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宁

摘要：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汉唐儒学；董仲舒；韩愈；汉唐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3-0055-05

汉、唐儒学发端于先秦儒学，但在关于儒学历史分期的讨论中，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如在牟宗三“儒学三期说”中，汉、唐儒学仅被视为先秦儒学的遗绪，语焉而不详。本文认为，汉、唐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史的重要发展阶段，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和风格，不应漠视甚至否定其思想史的意义。其中，“独尊儒术”是后世对董仲舒基本主张的概括，反映了汉代经学的精神主旨和主要方向；韩愈则在唐代率先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建立了儒家文化的精神谱系，对宋代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称为“重继道统”。将此二者作为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加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的认识。

一、文化思潮：百家与三教

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是百家之学，因政治形势变化而各有侧重。秦代以法家为主而兼采儒家与阴阳家，汉初以道家为主而兼采法家、儒家。因此，百家之学构成了汉武帝时期的主要社会文化思潮。董仲舒的任务在于如何反思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结合汉初的社会政治现实，有效整合百家之学，应对黄老、法家等理论体系的挑战，适应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排斥或者替代，而是学理层面的吸收与转化，所整合的对象也不局限于黄老、法家等，甚至也包括先秦孔、孟、荀等先秦儒学。例如，其天人思想吸收了道家、墨家和阴阳五行家的部分理论成果，“三纲”思想可追溯到法家，“性三品”说包含了对孟、荀人性论的扬弃。金春峰认为：“董仲舒思想是一个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体系。”因此，董仲舒新儒学的实质是在百家之学基础上的整合、重构与超越，建立以儒家为主而兼及法家、阴阳、道家、墨家、纵横、名家等的符合大一统政权需要的思想理论体系。

隋唐之际的学术思潮是三教之学，遍师孔释，兼重儒道。唐高祖曾亲临国学释奠，令儒生进《孝经》，僧人进《般若经》，道士进《老子》，主张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代统治者“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因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韩愈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佛、道的影响日益广泛，而儒学则衰微不振。所以韩愈通过排斥佛老来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指责佛教非圣无法，违背儒家伦理，在《论佛骨表》中批判佛教“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之所以极力维持儒学的人文精神传统，并以弘扬光大、传之后世为己任，其实质是将佛教驱除出政治领域，抢占国家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反映。但韩愈没有完成整合三教之学的历史任务，将佛老吸收到儒家文化体系中，提升本土思想文化的思辨水平，这只能留待宋代理学家的作为了。

二、文化立场：尊孔与尊孟

董仲舒的文化立场是尊孔，认为孔子所删定的六经代表了最高的文化价值。董仲舒作为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周予同先生指出，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的政治学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其新儒学思想就是在对孔子所作《春秋》“微言大义”的解释与阐发中逐步展开的。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出的策论中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统一的汉帝国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显然，董仲舒突出了新儒学思想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与教化作用。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消灭黄老、法家之学，因为思想文化本身不是通过政治措施就可以消灭的，这种“罢黜”主要是否定形形色色的百家之学的政治价值，通过让百家之学退出学官系统而提高新儒学的政治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韩愈的文化立场是尊孟，认为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之学体现了最高的文化价值。其一，韩愈推尊孟子，对其维护道统之历史功绩给予极高的评价。韩愈之“道统”论尽管一般认为是对佛教“法统”的现实回应，但从儒学思想渊源上可追溯至孟子。韩愈认为，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占据关键性的地位，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子，而孟子以后，道统不得其传，故接续道统，必自孟子始。其次，韩愈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以成圣行道为己任，被后世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排抑佛老、捍卫儒家道统的言行与孟子辟杨墨、尊孔子之举极为相仿，其“天命在兹”、“非我其谁”的慷慨豪情与孟子“舍我其谁”的宏大气魄如出一辙。在此意义上，王安石曾将韩愈与孟子相媲美：“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

因此，在韩愈看来，三教之学中不仅佛老有心性之学，而且儒家也有其心性之学的线索与脉络，以尊心性来尊孟，以尊孟来尊儒，达到提高儒家正统地位的目的。这恰恰与宋代的孟子升格运动产生了密切的思想关联。汉代往往“周孔”并称，宋代则言必称“孔孟”，韩愈成为其中一大关节点。正如学者分析指出，宋初之儒者乃是透过韩愈著作的导引而重新认识孟子的，因“尊韩”所以“尊孟”。

三、文化建设：立道与继统

董仲舒文化建设的重点是立道。他糅合战国以来阴阳、法、道、墨、名等诸家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思想成分，在孔、孟、荀等先秦儒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其系统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三纲五常；其二，天人感应；其三，阴阳五行。这三个方面都是围绕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而展开的，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所立之“道”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董仲舒提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纲常伦理之道予以形而上的建构，论证了“三纲”的

绝对性和神圣性。李泽厚也将“立道”作为董仲舒的主要学术贡献。他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董仲舒所立之“道”不仅在汉代儒学，而且在儒学史上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博爱”的原则，“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唐代韩愈据此提出了“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的说法，直接将仁爱视作博爱。相形之下，韩愈对于先王之道的认识还是“照着讲”，并非“接着讲”。例如苏轼认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朱熹也认为：“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因此，韩愈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不在于“立道”，而在于“继统”。

