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和我同岁的比尔·盖茨

有位朋友说，喜欢两个聪明人，一个是比尔·盖茨，一个是我。

我笑了，眉头舒展。

心里在想，那比尔·盖茨可是大名鼎鼎，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全世界很少有知道我的，你碰巧生活在中国大陆，才可能同时喜欢这两个人。

朋友说，你知道吗，你和比尔·盖茨，是在同一年出生的，1955年。

我知道。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香港，很有可能，喜欢的是比尔·盖茨和周润发，周润发也是1955年出生的，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的电影演员里，是最聪明的一个。我还想起来，办公电脑的同一个文件夹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少年时代的我，一张是少年时代的比尔·盖茨，都是1968年拍摄的。

我的那张少年时代的照片，会让我想起我爹。

那一年，我爹不再是编织厂的厂长，他去了区里新建的备战仓库，作为负责人，登记、看管和发放那些准备打仗的民用物资。我去过那家仓库，在市中心，挺大的一个院子，四周是库房，堆着木杆、木板、水泥、玻璃、铁管，除了有一些防备原子弹的口罩和胶皮雨衣，倒像一家普通的建材仓库。也许，在越来越贫困的日子里，能够准备打仗的民用物资，也就只有这些了。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年中国与苏联的边界上，乒乒乓乓地出现了上百次军事冲突，虽然都是小打小闹，终究会引起大的争斗。看到仓库门前备战仓库的牌子，我还以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呢，美国正在打越南，中国的人和武器都在支援越南前线，那场战争，谁也说不定，会不会打到中国。

让我想起我爹的，是照片上我穿的那件带有金属拉链的衣服。那一年，我爹去了一次北京，三天以后回到鞍山，带回一瓶茅台酒，一支英雄100号钢笔，一件带金属拉链的衣服。我还记得，这几件东西的价格差不多，都在十元钱左右，不像现在，一瓶茅台酒涨到了一千多元，和抢劫一样。当然，那时一般的城市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十元钱左右的茅台酒，他们也喝不起。只有像我爹这样酷爱喝酒的，很不容易去了趟首都，不带回一瓶好酒，决不罢休。

我爹和别人不一样，他喜欢传统的名牌产品，还喜欢所有的新产品。当时在我们城市里，人们穿的上衣，都清一色地使用塑料纽扣，以至于我穿上北京带回来的有金属拉链的衣服，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能够叫出它的正确名字：夹克衫。穿上那件衣服，我别提多精神了，一个人在家时，把那个金属拉链，上上下下，拉了几十次几百次，还特意跑到市中心的照相馆，花了两角三分钱，拍了张一寸的照片。

又是很长的岁月，流云一样飞来，流云一样飞去。每当我开始忘记我少年时代的脸，那张照片就出现在我的眼前。算起来，那张照片，是我出生以后的第二张照片。十三岁，读中学的前一年。我的喉结凸显出来，我的青春期已经开始，我的样子文质彬彬，我的眼睛里没有神采。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已经近视了，五六百度，高度近视，只是没有去医院检查视力，没有去眼镜店购买近视镜。

那个年月，不管是中学小学，没有一个戴眼镜的。近视眼相当少见，只有特别爱看书的人，才会近视。在鞍山市区，眼镜店只有一家。眼镜很费钱，我们买不起。我们在活着，而不是生活。

另外一张照片，比尔·盖茨的那张，是在西雅图湖滨中学拍的。

他虽然和我同岁，却已经在中学就读一年多了。那是因为美国不是中国，小学生的入学年龄是五岁，比我们早了两年。他们的时间还是弹性的时间，更早一些也可以，但家长们考虑到，等到孩子的情感发育、社交能力、领导才能，都比较正常了，才是不早不晚的时候。情感发育，社交能力，领导才能，美国文化更注重这些，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也更需要这些。所谓的领导才能，大概体现在孩子知识面广，说话成熟，逻辑性强，发言水平高，有分量。196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也不太富足，可是他们为孩子们规划的，是健康和快乐的发展。

