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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倒戈”及其思想探源

2011-07-21周燕芬

关键词:胡风

周燕芬

摘要:舒芜是1955年胡风事件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在事件当口的特殊表现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舒芜从最初结识胡风和在《希望》上发表《论主观》,到运动中走向“倒戈”,期间思想形成和转变的状况颇为复杂。今天冷静下来进行较为细致的心理探源和思想过程描述,对于我们廓清并深入理解这段历史,认识并反思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颇有意义。

关键词:舒芜;胡风;路翎;胡风事件

中图分类号:K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3-0097-08

一、缘起:结识胡风与《论主观》的发表

抗战爆发后,在安徽家乡读高中的舒芜(1922-2009,原名方管)随家逃亡,辗转到达重庆,无法继续读高中,“就到社会上闯荡,当起教师来”,同时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经济学著作。舒芜回忆说:“这两年中,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1940年冬认识了青年小说家徐嗣兴(路翎)。其所以重要,一是他介绍我到建华中学教书,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胡风。”路翎也曾回忆:“由于生活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1940年,路翎为了维持生活,在重庆矿冶研究所做办事员,经朋友介绍,与当时叫方管的舒芜见面,因为大家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都渴望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几经接触,路翎和舒芜便成为相互赏识和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路翎曾经帮助舒芜在何剑熏主持的一所私立中学谋得一份国文教师的职业,后来舒芜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又将路翎介绍到学校的图书馆工作,两人吃住都在一起。“他写他的小说,我做我的研究”,“彼此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两人无话不谈”。这时的路翎正在专心写作他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舒芜回忆说:

这本重写的《财主底儿女们》,我是第一读者。路翎头天晚上写的东西,我第二天就看。看过之后,有时提点意见,有时候还为他提供某些情节和细节。比如《财主底儿女们》里面写到蒋纯祖在乡场上教小学,路翎从没在乡场教过小学,那全部都是我的经历,我跟他介绍过,他就把它写进小说里去了。写得像是他亲身经过见过一样,这是他的小说家的本领。蒋少祖会见陈独秀的情节,陈独秀的形象,也是听我说的,不过他写得不太一样,也许是我没讲清楚。有的是我根据他的整体构思,为他设计一点情节,他也基本上采用了。他的确是个快手,每天晚上都有一千多字,甚至两千多字,都是毛笔写的。我写东西没法有他那么快。

对路翎的写作天才和写作精神,舒芜极其佩服,他也曾像胡风一样,从路翎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一些启示,生发和充实着自己的理论思考。而路翎也非常关注舒芜的学术研究,后来舒芜写出《论主观》初稿,路翎也是先睹为快,并写给舒芜几条参考意见,《论主观》在《希望》发表的时候,这些意见作为附录也同期发表。

舒芜与胡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胡风在桂林住了一年以后返回重庆,报纸上报道了“著名作家胡风回到重庆”的消息,据舒芜回忆:

路翎看了消息,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请假进城去看胡风,并且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想见名人,路翎说:“你要这样想,那就无话可说了。”我同意去看看,路翎又要我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另两篇是《论存在》《论因果》——笔者注),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次日,我们到胡风暂住之所重庆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去看了胡风,路翎与他谈得多,我没有说什么。我们回南温泉后,我又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似是《论体系》,寄给了胡风。

以路翎和胡风、舒芜的亲密关系,可以想见,当路翎把舒芜介绍给胡风的时候,胡风自然对舒芜是一见如故,加之以胡风一贯爱才,他一定是相当赏识这位才气纵横的年轻人的。很快,舒芜就接到了胡风的来信,很热情也很尖锐地指出舒芜文章的问题,但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欣赏之情,他表示要将文章送出去试试发表,建议舒芜可以写一部代替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哲学小册子。并提醒道:“不能写写社会评论的东西吗?不用术语而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必要的。”胡风的器重,使刚刚涉足哲学研究领域的舒芜诚惶诚恐。

由于胡风的努力推荐,三篇文章分别在几个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这也是方管用“舒芜”这个名字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正式学术论文的开始。胡风的第一封来信和最初的指导提携,对舒芜更大的意义在于:

一,他指出,今天的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这一下就使我明确了当时要“做什么”。二,他指出较之纯学术的文章,更需要的是探讨现实思想问题、生活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这一下又使我明确了应该“怎样做”。三,他建议我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来代替《大众哲学》,对我的这样期望,非同一般,我非常感奋。四,他将郭沫若尊儒贬墨的言论告诉我,当然是因为看了我的墨学论文,他此信中未对郭说表示意见,但是他不久就介绍我认识了大有志于振兴墨学研究的陈家康,可见他的态度。

