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张继平，宋妙龙，张学江

（1.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1306；2.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杭州310018；3.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委员会水产办公室，上海201700)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产品消费者对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无公害认证产品作为质量安全的标志，正受到政府、养殖户和消费者的重视，是否对水产养殖产品实行强制性无公害认证制度正处于政策性讨论阶段。农户是组织农业生产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的稳定，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将农户生产行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的道理，在水产养殖业，将养殖户与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亦非常有意义。

1 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1.1 变量界定

在具体实证研究之前，我们假定水产养殖户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养殖是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

养殖户作为一个理性人，其追求的目标是效益最大化，其生产的质量控制行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养殖户个体特征因素、养殖户家庭特征因素、质量安全政府规制相关因素和其他因素四类。

第一类指标为养殖户个体特征指标，具体包括养殖户的年龄和文化程度。（1）年龄。不同年龄的养殖户，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各自特有的不同的养殖特点和养殖行为。（2）文化程度。养殖户不同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安全水产养殖产品养殖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导致养殖户在安全水产养殖产品养殖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行为也会不同。

第二类指标是养殖户的家庭特征，养殖户的养殖大多采取了兼业行为，也有些养殖户是专业从事水产养殖，因此，在水产养殖产品养殖过程中，对于养殖户的家庭特征进行分析，具有很大的意义。具体从家庭收入来源、家庭劳动力状况和家庭的养殖面积来分析。（1）养殖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收入来源分为水产养殖业为主的收入和非水产养殖业为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不同会使得养殖户在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质量控制行为上产生一定得差异。（2）养殖户家庭的劳动力状况。养殖户家庭不同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差异，对养殖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行为有影响。

第三类指标是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相关政府规制措施指标，具体包括是渔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程度，政府监督管理的力度，与质量安全相关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如何，政府对安全健康养殖行为的资金支持行为。（1）渔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程度。一般来说，渔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程度越高，水产养殖业生产的效率越高，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越容易得到保障。（2）政府规制认知程度。养殖户对安全质量安全政府规制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养殖户对安全健康养殖方式的理解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养殖户对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价值的评价和态度，进而影响养殖户从事无公害认证生产决策行为。认知程度方面的变量包括违规养殖处罚的认知和质量安全监管程度的认知。（3）产品产地标签。产品产地标签作为水产品可追溯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具有一定的可追溯性，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户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的质量控制行为。

第四类指标为其他指标。具体包括养殖户是否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和养殖品种的选择。有固定的产品购销合同，能保证无公害水产品顺利实现销售，能激发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养殖。养殖品种对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养殖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分析养殖品种对质量安全有重要的作用。

1.2 实证数据来源

本文所进行的养殖户无公害认证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上海市养殖户的基本信息、养殖生产模式及其质量控制行为、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政策评价的问卷调查。笔者在广泛听取经上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上海市各郊区水产办和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等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选择上海市郊区县养殖户作为调查对象。

上海市郊区各区县养殖户总数为11700户左右，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和崇明县养殖户总数占上海养殖户总数接近90%，其他各郊区数量总数少于700户。因此本研究选取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崇明县为调查区县。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和典型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办法，从每个区县选取养殖产量较多的乡镇调查，以户为单位，总共调查450个养殖户，各区调查数量按照该区养殖户数量所占的比例为依据。在养殖品种选择方面，以虾类，鱼类和蟹类为主，主要考虑到各个区域的特色养殖优势。

调查问卷的设计事先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且与相关研究人员和水产养殖专业人士进行讨论，然后结合上海市水产养殖业的特点进行修改而最终形成。本次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407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到92.50%。

2 样本统计分析

下面主要对407个有效养殖户样本的相关变量做统计描述性分析：

（1）养殖户年龄：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年龄为50.69岁，标准差为7.08，样本分布区间为30～75，最高年龄达到75岁，其中介于50～60岁之间的比例为60%。

（2）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07年，标准差为1.75，样本分布区间为5～15。可见养殖户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平均水平接近小学文化程度。

（3）养殖户的养殖年限：样本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的年限比较长，平均种植年限为11.49年，标准差6.51，样本分布区间为3～40年，可见大多数养殖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

（4）养殖户的养殖规模：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养殖面积为25.09亩，标准差为17.48，样本分布区间为5～100亩。养殖规模在20亩以下的养殖户有63.2%个，占多数比例，由此可见还有相当多的养殖户的规模较小。但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种植规模比较大的养殖专业户，50亩以上的养殖户有80个，其中100亩的养殖户有4个。

（5）养殖户的养殖劳动力投入：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劳动力投入状况为1.91，标准差为0.73，样本分布区间为1～7。从中可以看出，上海市水产养殖业的劳动投入为2个左右，养殖户的劳动力配置符合传统农户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属于小农经济范畴。

（6）收入结构:按照水产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所属区间进行分组，有22.35%的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0～25%，有24.45%的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50%，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的养殖户达到54.2%，其中占总收入比重比例在80%以上的养殖户达到30%。由此可见，以占总收入80%以上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养殖户的专业化程度不是很高，很多养殖户属于兼业从事水产养殖业。

（7）养殖户质量安全政府规制认知水平分析：样本养殖户对无公害认证标准认知的平均值2.38，标准差为1.02，从中可见，养殖户对无公害认证标准还不是非常非常了解。养殖户对政府检测监管方面的认知的平均值为2.95，标准差为0.75，由此可见样本养殖户对政府检测监管比较认知，并认为政府检测监管方面比较严格。养殖户对违法无公害标准生产处罚认知的平均值为2.27，标准差为0.99，养殖户对相关违规处罚认知水平较低。