说他们不太富足，是有根据的。比尔·盖茨所在的湖滨中学，买不起一台电子计算机。那还是一所私立学校呢，学费高于公立学校，也还是买不起。那时，电脑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一台电脑要占去一个大房间，有长达几英里的线路连接，价格也昂贵，几百万美元。另一种说法是，整个美国的中小学都没有电子计算机。据说，湖滨中学校方的教育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并不把目标订死在为大学输送人才这一点上，只因为他们的毕业生，百分之百进入大学，需要重视的是发现和培养天才人物。湖滨中学就用募捐来的三千美元，购买了一家公司计算机的使用时间，配备了一台可以回传文件的终端打字机，用来开发学生的计算机能力。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比尔·盖茨和他的一位同学，就是后来与他一起创建了微软公司的人，在放置终端打字机的房间里，专注地盯着它的屏幕。

就在那个房间里，白天找借口逃课的比尔·盖茨，晚上也要悄悄溜进去的比尔·盖茨，占用了大部分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很快就花光了学校募捐来的钱。那年他十三岁，学会了编程语言，还学会了做一名黑客。然后，他用编程与做黑客的本事，为一些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编制程序、查杀侵入的病毒。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公司不能给一个中学生发放与工作相应的薪水，于是给了他相当多的计算机使用时间。这下可好了，足够他和所有的同学使用的了。

好多年以后，他成了全世界青少年励志进取的榜样，也成了全世界中年人追求财富的榜样，关于他少年时代的传奇故事，沸沸扬扬，铺天盖地。这让我有些迷惑。相当多的中文版本的比尔·盖茨传记，长篇的短篇的，都有意改变了他少年时代的形象。

比如说，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爱迪生设计制造的电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亮度；比尔·盖茨设计推广的电脑软件，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生活。爱迪生好像说过那样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重点在于那百分之一的灵感。这样的名言，有点不符合中国唯物主义者的胃口，于是只留下前面“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一部分，重点也变了，成了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就这样，比尔·盖茨来到中国，摇身一变，成了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刻苦成才的楷模，用来教育和鼓励所有的中国少年。

这就让我想到，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会不会因为坚持不懈和勤奋努力，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才？具体来说，在1968年，他如果是中国的一个少年，他会做些什么？

他的爸爸是一位律师，在1968年的中国，律师这一行业消失了，社会陷入混乱与疯狂，于是，他不可能继承律师父亲的理性与逻辑、严谨与热情。他的外公是一位银行家，在1968年的中国，过去的银行家早已成了政治贱民，还会再一次被抄家和批斗，于是，他只有同母系亲属划清阶级界限的份儿，不可能继承他们善于理财的观念、能力。还有，在1968年的中国，他无论在哪一所中小学校读书，都不会有接触电子计算机的任何可能，那时候中国只有极其有限的一些计算机，忙着运算与原子弹、氢弹有关的数据呢。再退一步讲，他酷爱读书，又有极强的记忆力，可是，他读的不会是在美国读到的《圣经》、《拿破仑传》、《世界百科全书》， 那时候他只能熟读和背诵中国伟大领袖的著作，被培养成“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的革命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与世界上的重要人才，恰好是南辕北辙，越是勤奋，离得越远。

我现在想到的是，爱迪生的名言应该修改一下，变成这样的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一的汗水，再加上百分之九十八的正常环境，其中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但它们各占的比例不同。

我们手中很少的钱

语文课本很薄，十几篇课文，用不了两天就看完了。我和我的同学不一样，喜欢阅读带有文字的东西，按照他们的描述，在厕所里看见一张有字的纸，我也要捡起来看。

实际上，当时我们上厕所用的，都是北京寄来的 《人民日报》。那是一份大版面的报纸，四个版面，足够擦几次屁股的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看一下，避开印有领袖画像的地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另外一个原因，是你一旦用印着领袖画像的报纸擦屁股，会被打成反革命，那可就惨了。我看见一个倒霉的学生，那天拿的报纸，几个版面都有领袖画像，结果屁股也没擦，提上裤子就回了教室。遇到那种事情的，我相信，不仅仅是他一个。

