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雷

20世纪是文艺理论威风八面各领风骚几十年的世纪，弥漫着焦虑和浮躁，点缀着文学艺术的花边和惊鸿一瞥的灵感。生活世界原本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特别是牵涉到想象和情感的问题，逻辑就会遭遇到强奸现实的滑铁卢之役。所谓逻辑与历史并行、历史优先原则，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共识，否则，批评主体的眼中只有理论在轻舞飞扬。“比如，在女权主义批评中，所有的书写都可归结为‘菲勒斯中心’的问题；在弗洛伊德批评中，所有的作品都是性欲压抑的症状；在殖民与后殖民批评中，所有的文本都表现为欧洲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在社会批评理论中，所有的作品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的阴谋；而在后现代媒介主义批评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旧世界的坍塌和新新人类的崛起。”①因此，对理论之世纪进行深度反思和体检，是为本世纪文艺理论实现可持续深度发展所打造的思想理论资源平台。段吉方教授新著《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即是这方面的深度反思与体检。

一

读段吉方教授的新著是快乐的，不仅表达清透，字里行间流露的智慧更令人击掌叫好。你不断会有新的发现，不断得到精神和心灵上的启迪，也为著者的底气和自信所感染，因为这不是空对空的高空理论作业，而是有着充沛的证据和条分缕析的分析论证。对理论进行反思与体检其实就是不断阐释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心灵历程，诚如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在掌握这些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与我们自己面对面地相遇了。”②我们面对自己都很难做到坦诚客观，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在左右着我们的坦诚。是故，面对他者尤其是对理论大师作深度体检的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若仰视则为尊者讳，只能说好话，结果这个世界从此多了一位尊神；若俯视则很难发现可汲取的优点，却暗中助长了一己的海拔；若平视则能从容面对，有一说一，研究者虽暂时没有被研究者那样大的名气和学问，但研究主体的灵魂和人格是与研究对象平等的——理论体检说到底就是一种平等的思想交流。不过，我们经常看到的往往是，研究者易于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深深爱上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的象牙雕像那样溺爱上自己的研究对象。

伊格尔顿作为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兼具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影响早已超越了西方，也超越了文学理论疆域，并向文化研究和批评的领地铺展开来。对这样一位自认宝刀依然霍霍的学者进行阅读、研究，甚至升级到尚未盖棺却要暂时给出定论，确实需要勇气和底气。更何况，伊格尔顿在我看来是一位不甘寂寞兼具刺猬和狐狸型的两栖学者，既咄咄逼人，但又易于陷入工人出身的心理纠葛；既想指点江山一厢情愿地为当今世界提供独家秘笈，但所挥意识形态之戈过于宽泛，即使经由文学批评这个通道也难于奏效。书生谈论政治原本就有点隔。我们通过阅读伊格尔顿这个本文就会发现其多方纠葛的心理场域是很繁杂的，这种繁杂也渗透在伊格尔顿本文的行文和语言修辞上。抑或可以这样说，伊格尔顿对于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个你不说我还明白的老大难问题。一言以蔽之，想搞定伊格尔顿这样的刺猬兼具狐狸型学者，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对研究对象所把持的视角和心态至关重要。段吉方教授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视角就是平视的，我们在该著的导论中就能读到从平视视角流淌出来的体贴话语：“从这种批判的眼光看，我们不得不这样说，或许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过于宽泛与浮华、或许伊格尔顿的批评思辨过于迷恋跳跃性的反讽与戏仿、或许伊格尔顿的言辞过于苛刻与尖锐，但在这个‘批评的世纪’中，伊格尔顿也并非仅仅以自己的话语为喧嚣的当代文学批评制造繁花似锦的‘肥皂泡’，他的批评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多元发展正不断重构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达机制与交流机制；他的缺陷提醒我们注意，面对熙熙攘攘的社会现实，审美话语更需要正本清源的思想清理和头脑清醒的反思批判。”③当然，这样中肯平和的评判不仅仅是平视的成果，还意味着研究者保持平视眼光后对伊格尔顿这个本文的稔熟于心，对研究对象已被翻译过来的以及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皆一网打尽。如此方能储备足够当量的知识和思想，以至耙梳出研究对象的理论路数，最终做出客观的评价和有深度的反思。