看得出,胡风的指导使正在学术海洋中摸索的舒芜豁然开朗,他立即回信,表示“愿意改换方向,写他所建议的现实性通俗性文章”。此后的舒芜,一方面尝试从启蒙主义的角度继续进行哲学思想研究,另一方面,他开始涉足社会评论和现实批判性的杂文写作,在此两方面均取得卓然成就,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希望》上面那个哲学论文和杂文创作两条腿走路的舒芜。

《论主观》这一哲学长文的写作和发表,在希望社社团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也是舒芜与胡风、与希望社乃至与“胡风集团”关系当中的一个关节点。

舒芜写作《论主观》,缘起于自己“要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重新想过”的愿望,后来舒芜采纳了胡风的建议,“用这写法,把各个重要的范畴都写一遍,合成一整篇”,而之前已经发表过《论存在》《论因果》两篇。在《论主观》的酝酿中,还有一个契机,舒芜曾回忆道:

那是1943年冬,路翎已经住在我家,我们朝夕谈论共同关心激动的文化文艺问题。有一天,我们女在“左楼道”上凭栏纵谈,路翎突然神情郑重地问我:“你说,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我答不出,回问他。他明确肯定地说:“需要个性解放。”他这一句话,像一滴显影定影药水,一下子把我们谈论过很多而模糊不清的一切,显现为一幅清楚的画面,又像一个箭头,一下子指出了中心之点,从而使一切条理都可以梳寻。我想来想去,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需要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而从哲学上来说,最与个性解放相对应的范畴,我以为就是“主观”。于是我写《论主观》。

如前所述,《论主观》初稿写出之后,舒芜曾与路翎讨论,路翎还认真写了几条书面意见,到1944年2月28日,舒芜在吸收路翎意见的基础上完成第二稿,全文11节,共约15000字。舒芜将稿子寄给胡风,还是希望胡风推荐发表,胡风在1944年6月

9日给舒芜的信中说:“《主观》,要看了《论中庸》再决定。本拟先介绍出去,但拿出去颇不易,还是看了《中庸》再决定。”于是舒芜开始写《论中庸》,胡风看了《论中庸》之后又回信:“我以为,为了不发生‘流弊,得再斟酌,因为这等于抛手榴弹。”“横竖没有发表的地方,不急,《希望》如成,先发表《主观》。”这样,两篇长文都搁置在胡风的抽屉里。

1945年元旦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刊载了舒芜的《论主观》并附路翎书面意见,胡风同刊发表了自己的短论《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虽然《论主观》发表之后很快招来了责难,但胡风在《希望》第2期继续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其后的《希望》也持续发表了舒芜的一系列论文。如果说胡风认为舒芜的哲学论文“还有不少的弱点”,自己对这种“术语”性的理论解剖不甚满意,对文中的一些观点也持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胡风更喜欢的则是舒芜的“社会评论”性杂文,这些杂文正是在胡风的建议之下创作的,胡风以为它们“甚有趣”,“这样的白兵战是够味的,虽然也有失之浮的地方。更好的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很有意思,虽然《希望》发表杂文的数量很大,绝大部分却是出自舒芜之手,所谓“遍山旗帜”,执旗者一人也,这正好应对了胡风的“疑阵”一说。《希望》创刊号上除了《论主观》,还以许无为笔名发表了舒芜的杂文《哲学与哲学家》,这样,舒芜的文字就占了创刊号2/7的篇幅。《希望》共2集8期,发表了舒芜的论文杂文51篇,舒芜共用过不同的笔名18个,这些数字,已经说明了舒芜在希望社这个文学群体中的特殊位置。

舒芜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论主观》引起的文坛批判,从胡风办《希望》的重庆时期开始,经过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沉寂,在1948年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中心从大陆迁至香港后,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再度掀起更大规模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批判者将《论主观》所表达的观点与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联系起来,认定《论主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哲学基础,直至建国后,双方的思想分歧始终没有消除。面对已经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思想批判,舒芜虽不无“认识和实感上的矛盾”,但还是基本与胡风一致,保持着“迎战”的姿态,他不仅写出一系列文章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进行反批评,甚至在胡乔木代表延安和毛泽东来重庆解决国统区文化思想界问题时,舒芜两次与胡乔木辩论,力拒胡乔木的说服性批评。说明这期间,舒芜是胡风的门徒和友人,是胡风最有力的思想同盟。

