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曹小雪

论多丽丝·莱辛早期“逃离”性格的形成

/［湖北］曹小雪

“学术新观”是本刊新设的栏目，主要发表学术界最新的、较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本刊以“文学鉴赏”为主，纯学术领域一向较少涉及，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如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具体到文艺界，各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被打破。奢谈纯粹的“鉴赏”或纯粹的“学术”未免狭隘。所以，在“鉴赏”之余，适当增加一些“学术”的东西，或能对读者更好地“鉴赏”起到少许辅助的作用。

——编者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很多场合曾讲到，她的一生总是在逃离。莱辛一生中“逃离”表象的确有很多：“逃离”正规的学校教育，“逃离”家庭到外地做互助生，“逃离”婚姻生活，“逃离”进步组织，“逃离”南非回到英伦等等。不仅如此，莱辛相关作品中的核心人物都有她自己“逃离”思想的投射。“逃离”已经成为莱辛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因此它应该是研究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切入点之一。莱辛这种“逃离”惯性的形成和她孩提时代“逃离”性格的形成要素密切相关。分析莱辛早期逃离性格形成的要素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莱辛灌注于其作品中的“作家独特生存状态所赋予的特殊内涵”①,而这正是目前流于对作品的一般内容揭示的主题研究所缺乏的。

莱辛“逃离”性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遗传学角度来讲，莱辛父母独立和叛逆的性格使她天生就有“逃离”的基因。莱辛的母亲，泰勒夫人是一位多才多艺且思想非常独立的女性。她在青年时代所读的书唤醒了她的主体意识，促使她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独立思考。泰勒夫人早年最叛逆的事情就是违背了父亲希望她读大学的意愿而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护校（而莱辛年少时因不满当时的学校教育而辍学的叛逆行为和其母的上述行为相当类似）。泰勒夫人认为在护士一职中，可以通过被病人“需要”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这种“被需要”的价值观使得她在和莱辛的母女关系中成为了一个专横的、占有欲强烈的母亲。而青春期的莱辛主体意识开始萌发，性格反叛而独立，和青年时代的泰勒夫人颇为相似，因此这对母女之间的控制和逃离控制，限定和逃离限定的冲突几乎贯穿了莱辛的前半生。

莱辛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泰勒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在力争和他哥哥一样优秀，满足其父亲期望的同时，阿尔弗雷德却发现离自我越来越远。因此，他萌生了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一天，阿尔弗雷德决定一个人在卢顿生活……这次搬家令人愉悦。在远离了家庭以及所居住的小村庄的束缚之后，他能够自由自在地纵情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远离了他人所强加而专横的束缚。”②莱辛在其自传中也写道：“他过去常常说到自他远离其父母开始独立，他就一直过得很开心。他享受个人生活中的每一秒，在这十年里，没有谁过的日子能像他这么美好。”③在逃离了其父的影响后，阿尔弗雷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携妻带子从伦敦到德黑兰再到南非。这些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提时代的莱辛。

从遗传和家庭文化氛围的角度来看，莱辛的父母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探寻和追求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莱辛的性格。和其父母一样，莱辛独立、反叛、不受约束。

导致莱辛逃离性格的第二个因素应该是自莱辛出生后母爱的缺乏。在莱辛出生后，莱辛的母亲泰勒夫人对其比较冷淡，原因有三：第一，由于是难产，其母在生产的过程中相当痛苦。第二，莱辛的母亲期望生个男婴，她甚至都为其起好了男孩的名字。莱辛的降临不仅让她相当失望，而且她甚至还拒绝给莱辛取名字。第三，莱辛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刚做母亲的人来说，泰勒夫人没有任何抚养小孩的经验，加上她自己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爱，所以在养育莱辛的过程中显得过于漫不经心。莱辛在其自传《在我骨子里》（Under M y Skin）回忆这段经历时，她的口吻相当苦涩，对其母亲的冷淡充满了怨恨。

莱辛需要母爱，但是在她还无法用言语表达需求的婴幼儿时期中她用“一天到晚的尖叫”④来传递自己的生理需求和情感渴望。但是这些交际信号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迎来的反而是“硬梆梆的手掌，不耐烦的臂弯”⑤以及“不想要一个女孩而是一个男孩的声音”⑥。这些言语和非言语交际信号反馈给莱辛的就是她在母亲眼中是不受欢迎的。

莱辛认为早期的童年生活让她成为了“一个内心受到伤害但表面上却还要假装若无其事的人”⑦。从荣格心理学理论来看，这种“若无其事”的表现其实就是一种人格面具。待年龄稍长之后，莱辛就习惯性地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带上各种人格面具以保护和掩盖她脆弱、敏感和伤痕累累的内心，让其真实的自我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以远离伤害。而这些人格面具所扮演的角色所呈现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莱辛本人，它们的呈现分裂着莱辛的自我，导致了她一定程度的心理隐疾，为此她还咨询过心理医生R.D.莱恩。与此同时，莱辛把她这种分裂的精神状态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呈现在了她1962年出版的小说《金色笔记》中。在该书中，莱辛分别用黑红黄蓝四种颜色的笔记来展示在一个无序的世界中支离破碎的自我，以及那个迷茫混乱而多变的时代中一个失重的灵魂的探索和生存状况。