二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之所以能在审视研究本文的视角上保持平视的姿态，表达上又从容不迫，在我看来，这与著者深度把握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关键词即意识形态有关。全书共五章，从第一章“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方法特征”到最后一章“后现代主义幻象：意识形态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贯穿始终。在我看来，作者重点解决的问题有二：其一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实践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缠绕问题。至于伊格尔顿的理论渊源、方法特征，以及逻辑顺延发展而来的文化批评，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是对意识形态的向心汇聚。而“文本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实践，无疑链接着审美意识形态等重要问题域。

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实践具有科学的维度，用作者的说法，“文本科学”是伊格尔顿在批判性地吸收意识形态概念多重含义的基础上对文学生产独特运行方式的研究和总结，体现了伊格尔顿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思想启发性。④文本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是如何与文本本身的创生融贯在一起的，作者对已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了缜密的辨析。

伊格尔顿有一些颇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最容易遭到误解或过度阐释的，即任何文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中产生和发展的，任何文本都浸染了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的因素；不存在哪种统一标准的文学观和普遍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必然要受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制约，离开社会和历史，任何批评阐释都失去了根基。⑤伊格尔顿还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我们知道，从早期的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和机械论到重诠释和关系的控制论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社会界的行为对自然界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在这个最重要的语境中，长久占统治地位的二元模式，要么认为客观性事物具有第一性的意义，要么认为经济基础凌驾于上层建筑或诠释之上，是有所欠缺的。这里的“自然”，作为物质世界，同样模仿或对应于我们的“艺术”活动，彼此塑造着对方。结构人类学史显示出事件是如何改变着结构或文本，而结构或文本又怎样反过来决定着事件、感知和历史的。

余英时先生曾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出质疑。他挑出那个著名的句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指出“作为一般性观念，它已经被运用于现代历史和社会探究的每个领域。”⑥就像泰特罗所进一步指出的那样，这一著名的句子一直，现在仍然是，被大大地扭曲了，这种曲解本身当然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现实，因为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本身也是为语言和文化所结构而成的。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也是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可以说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等，因为语言横亘于二者之间，因为语言组织着意识形态。集权政治系统试图控制表述、叙事、文本和形象，正因为它们结构了意识。我们在此意义上可以同意伊格尔顿的“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表现”的观点。但我们要再次重申，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坚持所有思想的文化决定因素，坚持这一过程的我们今天将它称作交互作用的或者控制论的本质。意识形态是关注文学之外的结果。任何外在的因而非正统的再阅读都是对文学关系之外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全球性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只能从文学关系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问题最容易跟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极具现实关怀，虽然美国哲学家罗蒂对他的批评一针见血：伊格尔顿总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干预社会，只不过这是一种纸上谈兵式的干预，并未能产生真实的效果，但至少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上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伊格尔顿试图通过阐释审美话语的无意识的政治因素来张扬审美活动的“革命”力量和审美理论的介入功能。⑧伊格尔顿过于倚重意识形态，其实社会的意识形态远非是官方文化建构的结果，民间小传统也总会参与到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去。而这暗含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能走向文化批评的潜在根基，因为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混合体，很容易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选择所利用。换言之，伊格尔顿能够对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维度指手画脚，就是因为文学艺术很难摆脱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影响，构成这个精神氛围的不只是精英文化，还有小传统的民间文化。文化批评只有走向人类学的文化批评才能名副其实。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研究时刻面向当代社会文化、思想与政治现实，这也正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特征。