舒芜自述到:“我和胡风认识之后,他一直鼓励、激发我写作和思索。那时我的思维活跃,经常有些新的想法,随时和他谈,他总是鼓励我把它写出来。”“胡风有了新的主意也常跟我谈的,尤其是刊物的编排方面,几乎每期都要向我约稿。”“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和胡风之间经常书信来往,对于他,我几乎无话不谈,不光是《论主观》的事,还包括个人处境、感情挫折、内心苦闷等等,都跟他谈。”据胡风亲属讲,到1998年为止,“已收集到的胡风致舒芜的书信共有111封,写信时间为1943年9月11日至1952年7月11日”。从胡风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悉心栽培、殷殷希望于后学的导师形象,也可以看出,舒芜确实是胡风在希望社时期往来频繁、过从甚密的一位同人。舒芜自己也将胡风当作自己的导师,晚年时也称之为“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胡风对舒芜的学术事业影响很大,胡风建议他从“抽象哲学”转而讨论“具体的文化问题”,“关心现实问题”,从此改变了舒芜的学术路向,他“再也没有写过抽象的哲学文章”。直至晚年,舒芜说:“现在国内有人认为过去谈思想的多了,谈学术的少了,提倡国学。我好像有些格格不入,纯学术的也有价值,但总不能脱离时代文化背景。”舒芜晚年文化学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与胡风当年的塑造有关。认识胡风之前,舒芜还是一个勤奋摸索学问的无名小辈,他是在《希望》上成长起来的,是在胡风的提携和重用之下成为40年代颇富影响的青年学者的。

二、转变:建国前后的舒芜

1952年,在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初露端倪之际,5月25日在武汉的《长江日报》上,舒芜率先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由6月8日的《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舒芜的文章深刻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否定自己《论主观》中的思想观点,并点出路翎、吕荧等同人一并批评。

《人民日报》胡乔木的按语这样写道:

本文原载于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作者这里所提到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这应该是第一次在公开的文件中提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而判定他们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等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首次将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与社团活动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

如果建国以来对胡风同人们的陆续批判属于外围包抄或旁敲侧击的话,舒芜的文章引出胡乔木“定调”性的按语,则开始一个新的批判阶段。如冀汸所言:“是舒芜走出来结束了这种‘旁敲侧击,揭开了面对面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帷幕。”

在旁人看来的突然来临,在舒芜这里却是经历了一个思想的转变过程。这就要从建国前后的舒芜说起。

解放前夕的舒芜在南宁师范学院任教授,据他回忆,“因为《论主观》受到批评,加上个人生活上的烦恼,写作心态是不太好的。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那个《关于论主观问题》的特辑出来以后,这种心态更是明显了。”这种内心矛盾的形成和胡风、绿原等同人一样,是特定时代与特殊遭遇碰撞使然。绿原曾说自己一方面对茅盾的国统区报告不满,一方面又沉醉在胜利的辉煌和解放的幸福的情绪里。舒芜也是一样,“一方面,政治上欢欣鼓舞,很兴奋,学院的风潮轰轰烈烈,大家都在迎接解放,犹如大旱渴盼云雨,内心坚信解放必将到来,相信‘黎明前的黑暗终究过去。另一方面,一想到文化,想到文化上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乐观不起来了”。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说:“从现象看来,他们倒群趋‘政治,而我们倒是沾沾于文化、思想领域的。”这恰恰切中了舒芜“内心的矛盾”,也是“胡风派”在建国前后处境尴尬和内心困惑的症结所在。

解放后,南宁师范学院奉令迁往桂林,舒芜以进步教授的身份留在南宁,任南宁高中校长,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省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

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主席、市中苏友协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除了教书写文章,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参政议政。在南宁,舒芜参与了知识分子改造方面的工作,之前的舒芜一直在文化界处于受批判、被改造的地位,现在却被安排在“改造者”而非改造对象的地位,而他自己也清楚,有关他和胡风文艺思想问题的论争还没有结束。胡风在信中曾说:他们“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此种局面使舒芜“内心的矛盾”加剧,他迫切地想解决这个矛盾,了结这桩理论公案,“放下包袱”,轻装走向新生活。