韩愈在《原道》中明确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针对元和佞佛之风，韩愈力图通过梳理和重构儒家的道统谱系，赓续先王之道，贬斥夷狄之教，重新确立人文信仰和道德价值，从而与佛道相抗衡，目的在于重振儒学之权威。其一，将儒家道统上推至三代，这就在时间上远远早于佛教的“法统”，证明儒家道统渊源有自。其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孟，并无血缘关系，亦无直接师承，道统不因时空限制而失坠，全赖此心性之一线不绝，赓续有传。其三，指出孟子以后，道统失传，出现了中华文化链条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是与佛老冲击相关的，因此，“道统”论旨在激发儒者之历史责任感与道义担当精神，推动儒学的内在变革创新，重开中华文化之大统。这对于建立中华道统的主体性、一元性影响深远，从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纷纷以承继中华道统为荣，积极采取汉化政策，与汉族一道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建塑和发展。

四、文化主题：天人与心性

董仲舒立道的基础在“天人”。“天人”是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题，也是其哲学思想的纲领。基本要旨在于首先说明天是什么?他把西周以来的天命论和儒、墨等诸子天论作了新的综合和阐述，在他看来，天是“百神之大君”，将“天”视为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者，要求对天采取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其次，论证天与人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天与人存在感应的关系，这种感应关系的基础是同类相感。他指出“气同则会，声比则应，”故而“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通过“天人相类”、“人副天数”从而得出“天人感应”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这种相动、相应的感应现象不仅表现在天、人之际，而且存在于政治更替与王朝兴衰之中，从而展开其政治哲学的建构向度。再次，进一步阐述天与人在政治层面是如何感应的。他提出“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作为君主要顺应天道，根据“祥瑞”或“灾异”等自然现象体察天意，调整和完善社会政治措施。最后，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的目的何在?董仲舒力图以天的无上权威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在“屈民而伸君”中，突出君主的权威，要求诸侯服从君主，地方服从中央，为大一统政权论证；而在“屈君而伸天”中，突出天的崇高，要求约束和限制君权，而君主要保持与天道的均衡与统一，否则就会遭致天的谴告和惩罚。由此可见，“天人”构成董仲舒儒学文化观的主题。

韩愈继统的根据在“心性”，即“性情三品说”。韩愈在他的《原性》中认为，每个人都有性有情，性可以分为五种，即仁、义、礼、智、信；情可以分为七种，即喜、怒、哀、乐、好、恶、欲。韩愈认为，性是先天就有的，情是后天才有的。性有三品：上品之性，只有善而无恶；中品之性，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下品之性，则只有恶而无善。这样，韩愈就把前人的“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以及“性恶”论涵摄在“性三品”说的思想体系中。与性相对应，情也可分为“三品”。相较董仲舒主张“性善情恶”，把“性”、“情”对立起来的观点，韩愈主张性情统一，把“性”建立在人伦基础上，这就分判出儒学与释道之学的本质差异。所以，朱熹对韩愈的“性”论给予很高的评价：“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

杨世文认为：“继先秦两汉以后，韩愈重提儒家人性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性》一文写成后，李翱、皇甫、杜牧等人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经过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由于韩愈对心性论的重视与探索，为后世新儒学开启了先河。

五、文化影响：经学与理学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主张对汉代经学理论形态的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前134)之前，汉代业已开始了经学官学化的进程，如建元元年(前140)丞相绾奏请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前135)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但董仲舒的出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从西汉到东汉四百余年间，经学作为主流学术思潮贯穿始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彼此交涉，相互融合。经学以儒家元典为依据，旨在阐明圣人之道，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伦纲常提供义理基础。从本质上来说，经学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表现。这一本质特征在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梁涛指出，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在经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六经在儒学中的地位，促使儒学由子学向经学的转化，……由此开启了经学一统的时代”。汉代的经学具有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又具有“托古改制”的革新功能；既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又伴随着“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博弈和制衡。

钱穆肯定韩愈乃宋儒之滥觞，是宋代理学发生的起源：“何以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耶?曰：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韩氏论学虽疏，然其排释老而返之儒，昌言师道，确立道统，则皆宋儒之所滥觞也”。陈寅恪也认为，韩愈是唐代学术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他在《论韩愈》一文中评价说：“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也。”本文认为，韩愈的思想影响和历史地位固然不应夸大和拔高，宋代理学家对韩愈亦是褒贬互见，但从唐宋儒学转型的思想史角度看，应该对韩愈予以充分肯定。韩愈对于宋代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其一，从文本上，韩愈重新发现了《大学》以及《中庸》的价值，影响到宋代“四书”的编纂；其二，从理路上，韩愈重视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之学，为援佛入儒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儒学由“外在超越”转化为“内在超越”；其三，从方法上，不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强调“以心解经”，孕育着新儒学治经方法的转换与突破；其四，从道统上，如果说北宋新儒学主要是在回应佛教思想冲击的过程中而兴起的，那么韩愈力辟佛老，捍卫道统，无疑是儒家在佛道思想激发下回应挑战的先觉者。自韩愈“重继道统”，系统论述了儒家“先王之道”的传承谱系后，伊洛渊源，道统有传，代有损益，史不绝书，凝结为宋代理学深沉的文化命运之思。

综上所述，由董仲舒、韩愈二人儒学文化观的比较大略可以体现汉、唐儒学之基本特征和思想特色，进而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汉唐儒学的时代精神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