（8）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行为分析：在样本养殖户中，有165个养殖户从事无公害认证水产品养殖，占调查样本比例40.44%；普通水产品生产的养殖户有243户，占调查样本比例为59.56%。由此可见无公害认证养殖户所占比例低于普通养殖户所占比例。

3 计量经济模型与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对影响养殖户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决策行为的因素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有必要建立养殖户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对407个有效养殖户样本进行计量实证分析。

3.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和变量说明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于养殖户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行为变量，养殖户只有从事或不从事参与安全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两种情况，这显然是符合二元选选择模型，因此，本文应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是适宜的。logit模型的一般表达形式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哑变量，取值为0或1；1{⋅}为示性函数；e为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项，假定服从logistic分布。x≡(x1,x2,…,xK)为可观察的随机行向量，b≡(b0,b1,b2,…,bK)'是我们要估计的参数向量。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当xj是连续变量时，xj对于y=1概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可用下式表示：

如果x1是0～1哑变量时，x1对于y=1概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可用下式表示：

其平均估计为：

因此在本研究中具体模型根据所选解释变量可以表达为：

3.2 计量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1.0对407个有效养殖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处理，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以ifcertificate为因变量，以label、moni、puni、indu 为基本政府规制自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对养殖户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进行Loigit回归，具体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四个模型的计量回归结果，可以知道影响养殖户无公害认证水产品生产决策行为的主要显著变量有：养殖户是否参与产业化（indu），养殖户对违规养殖处罚的认知（puni），养殖户对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监管的认知（moni），养殖户生产产品标签实施状况（label），养殖户生产产品是否有销售合同（psale），养殖户水产养殖业收入所占比重（spe）。Logit计量模型主要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概率影响程度，因此，可以利用Guass7.0统计软件，进一步分析主要显著变量对养殖户无公害认证水产品生产决策行为影响的局效应。

根据表中显示的估计结果，养殖户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及其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第一，养殖户的家庭水产养殖业劳动力投入对养殖户无公害认证生产行为的影响显著，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养殖户家庭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养殖业，养殖户意愿从事安全认证水产养殖品的生产。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的。养殖户是否以水产养殖业为主业对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水产品生产有显著影响，并且显著性水平达到10%，这说明专业养殖户更有倾向从事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的生产。但是养殖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养殖户从从事安全认证生产行为影响不大。养殖户的年龄对养殖户从事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产品生产行为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但是相关系数为负，这说明在年龄越大的养殖户，越不愿意从事无公害认证生产行为。

第二，从养殖户生产特征来看，养殖户所选的养殖品种对养殖户安全认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所有养殖品种中，选择虾类和鱼类为养殖品种的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行为较多，但是虾类养殖户相比鱼类养殖户，更加不愿意从事无公害认证养殖。养殖户的产品销售如果有固定的合同，养殖户就越有可能从事无公害认认证生产行为，有固定的合同能够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如果养殖户生产的水产品从没有固定销售合同变为有固定的销售合同，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决策行为概率会增加0.172。另外，养殖户水产养殖业收入所占比重越大，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决策行为概率也越大，养殖户水产养殖业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每提高一个档次，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决策行为概率会增加0.100。通过我们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养殖户的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生产行为决策会增加，这与预期是不一致的。

表2 实证模型变量含义说明和取值

表3 Logit回归结果

表4 Logit回归显著自变量对养殖户无公害认证决策行为局效应

第三，从政府规制相关变量来看，养殖户对产品产地标签、违规养殖处罚认知、质量安全监管认知对养殖户从事安全认证生产决策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产品标签对无公害生产行为非常显著的影响，如果养殖户产品从没有实施产地产品标签到有产地产品标签，可使得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养殖行为的概率增加0.199。产品产地标签能够追溯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从事无公害生产的养殖户普遍乐意对其产品标签，以证明该养殖户的产品质量安全程度比较高，从而提高其产品品牌的知名度。质量安全监管认知对养殖户安全认证生产行为影响显著，如果使得养殖户对质量安全监管认知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可使得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养殖行为的概率增加0.066。这说明质量安全监管力度越大，随着养殖户对质量安全监管的认同度增加就，养殖户越有可能从事无公害认证生产。对于违规养殖处罚力度越大，养殖户亦越有可能采纳无公害认证生产行为，如果使得养殖户对违法无公害认证养殖认知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可使得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养殖决策行为的概率增加0.056。养殖户是否参与渔业产业化组织对养殖户安全认证生产决策行为存在非常显著性影响，如果养殖户从没有参与水产养殖业产业化组织到参与水产养殖业产业化组织，可使得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养殖行为的概率增加0.482。这说明在当前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下，水产合作社、渔业协会等渔业产业化组织能够有力推动无公害认证养殖。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水产养殖领域的认证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的一部分。我国开展与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认证品种有无公害水产品认证、绿色水产品认证、有机水产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是目前认证最多的一种，采取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相结合的基本认证制度。无公害水产养殖产品认证的推广有利于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程度的提高。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要扩大水产养殖产品生产规模，完善水产养殖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2）提高水产养殖户的专业化程度，大力提高养殖户的收入，加大对养殖户的质量安全监管。

（3）加大政府规制力度，强化养殖户安全水产养殖产品供给态度。

（4）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要不断加大水产养殖科研投入，创新养殖品种，为养殖户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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