我们知道,胡风了结旧事的愿望也很迫切,但胡风要“战胜”,不愿“认输”而“休战”。况且胡风从来就执拗地认为政治信仰和学术观点是两回事情,他由衷地拥护新社会新政权,饱含政治豪情地歌颂党和领袖,但同时也坚守自己的思想文化立场不动摇。舒芜的思路则有所不同。解放以后,当政治信念树立和强化起来,“先前的思想文化上的困惑暂时退居第二位”。他在分析自己时说:“解放前我的矛盾是:解放后一切都好,只是不知文艺界的情形如何?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以‘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决定了舒芜思想变化的方向和进度,也决定了舒芜解放后所走的道路。

但“内心的矛盾”并不是瞬间就能解决。舒芜说:“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想将《论主观》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汉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编辑方面的工作。”他将这些想法写信告诉胡风,胡风在复信中说道:

大文坛,实在乱得很,几乎非装死不可。港派还不放手,上海新华(港派主持)不卖《挂剑集》,北京在讨伐阿垅,何理论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你那里书店要出书,我把《走向今天》寄还你。可能时,印一印,如何?因为,《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等,港派咬定你是为了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了它也是罪大不赦。现在的读者又看不到你的原文。我想,印出来,平心静气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京沪绝对无可能印),虽然印出来不见得能达于广大读者中间,但总可以使有关方面、关心的人们见到,可作参照。我又想,印出来还可以给你现在的工作关系的,对思想问题有兴趣的干部们看看。过去,这些问题苦于不能见天日,我想,只有见了天日,才能见问题的真相,也可以突进一步。当然,要有头绪,也许是几年以后的事,但尽可能把材料提出来,却是应尽的责任。好在,现在可以用明白的话把那含义加以解释,不像过去提笔时那么艰难了。你觉得如何?如能印,我想写一小文附在后面,解释我在编后记说那几句话的心情和用意。他们一直故意把那几句话曲解了又曲解。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长文中引了胡风这封信,认为胡风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问题,这同我自己想的正相符合。”

仔细体会胡风的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风的想法和舒芜的想法至少不是完全符合。胡风不反对舒芜“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但并不赞成全盘否定自己以简单迎合时代的要求。胡风希望印出《论主观》原文,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对文章的思想含义进行“注释”,对以往的曲解加以“解答”,当然,“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批判“不足的地方”不等于全盘否定,该坚持的思想观点还是要坚持。面对文坛的讨伐,胡风以为最重要的是要辨清那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曲解”,还思想问题的“真相”。这样的讨论,才和胡风解放以来一贯的思想态度相符合,也和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初衷相符合。如果像舒芜理解的那样,胡风劝他作彻底的自我批判,那么胡风自己之前之后的顽强抗争又是为何而来?有一点倒是很明确,胡风的信让舒芜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处境”,警醒自己“身上还背着《论主观》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这就加重了舒芜的紧迫感,他意识到,“处于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最好自己早点提出来,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

胡风自信自己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而专注于思想论争,舒芜则敏锐地认识到思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思想的自我批判,要达到政治上的“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这就是舒芜和胡风的不同。一旦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舒芜想要争取主动的意愿就自然产生了。

1950年10月,舒芜作为广西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中苏友协工作会议,见到了胡风、路翎,这是他们1947年在上海分别之后,也是解放以后的第一次见面,这期间他们与鲁藜、欧阳庄、鲁煤等也有相聚。老朋友重逢于新时代,自然是非常兴奋,但由于思想立场的变化,舒芜对友人们的感觉已不同于以往,他自己表露说:“但兴奋之中,对于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我已经觉得看不惯。所谓某人约谈、思考应付,记得好像是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要约路翎谈他写的一个剧本问题,路翎与胡风谈论如何应付,语中杂以调侃嘲笑,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已经当家作主、干自己的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我禁不住在日记上记下这些,可见我已经相当‘政治化,已经开始从一个‘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舒芜将自己在南宁所作的关于“学习方法与思想方法”问题的总结报告给路翎看,这是一篇自我改造的心情下,检讨过去个人主义的文章,体现了舒芜思想改造的收获。但路翎看了却不赞成,他说:“照你这么说,一切个人读书,写作,思考,都成了‘个人主义了!”舒芜对路翎的“思想未能进步”感到惋惜,他与胡风也谈了思想改造的问题,胡风对舒芜“急于要用政治标准来重铸自己”的做法也颇不以为然。看得出,朋友间的思想分歧已经显露出来了。