我喜欢看报纸，不管是不是厕所里的报纸，从头看到尾，第一版到第四版，再从尾看到头，第四版到第一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新编了语文课本，都是从报纸上扒下来的革命文章，还没有报纸上的好看呢。报纸上的可都是新文章，用的都是新词汇，新语句，浪漫抒情的、豪言壮语的、革命口号的、慷慨激昂的，经常看得我热血沸腾，用不了多久，我那文质彬彬的少年脸孔，会被报纸上的词语改变。

就这样，一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头脑里了。有时候，还是一句完整的话，也刻印在头脑里面。记忆更深一些的，我想是下面这句：

《人民日报》宣布，截至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句话叫我，也叫全国的人兴奋无比。我们没有钱，我们受苦难，我们营养不良，长得矮小，这时候全都找到了意义——原来，我们的国家要还清外债和内债，才能成为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强大了，就是我们的幸福。

中国人的心理，让我们觉得，向人借钱是不体面的、甚至是羞辱的事情。传统的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对债务天然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欠债，不敢欠债。还有，我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里不管有多少次改变，唯一不变的观念是，既不向别人借钱，也不把钱借给别人。记得在结婚以后的1988年，我想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候，我从大学毕业了五年，工资每月56元，加上妻子的还不到100元，而一台电视机呢，最普通的牌子，本省生产的，十八英寸的，也要两千多元钱，相当于我们两年多的家庭收入。仔细数了一下，我们积攒的钱还不够，差了几百元，等到下一年再买吧。过了一年，省吃俭用又积攒了几百元钱，可是我们的国家，好像与我们开玩笑一样，也把电视机的价格涨了几百元。按照这样的规则，我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电视机。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向别人借钱。我的历史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在1960年代开始时，大跃进以后的国民经济跌到谷底，国家就发布了文件，把饼干糖果等物品都算作奢侈品。再将奢侈品的价格抬高数倍，让民众手中残存的钞票，尽快回到国家的库房。不然的话，它怎能保证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呢？我们是聪明的民众，知道并理解国家的想法。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句十分响亮的口号，让我们无比兴奋的口号，也是农耕国家中的农民意识里面，特别封闭和愚昧的那部分。用农民能听懂的话说，春天播种的时候，你家没有种子，向邻居借了五十公斤，到秋天你收获了一千一百公斤粮食，连本带利还了邻居一百公斤，你还剩下一千公斤，一家人可以活下去了。

世界早已进入了信用时代，我们这个民族，也早已进入了信用时代。我看到的资料说，清朝在它的最后一百年里，曾经利用举借外债和内债两种方式，筹到二亿多法郎，从一个欧洲国家那里，成功地赎回了京汉铁路，然后用铁路营运的收入，还清了所有的债务。那时候，不用这样的方式，就收不回那条重要的铁路，你又不能像古巴的卡斯特罗，执政以后把所有的外国资产，强横地收归国有。

有时候，我们以为时代在前进，但实际上在倒退。一旦没有了借贷关系，现代银行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就回到了很古老的年代。当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人民日报》的带领下，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做了独立和强大，深深地为此自豪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无知才能无畏啊。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赤字财政，除了举借内债外债，还有几种做法也能达到平衡，但是，都没有借债的方式显得公正。比如说，国家可以公开地提高税收，这种方式很像强盗的抢劫；比如说，国家可以强制性地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这种方式也与强盗相似；比如说，国家可以悄悄地狂印钞票，让民众手里的钱贬值，这种方式也很像盗贼的行窃。相比起来，向民众发行国债，按照协议定时还款，付清利息，还算是把民众当成了平等的对象。1949年以后，1958年以前，中国几次发行了面向民众的国债，1958年以后停止发行。到了1968年，为期十年的国债还清了，加上在三年以前的1965年，还清了欠苏联的那部分外债，才有了《人民日报》的郑重宣布：截至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各行业生产都不景气的1968年，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些消息，多多少少，都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关。

一是先前的那些民族资本家，他们的企业从公私合营再转为国有化，曾经由国家折价，全部放在银行里，但他们可以领取折价后的利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那些利息全部停付，没收并上缴国家。

二是那场革命制造了以百万或者千万为计算单位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国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中规定：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看来，强大的独立的国家，也还是需要很多钱的，除了内债外债的方式，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得到它需要的钱。