因此，母乳喂养的缺失、母亲情感交流的缺失以及母爱的缺失既是导致莱辛母女关系充满矛盾的关键，同时也对年幼的莱辛的心理发展方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至于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在渴求母爱而不得的家庭环境中，个体很容易丧失对家庭的向往感和归属感，因而产生逃离家庭的想法和行为。而莱辛正是通过“逃离”这一行为体验了和其母亲不一样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抚因家庭归属感的丧失所带来的痛苦。事实证明，莱辛的两次离婚以及无法很好地处理和自己女儿的关系和上述缺失不无关系。莱辛的这种既渴求爱而又逃离爱的复杂心态在其1996年出版的《再爱一次》（Love, Again）中通过已入知天命年龄层的萨拉一角而充分再现，而那时的莱辛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

莱辛逃离的原因还可以归咎于受“一战”影响而形成的压抑的家庭氛围以及南非艰苦的生活环境。莱辛的父亲在“一战”中受伤而致腿残，导致他不能自如地参加很多社交活动和农场劳作。除了这种身体上的不便之外，他对农场的管理不善导致他负债累累。而且南非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的农场几乎颗粒无收。祸不单行，他们还遭受了经济的大萧条。在莱辛看来，她父亲想要在五年内致富的想法成了一个“大胆的家庭笑话”⑧。莱辛在其自传中描述了在遭受自然灾害时父母的无助，以及受困于南非的苦涩：“他们还不到五十岁。但两张沧桑的脸写满了焦虑、紧张、担忧，当然是对资金的担忧。他们坐在香烟弥漫的雾里，把烟吸进去然后再慢慢地吐出来，好像每一口气都有镇定效果。他们就坐在那儿，一起，紧紧地靠在一起，贫困让他们无法动弹。”⑨

这种“无法动弹”的气氛让年轻的莱辛相当压抑和绝望，她看到了父母因在南非坐等贫困来慢慢消磨最后生机的无奈场景。“贫困”是一个用来描述“一战”后南非落魄的白人中产阶级最关键的一个词。莱辛在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一书中就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人物心理刻画。在莱辛的家庭中，尽管贫困并没有破坏莱辛父母之间的关系，但贫困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感到窒息和绝望。她认为她的父母在贫困的打击中显得“无助、可怜、无法忍受”⑩。而这种无助和无望的生活模式促成了莱辛的逃离，在她看来与其陪着父母在绝望中消耗生命，还不如在逃离中寻找生机。事实上，莱辛的一步步逃离，从走出家门到走出南非，最后在英伦立足也就印证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中式哲理的思想。

另外，莱辛早期所受的教育也是其“逃离”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教育和学习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并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莱辛所接受的教育改变了她的命运并且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她自己生命中的真实需求。教育不但给她的生活和写作提供了能量，而且还提供了她逃离的精神支柱。

莱辛的教育得益于其母亲，母亲的藏书和教育让莱辛比同龄人在心智方面成长更快。对于子女的教育，莱辛的母亲不遗余力。她期望在孩子身上能实现自己未竟的梦想。在母亲的影响下，莱辛开始喜欢读书。阅读提供给她的不仅仅是对心灵的慰藉，还有新的思考方式。阅读改变了她的生活。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辛的母亲鼓励莱辛爱好读书，却没有想到阅读丰富了莱辛的思想，提供给了莱辛逃离母亲、逃离家庭从而寻找自我的工具。

通过阅读，青春期的莱辛找到了她的榜样——南非女性作家奥利弗·施赖纳。施赖纳可谓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她的书《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A Story of an A frican Farm）对莱辛影响颇深。莱辛曾经在该书1976年版的前言说道：“这本书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一听到这本书或者‘奥利弗·施赖纳’的名字，我内心中隐藏最深的自我就被触及了。”⑪莱辛和施赖纳在与父母的关系上、在对待成长中的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待遇上，分享了很多共同的看法。莱辛对施赖纳相当崇拜，她甚至把施赖纳当做了自己青春期的精神导师。施赖纳的书帮助莱辛确立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给了她勇气去逃离像她父母那样无望的生活轨道。施赖纳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From Man to Man）一书中写道：“你，你自己必须拯救你自己。砍掉束缚双腿的脚镣，弯腰用你强壮的双手抚平它们曾经带来的创伤，抖掉让双脚深陷的泥沙，当创伤抚平，双脚获得自由和恢复强健，它们，也只有它们，将会承载着你奔向大山中你的归宿之地。”⑫这些富有深刻涵义的话语对莱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激励了莱辛逃离控制欲强烈的母亲，逃离让她窒息的家庭氛围，逃离让她丧失自我的婚姻，逃离让她深感绝望的南非从而去寻找她的真正“归宿之地”。同样它也激励莱辛成为一个像施赖纳一样的作家，用手中的笔去讲述女性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世界。

不管是来自遗传和家庭的内在要素还是来自教育和环境的外在要素都是塑造莱辛早期逃离性格的原因。这些要素构建了莱辛早期独特的生命历程，也就是莱辛寻找自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对自我身份进行解读和反思的过程。从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来看，莱辛的种种“逃离”是一种追求“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外在表现。“‘自性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过程：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整合性的，不可分割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发展过程。”⑬而正是这种对个人人格和个体本身的捍卫（或者也可看做是窘迫中的呐喊），让个体保持了他作为独一无二的人的尊严。因此，莱辛通过不停地“逃离”而追求“自性化”的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其人格不断完善，从分裂走向整合的过程；是其女性主义思想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成为了解读莱辛及其作品的重要切入点。

①卢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多丽丝·莱辛研究述评》 ，《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第77页。

②⑧⑪K lein, Carole. Doris Lessing: A Biography.London: Duckw orth, 2000.

③④⑤⑥⑦⑨⑩Doris Lessing. Under My Skin.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4.

⑫ Sch r ein er, O liv e. F r om M an to M an London: Unw in, 1926.

⑬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是武汉市2009年市属高校科研课题《多丽丝·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 者：曹小雪，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