形象,已成为诗人心中的楷模。文天祥写于同一时期的狱中诗中,多次用到鲁连、苏武、楚囚、南冠等形象,借此表明自己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决心和气节。其后元人劝降他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文天祥答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并咏诗抒怀:“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

二、抛却小爱成大爱

无论诗、文还是骚体作品,文天祥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对亡宋故国的忠贞眷念,对亡宋君主的念念不忘。仔细阅读文天祥这一时期的骚体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中除却传达忠义守节的情操外,也有抒写儿女情长的作品,只不过这些作品中的小我小爱最终也成就了诗人的大我大爱。被俘押解大都的途中,文天祥写下《六歌》三首,表达了对妻妹儿女的牵念。这些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末路英雄儿女情长、侠骨柔情的一面。他的《六歌》(其一)写道: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将雏一二去何方,岂料国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罗襦裳。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嘘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岂有暝目时。呜呼再歌兮歌孔悲,在原我何为。

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字声琅琅。朔风吹衣白日黄,一双白璧委道傍。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首谁人将。呜呼三歌兮歌愈伤,非为儿女泪淋浪。

“将雏一二去何方”,“牛女夜夜遥相望。”与相濡以沫的妻子天各一方,而弱妻“将雏一二去何方”,国破家亡,弱妻娇儿的命运已无法把握,可以想见的悲惨结局又怎能不令诗人牵念纠结?“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漂泊异乡的妹妹亦是诗人心中的痛,而“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首谁人将”的儿女更令诗人寝食难安、日夜牵念。每一节末句的“呜呼一歌兮歌正长”,“呜呼再歌兮歌孔悲”,“呜呼三歌兮歌愈伤”一咏三叹间,更将诗人对于妻子、妹妹、儿女深沉而浓厚的情感一泻无余。当时元人将文天祥的妻女妹妹俘虏,并以妻子儿女作为条件,要挟文天祥,如果文天祥不降元,他的妻妹儿女便将入宫为奴,遭到文天祥断然拒绝。尽管内心无法割舍对亲人安危的牵念,但诗人抛开了个人的小爱,选择了效忠亡宋故国的大爱,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三、独特情感特质的成因

骚体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性文学样式,最初是用来抒发“幽忧穷愁怨慕凄凉”的情感的。宋代偃武修文的政策、儒家思想的濡染、对于屈原的认同和追随是文天祥骚体作品的情感特质形成的原因。

首先,宋代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逐渐改变了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局面,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宋代长期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提倡科举为草茅而设的选拔人才模式,中下层文人因此获得了通过科举考试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相对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和较为优越的生活待遇,使得两宋的文人士大夫们深感国家的知遇之恩,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负有强烈的责任感,报效国家和朝廷成为他们普遍的人生选择。

其次,理学思想的影响。南宋时期,逐渐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由孔孟儒学发展而来的宋明儒家哲学思想,即理学思想,实际上是由周敦颐、张载、二程至朱熹始集大成,一般我们称之为程朱理学。这里的“理”,指的是封建伦理准则,程朱理学将封建伦理标准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理学所倡导的封建伦理准则,已深深根植于文天祥的内心深处,他自觉地以一个忠君的臣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程朱理学思想的忠实的践行者,忠贞守节、誓不为新朝所用,甚或舍生取义、血荐轩辕便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天祥的必然的人生选择。

再次,对屈原的认同和追随。骚体文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地,几千年来,经由众多后学者的模拟而经久不衰。后世仿者之所以众多,是因为其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认同,以及自身境遇与屈原的人生遭际产生了共鸣。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是这一阶层普遍的价值认同。屈原“可与日月争光”的忠臣形象经由两宋时期的洪兴祖和朱熹等人的评说和界定而更加高大起来。屈原的忠君爱国被上升到“三纲五常”、天理、人性的高度,屈原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无法企及的忠臣典范。

文天祥在《思小村》一文中,多处用到屈原诗作中的典故,借以表达自己誓死追随亡宋的决心。这些典故的借用,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诗人以屈原作为效仿和追随的精神榜样,即使深陷牢狱,也不忘以此自勉。作为旧朝的丞相,以身殉国是他必然而又必须的选择。“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诗人对于屈原投身汨罗,以死效忠故国的精神予以认同。

综上所述,忠义守节、忠君爱国、舍小爱成大爱是文天祥骚体文学作品的情感特质,宋代偃武修文的政策、儒家思想的濡染、对于屈原的认同和追随是其骚体作品的情感特质形成的主要原因。

[1] 文天祥:《文山集》二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

[2] 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宣统三年扫叶山房影印本。

[3]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

作 者:马兰,文学硕士,保定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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