此次赴京的见闻和感受很是触动了舒芜。返回南宁途经武汉和绿原、曾卓相晤时,舒芜告诉他们:“胡风在北京很寂寞”。出于对胡风处境的关心,绿原和曾卓也把在武汉听到的一些关于胡风的流言蜚语告诉他,“后来他把这些闲话写信告诉了路翎,这封信颇能反映他作出重大决定之前的黯然心情”。舒芜陷入了抉择的矛盾当中。一年以后,在中南文代会上绿原再次见到舒芜,“很快发现彼此距离很大了”,舒芜“已想通了许多问题”,而绿原“仍然陷在想不通的泥沼里”,一见面就为罗曼·罗兰辩了一场,绿原回忆道:

我仍像过去一样认为,罗兰是一位为人生而艺术的大作家;他则一反常态,断然宣称:罗兰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扬者。结果自然是相持不下,不欢而散。正如他临别时赠我一诗所云,“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那么,是为了谁呢?不言而喻,是为了胡风,只是这时谁都不愿意提出他来。

在1952年2月3日绿原从武汉发给胡风的私信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舒芜的议论:

开文代大会,他和我一见就争辩起来。他的意见大体是:1.发觉自己过去是“自发论”:2.懊悔过去的工作没有政治领导;3.建议我必须勇敢打破“偶像”(!?)……当时辩得颇不愉快,只好用麻将来结束。记得他最后赠我诗句,“惆怅恋朱栏”,“还须眼界宽”。这些琐事,都不必谈;我至今也不愿怀疑他在自我改造中的诚恳。但这些对历史的看法,却令人吃惊!如果不是其它,那种教条主义也是够可怕的。

转变中的舒芜在1951年年底就开始酝酿起草自我批判的文章,此时诗人鲁煤到南宁参加土改,舒芜将草稿给他看,二人有过两次交谈。鲁煤写信给友人徐放说了自己的困惑:“我严重感到,这个变化是太大的了,这里边,当然,有好的、积极的成分;但是,把过去百分之百的否定了,认为过去全错了,这是合乎正确逻辑吗?”“但我现在还弄不清,虽然我感情上有一大部分接受不了他的新理论。”鲁煤托徐放将此信转给胡风,胡风给鲁煤的回信中说:“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话虽说得尖刻,胡风还是以为舒芜不过写写而已,他通过鲁煤想给舒芜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胡风还是寄希望这位曾经的门徒,不至于将形势推演到更严重的地步。

但是,舒芜的思想转变完成之后,很快付诸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转变,以那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为前身,就有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笼。

三、结局:舒芜“倒戈”与“胡风事件”

舒芜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头一段写道:

据说今天还有人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在讲义的最后一章,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的讲它几句。受了这种错误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这篇伟大的文件的发表已经十年,十年来中国人民文艺胜利的道路,充分证明了它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上伟大的指导意义。可是,上述的现象居然还会发生,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这个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就是吕荧。在对《论主观》进行了一番自我批判以后,文章结尾处又点出路翎:

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在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十年来,他写了不少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类的歇斯底里亚的典型;至于他的笔下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更是恰如上面所说的那种虚矫、浮夸、疯狂、偏激的形象。他一向自以为很能“认识人民”;我在解放以前好多年中,也一直对他这种“才能”非常崇拜,并为他进行理论上的注释和呼应。只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受到教训,才逐渐看清我们先前那样的鼓吹,实在是从多么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除了吕荧和路翎,这“其他几个人”当中,自然也少不了胡风。《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舒芜开始诀别过去的自己和自己所属的胡风文人团体的一个标记。两个多月后,舒芜又在《文艺报》1952年第18号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的内在联系,《文艺报》的编者按说得很清楚:

《人民日报》曾于6月8日刊载了《长江日报》上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舒芜检讨了他于1945年发表在《希望》上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必要。《希望》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所办的;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舒芜曾在检讨中说:当时还有几个人,都曾经有同样错误的思想,并指出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路翎的一些作品和对于这个小集团的错误思想,在报纸刊物上曾先后进行过一些批评。这里发表的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这种错误表现在: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斗争”当作革命道路,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主观作用”,实际上这“主观”却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其实就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种错误,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比较舒芜前后两篇文章的内容和两个按语,可以看出批判论调正在升级。有意味的是,舒芜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批判,是由胡乔木直线提升到“否认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的高度;舒芜大概感到自己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于是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自己直接升级,开篇“毫不犹豫”地断言:“我们过去在文艺上所走的道路”,“那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因此表示,“今天我们不可逃避的责任是:一定要把它摆到群众面前来,彻底地清算它”。舒芜自己的上纲上线使得编者一时难以再创新高,只好在按语中重复舒芜的判断——和“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在那个时代,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错误?还有比这更致命的判词?