你想不想嫁给军人

到了网络无所不能的时代，只要你付出时间，浩如烟海的网页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查到，它代替了你的一部分记忆。没有代替的，是你的思想。你思想什么，你怎样思想，你思想的质量高低，那可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我，以及每一个人年岁渐长，都会对现存的时间、未来的时间比较敏感，比较起来，相对模糊一些的，是逝去的时间。这对于以编年史方式回忆以往的人，可不是件好事。一个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者，他要颇费力气地回想起，在他的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早以前，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最大的麻烦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淡的记忆里，那些比较雷同的、只能以整段时间描述的记忆里，打捞出某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真的要考虑良久。比如，他的大哥结婚的那一年，为什么不能是1969年，为什么只能是1968年？他怎样确定，他能够确定吗？

事实上，我也是刚刚确定了，我大哥结婚的时间，真的是1968年，他从解放军部队复员回乡那一年。

我大哥身材不高，长相还算精神，但他最有利的条件，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身份。整个社会上的人，包括不满一岁的孩子，都划到了中国政治的等级制度里面，三六九等，命运不同。参加解放军的人，都是政治可靠的革命军人，在政治身份上，没有什么需要忧虑的了。复员转业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地位，那可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还有，不管社会上提供的工作机会多么稀少，从军队回来的人，都由政府安排，到国营单位、集体单位工作，端起铁饭碗，成了青年一代中的幸运者。我大哥还在部队时，他的照片就转到了一位女孩子手里：穿着醒目的草绿色军装，军帽上有红色五角星，军帽下有端正的面孔。他的右眼下还有一道不浅不深的月牙形的疤痕，颜色略暗，是小时候住在乡下，被一匹马踢伤的。一道疤痕，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女孩子的强大吸引力。那是崇尚军人的时代，平民阶层的女孩子，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已经嫁给了军人，另一种是希望嫁给军人。

至于好找对象的女孩子，大部分是服务行业的，商店的女售货员，饭店的女服务员。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工作装，的确良的，白色，有翻领，显得精神，显得漂亮。比起其他的女孩子，她们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雨淋不到，风吹不到，没有深黑色的油污，一不小心，涂抹在青春的面孔。

还有，在物资紧缺的日子里，生活很不容易。尤其是粮食紧缺的日子里，服务行业的女孩子，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常常把没有粮票买不到的东西带回家里，比如被压碎的糕点、卖剩下的馒头，虽然不会是经常的，但家里的生活就容易多了。这种情况，就像我在一本外国小说里看到的情景一样。那本忘记了名字的小说里，小镇商店的女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当了售货员不久，就找到了好对象，一旦结了婚，再也不来上班了。

另外比较受欢迎的，是有轨电车上的女售票员，她们容易找对象的原因，除了她们穿着整齐的工作装，还因为她们的工作，与男青年的接触比较多，在钢铁工厂里工作的男青年，上班下班，都要坐在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上，每天一两个小时，呆呆地看着车上的年轻售票员，很容易产生好感。

和我大哥处对象的女孩子，身材较高，长得漂亮，在一家国营饭店当服务员。如果我大哥不是一个军人，很难找到这样好的对象呢。许多年后，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我大哥的头脑敏捷，文笔流畅，在军营中的空闲时间里，一定给只见过照片的漂亮对象，写了很多表达感情的通信。

这样推测的依据，是我大哥从军队复员，安排到一家生产无线电器材的工厂，直接进了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工厂出了一种新产品，报纸上要做宣传，派来了记者帮助我大哥写稿子，结果是整个版面的通讯报道，记者只改了其中的几个字，其余的四五千字都是我大哥写的。有这样成熟、流畅的文笔，我大哥想必会利用他的长处，给漂亮对象写一些情书。那时是革命年代，情书却不叫情书，只是男青年和女青年之间，带有感情成分的往来信件而已。

在部队时感情已经谈成，我大哥回到鞍山不久，他们就要结婚了。可是，结婚住的房子，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个无线电工厂才建立几年，卖产品挣来的钱，除了开工资就上交给国家，拿不出钱给工人盖房子。即使有钱盖，大家也要排队，我大哥面前，还有几百人在眼巴巴地等房子呢。