文学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早就引起人们的反感，就像文学与革命或政治的藕断丝连也同样遭遇到非议一样。鲁迅早就说过，“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⑨宣传的自然是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虽然存在于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之内，但文学又有自己的逻辑和特性，不是对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直观反映。在这里，段吉方教授的评析是公允的，因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现实政治语境的关系并非是一个自明的存在，任何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独断化的粗暴判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众多的理论困境。⑩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立场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文化政治研究视野，充满了批判精神，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在关于意识形态研究中，伊格尔顿吸收了多种理论资源，丰富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资源的过程中，伊格尔顿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失误，他的理论缺陷与理论拓展意义同样明显。段吉方教授梳理后认为，意识形态不单单是对一般的生产模式的简单反映，相反，意识形态是复杂的精神活动和意识过程，其中涉及了各种意识形态成分的作用，如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社会生产方式、审美活动的个体存在、社会整体的存在等等，因此，在伊格尔顿那里，意识形态不但是动态的，而且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属性，这种价值是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中的价值。在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理解中，伊格尔顿最终仍然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反观威廉斯等人的观念的，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走向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实践。⑪这样的结论是著者通过扎实严谨的论证得出的。

三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在分析伊格尔顿思想渊源时，特别强调他理论转向的语境，并敏锐地发现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化批评潜质。而这种潜质又直接开启本文人类学的研究向度。诚如著者所言，意识形态普遍性与有差别的历史价值的矛盾迫使伊格尔顿不得不面对理论主张和现实效应之间的巨大鸿沟，由于自身理论缺陷，他的“文本科学”的理论重构也不得不经受人们的质疑与批判。这种质疑与批判在我看来首先是来自于人类学尤其是本文人类学的质疑与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决定，并不意味着能创造出好的东西，其中缠绕的复杂关系绝非一个文本科学所能解决的。文本是不可能脱离历史情境的，是故，文本科学在接受逻辑检阅的同时，历史早就优先地排在那里，阿尔都塞的“去主体”的历史主张是有问题的，无主体的历史的文本观是理论主义自由挥洒运演的结果。

本文人类学的介入恰好能还原历史优先的存在的权力。《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别具慧眼指出了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明显地具有本质主义的理论演绎色彩。⑫沿着这条逻辑裂缝，作者进而质疑伊格尔顿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理论框架本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⑬

主体毕竟不是跳出三界外的主体，他被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意识形态；既然是独立的拥有价值判断的主体总要遭遇各种来自生活世界的问题。伊格尔顿的问题恰恰是通过空对空的演绎，试图弥合文本的认识属性与文本的审美属性之间的裂隙。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依然拥有强大的阐释效力，而阐释效力的源头是无法绕开小传统的。文化人类学多半依靠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来实现。而本文人类学则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文本，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等来窥探其隐藏的文化深层内容。意识形态就隐藏在这文化深层中。伊格尔顿说过，“如果在粗野的欲望与非身体性的理性之间的裂缝可以被弥合，也只能通过一种革命性的人类学来实现，这种人类学追寻人类理性的根源探究它们隐藏在需要以及生产性身体潜力之中的源头。”⑭而“这种人类学视角更密切地关注着文本是怎样被嵌置在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中以及整个文化文本的政治性中。”⑮任何文本的意义生产是如何被权力运作所结构起来的，这是本文人类学施展拳脚的天地，也能弥补“文本科学”实践之不足。

或许在此我可以用泰特罗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作家—艺术家’同时是一位‘自我人类学家’（auto—anthropologist）；用克里·弗吉兹的话来说，‘在此’（being there），这个人类学为了使其表述合法化而必不可少的在场证据，也是一个‘在彼’（being elsewhere）的问题，而且在多数时刻，二者是同时存在的。的确，自然行迹（course）——似乎是要追求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建立在可预测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文话语（discourse）；而且，饶有趣味的是，话语是非常难以捉摸的，我敢说，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⑯文本科学之路就是这样难以捉摸，除非它采取一种本文人类学的路径。

①徐岱《基础诗学——后形而上学艺术原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②⑦⑮⑯安东尼·泰特罗《本文人类学》[M]，王宇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③⑧⑩⑪⑫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④⑨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⑤⑬段吉方《综合与超越：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研究及其理论贡献》[J]，文艺理论研究,2010(6)。

⑥⑭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