这让我们想到何其芳1949年7月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中相类似的判词——“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而这一次在影响广泛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由胡风阵营内的同人反戈一击,其不同凡响的效果和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加速了事件发展的进度。同时,舒芜文章中还发出了让群众“彻底清算”的呼吁,于是,这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就不得不面临一场公开的大批判了。

《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几天后,《人民日报通讯》第28期便向全国通讯员发出了“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的号召”。1953年1月30

日的《文艺报》第2期上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次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接着,2月15日的《文艺报》第3期上又发表了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全盘否定了胡风的文艺理论,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带有政治性的结论。两位撰写者的领导身份和文章发表的档次,表明了党的文艺理论权威正在设法取得“舆论一律”,这就把胡风的文艺思想“推到了绝路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和“宗派主义”三顶大帽子已经稳稳地戴在了胡风的头上。

舒芜抛出批判文章的反戈举动,令所谓“小集团”的成员们大为震惊和气愤,被舒芜公开点名的路翎,无法容忍舒芜的“嫁祸于人”,给胡风的信中写道:“这无耻之徒把自己脸上涂了一些黑,然后明枪暗箭地一起出来了。但我看,他想拿这一点东西来作为他的进身之阶,也是未必有效的”。

胡风更是被这位当年的得意门生的背叛行为所激怒,他干脆以“无耻”代称舒芜,致信路翎建议他揭穿舒芜,予以反击:

对那些无耻之徒,去揭一揭,也不能收杀势的实效罢?你考虑。尤其无耻的是,什么A、B、C,什么其他几个人,这等于卖人肉。看那个报上是否转载或摘录,就可以窥见上面的心情的。如果连这都利用,那真是兽道了。

舒芜的反戈举动不仅使他和胡风、路翎等同人的友情彻底破裂,而且造成更为被动甚至危急的局面。大家觉得不能就这样默默忍受、坐以待毙,还是应该寻求适合的途径进行反击。第一回合的公开批判以后,胡风的思考更为周纳和深入,他认为文艺界的领导对他已经抱有成见,一般性反批评文章不足以扭转局势,已经到了非由中央出面制止宗派打击,解决文艺问题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和资料的准备,胡风从1954年3月开始着手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同人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修改斟酌的意见书终于完成,全文共计28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于7月22日送呈中央。在胡风期待回音的日子里,文坛发生的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和对《文艺报》错误倾向的讨论,胡风的两次激烈发言引火烧身,其一是引起毛泽东对“三十万言书”的注意,其二是周扬的总结性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和郭沫若刊载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成为两篇纲领性和号召性的文章,转折性地开启了对胡风的全国性的大批判。

舒芜自从发表了两篇极富影响的“倒戈”文章之后,于1953年5月从南宁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胡风也是稍晚于舒芜三个月从上海搬家到北京,虽然同住北京,但由于思想情绪的尖锐对立,舒芜与胡风及其他友人极少来往。在周扬发出战斗号召后的批胡热潮中,舒芜先后又写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发表在1955年2月16日《中国青年》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另一篇是发表在1955年4月13日天津版《大公报》上的《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第二篇的发表时间稍后于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其中“反党反人民”的断语,与郭沫若的批判论调如出一辙。舒芜在批胡运动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为各大报纸的重点关注对象,私信成为《材料》出笼,正是因《人民日报》向舒芜约稿而引发的。交出私人信件使批判运动朝着危险的方向急速演化,毛泽东针对舒芜整理出的“第一批材料”,将胡风同人连升三级,由“胡风小集团”到“胡风反党集团”以至“胡风反革命集团”,迅速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拘捕行动,造成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1955年的国内形势变幻莫测,胡风事件的大规模发生,胡风冤案的铸成是历史和现实、文艺思想和政治权力合力的结果。舒芜交出私人信件使批判运动升级为政治清算,在事件的当口又一次大力推助其直转急下,这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冷静下来对舒芜倒戈前后的思想转变状况,进行较为细致的心理探源和过程描述,这对于我们廓清并深入理解这段历史,认识并反思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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