在他参军之前，我家六口人，我爹我妈和四个儿子，住得还算宽敞，一个二十平方米的居室，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厨房。当他五年后从军队回来，居室和厨房都没有变化，仅仅是漏雨的屋顶，每年都要换几块新瓦。新媳妇要娶来了，总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吧？

好在我家的房子的东面，还有很大的一片地方，那里曾经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幼儿园的操场，后来都成了我家种粮食和蔬菜的地方，郁郁葱葱的，像是城市里的乡村。我们可以在房子的东面，再接出一间小一些的房子来，用它做厨房，把原来的居室和厨房，改成两个居室。

砖是不成问题的，借一辆手推车，到附近建了一半就废弃的工厂，去拆那些别人拆剩下的旧砖，地面上没有的，可以从地基里挖出来，整块的，大半块的，拉回来就可以了。木料也好办，买回一些旧房梁、旧门窗，也能将就着使用。劳动力更不成问题，我爹领着我们哥四个，二十四岁的大哥，二十岁的二哥，十七岁的三哥，十三岁的我，盖一间房子足够用的了。趁着盖房子的热乎劲儿，我们还从二十米之外的公用自来水那里，接来了自来水。那是很费力气的一件事情，我爹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现在他的大儿子要结婚了，他舍出脸来，去他以前当过厂长的两个工厂，要来了铁管子和水龙头，终于让我们一家人，不用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到外面去挑水喝了。看到自来水在我家哗哗流淌的时候，一家人的心里，那个乐呀。

大哥结婚那天，屋子里的正中央，挂了一张毛主席像，左右两边挂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实际上是一条语录，分开挂在两边。左边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边的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婚礼仪式也很简单，新郎新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伟大的革命领袖三鞠躬，然后唱那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红色歌曲。这支歌，是和来宾们一起唱的，本来还要一边唱一边跳忠字舞，但房间里跳不开，也就免了。我在邻居那里看到的婚礼，就是边唱边跳，非常热闹。虽然那些忠字舞，只有简单的、丑陋的几个动作，像是一种巫术仪式。那时的婚礼，叫做革命化婚礼，大都一个模式，新郎新娘交换的礼物，大都是两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互相别在对方的胸前。最后都有来宾讲话，希望新郎新娘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做毛主席的好工人。

虽然举办婚礼，却不用安排饭菜，请大家吃几块喜糖、抽几支喜烟就行了。现在想起来，那也是政府有意的安排。凭着到政府领取的结婚证，新郎新娘可以得到几尺布票，加上事先积攒的，可以买布做一床新被褥。有了结婚证，还可以得到糖票，买来几公斤糖果。买香烟也是要票的，但是凭着结婚证，会得到几张香烟票，买来十盒握手牌香烟，一毛四一盒。这些都是政府对我们特别的照顾。如果政府再给一些购买粮食的限额，我大哥就能请来宾吃一顿饭了。

来宾们看过结婚仪式，享用了喜糖和喜烟，就留下礼物回去了。他们的礼物，是几十本《毛主席语录》，几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两个比洗脸盆略小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十几个比茶壶略高的毛主席全身石膏像。摆了一桌子的石膏像，成了我们家的负担，必须细心看管，弄脏了不行，弄坏了也不行，那将是对伟大领袖最大的不忠，那将是后果严重的政治问题。

没有路的路

我的三个哥哥，都与大学无缘。

大哥中学毕业那年，是1961年。那一年，鞍山的三所大学停了两所，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的大学又一哄而散，差不多回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水平，去外地读书也不容易了，只好去当军人。幸运的是，凡是当军人的，本来就根红苗正，从军队复员，等于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里毕业，政府会给安排较好的工作。

二哥读完中学，已经是1965年。大学招生的数量不见增加，但国家经济有一些好转，找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他到一家新成立的手工业门市上班，跟着几个年老的白铁匠学手艺。那也是一种幸运，他要是晚一年毕业，可就坏了，赶上文化大革命，工作也找不到了。

革命，仇视一切、排斥一切又压倒一切，这在中国已经是传统。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中国的大学被否定，所有的大学停办了，但毕业的学生不能走，要和学校里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停课闹革命。中学里的学生也不能毕业，他们戴着红卫兵袖标，手拿长矛大刀，以及抢来的军用武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拼死搏斗。那些恰好在新政权建立后出生的孩子们，从刚懂事那一天起，接受了系统、完整、偏执、激进的阶级斗争教育，在他们十六七岁时，愚昧懵懂，心有恐惧，满腔仇恨，血气方刚，成了毁坏文明世界的主要力量。到了1968年夏天，革命形势十分明朗，他们为伟大领袖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威胁，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他们应该解散红卫兵组织，离开学校了。

我三哥的两只眼睛都近视，三四百度，不戴眼镜。那时与现在不一样，除了特别喜爱读书的人，中学生里近视的很少，虽然三哥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不能参加他们的武斗，他的视力模糊，看不清自己人和敌人的脸面，把武器交给他，万一误伤了同伙，怎么办哪？这样一来，他打死别人的机率，他被别人打死的概率，全都小了很多。我们家里也放心了，即使大地充满血腥的气味，即使空中飘来尸体的恶臭，也与我们家无关。

与我们有关的，是他毕业的前几个月，党和政府，开始做中学生毕业的有关准备。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1966年到1968年，中学里积压了三个年级的毕业生，全国的数量有一千多万人呢。也就是说，在我三哥毕业这一年，是与他前面两个年级的学生一起毕业的，人数还相当多。

与我们有关的，就特别留意。我们知道大革命一开始的1966年，就宣布大学停办了，但现在按照报纸上说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像是就要结束的意思，这大学可能会恢复，我三哥可能会上大学呢。可是盼来的消息不容乐观。伟大领袖在一份关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文件上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伟大领袖批示的时间是7月21日，所以那种革命的大学又叫七二一大学。等到它们办起来的时候，即使与真正的大学有几分相像，我三哥这样的中学毕业生，也不能直接走进校门。升学这条路，彻底堵死了。

报纸上还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所有毕业生家长的注意。文章传达了伟大领袖的重要批示，规定了中学生毕业的分配方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邻居李大叔刘大婶王大伯赵大姨都聚到我们家，一起商量这四个面向，让孩子去哪里好。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没了信心。谁都愿意去鞍钢的工厂上班，可是，你看，两年多的大革命，工厂的工人也参加了革命组织，分成对立两派，你死我活地打，最严重的时候，鞍钢的大部分高炉都熄了火，让鞍山的空气都变得干净了。鞍钢是这样，其他的工厂就更乱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生产，现在不可能招收新工人。商量来商量去，都叹了一口气，说是面向工厂，但工厂不招工，去边疆也是边疆的农村，去基层也是农村的基层，算起来四个面向，实际上只有一个农村。

大约是那年春天，北京有了具体的消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了一个《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了伟大领袖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城市的中学毕业生，本来算不上知识分子，可是，革命委员会里的革命者，善于玩弄文字，玩弄概念，更善于玩弄百姓，他们仅仅把中学毕业生换了一个名称，叫做知识青年。这下就行了，中学毕业生成了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沾上了边，他们必须提高觉悟，立场坚定，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邻居王大伯是个工程师，当初在苏联学的钳工。在人少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爹说，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也叫国家分配？把上千万人驱赶到农村去，在苏联就叫做流放。我爹瞪了他一眼，他赶紧闭嘴，不再说了。这样胡乱讲话，被革命者听见了，肯定要进监狱的。

问题没有像报纸上说的那样简单。如果按报纸说的，叫做国家分配，我们可以谢绝这种分配，不去农村，留在家里，和一家人同喝一只铁锅里的稀粥，过一家人贫困却能团聚的日子。但是，一旦把上山下乡当成伟大领袖指出的革命方向，当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战略部署，那可就不一样了。凡是有中学毕业生的中国家庭，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当你面临的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就不会征求你的同意，你不自觉也得自觉，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下乡的日子，定在了9月的一天。我三哥带走的东西，只有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他们在学校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在车厢周围站了一圈，神情木然，有点像几个月前，被他们揪出来游街批斗的各类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