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李德鸿教授，偌大的办公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背对门坐在电脑前发着邮件，实在不能与电话中听到的那个浑厚的声音相匹配。

李教授身上有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场，在他发邮件的短短几分钟里，使我只能安静的坐在那里——工作中，不容打扰。

“不要采访我嘛，我都退休了，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这是李教授发完邮件后，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工作中严肃认真，生活中亲切和蔼。这是我对李德鸿教授的第一印象。

不安分的求学之路

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首席专家，职业卫生学科带头人，我十分好奇他的学习经历，能达到如此水平，肯定经历了很多艰难的道路。“为求得知识，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李教授用这样一句幽默进入我们的谈话。

本科就读于山西医科大学，专业是公共卫生。毕业被分配到酒泉钢铁公司医院职业病科。当时的职业病科只有两个人，除每年对接触粉尘工人做一次健康体检外，实际没有开展其他工作。那时李教授就清楚地意识到，职业病防治工作实际包含着两个专业，即职业卫生和职业医学，要做好这份工作，不仅要有预防医学知识，也必须有临床医学知识。他牢记着大学寄生虫老师的一句话：“我们的学生在显微镜下认识蛔虫卵，到农村去却不认识小孩大便出的蛔虫。”他认为职业病实际是内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要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必须有坚实的内科学基础。所谓预防疾病，必须懂得疾病。现在所谓的防治结合，在机构组织上都完全是防治分离的。如何能做到真正的防治结合呢？因此，他不顾各方的压力和阻挠，甚至写下“我要工作，不要坐着”的字条投在党委书记的信箱里，坚持有工作时在职业病科，大部分时间在内科门诊和病房做一名内科大夫，就这样坚持了10年，被他戏称为“十年抗战”。

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像他这样既有职业卫生工作经验，又有内科临床坚实基础的学者，在这个领域是屈指可数的。

1978年李德鸿考取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职业医学奠基人吴执中教授。毕业后又考取了WHO的奖学金赴美国学习职业流行病学近两年，之后又先后到瑞典和美国进修、学习、做访问教授。孜孜不倦的求学之路，是他日后能成为我国“职业卫生首席专家”的基础。

科研疾控 勤耕广收

李教授1986年从美国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尘肺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是课题的主要设计者。40余年的职业病防治、科研工作，他先后承担了“八五”、“九五”、“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卫生部重点项目共20余项，分别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在将主要工作方向转入疾病控制后，李教授更是为保护劳动者的健康不仅探讨理论问题，还一直忙碌在第一线。

《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后开展的职业卫生评价工作如火如荼，但李教授有他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职业卫生评价工作首先必须立足于真正的为企业服务，在理论上必须是风险评价，而不能是毒理学评价。随着我国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大量农民工的出现，职业病危害的主要人群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教授及时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先后在贵州、广西等地开展了农民工职业健康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结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概念（basic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提出了在我国开展基本职业卫生服务的设想，即基本职业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相结合，建立由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的四级国家职业卫生服务网络，并撰写了试点方案。该试点方案被卫生部全面采纳，也就是现在正在全国开展的基本职业卫生服务试点工作。

我国职业病危害最严重

李德鸿教授是在2004年继何凤生院士之后担任卫生部职业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谈到疾病诊断标准，他很直率地说，从医学的客观规律来说，同一种疾病，有基本的临床规律，但又因人而异，因此疾病的诊断标准很少有强制性的。但职业病的诊断标准不仅要保证医学的科学性，同时政策性很强，我国实行以强制性的职业病诊断标准作为职业病诊断的科学依据来规范我国职业病诊断工作。我国是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无论受危害的人数还是种类都是最多的，且目前在职业病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了许多国外尚没有报道的职业危害，如三氯乙烯皮炎、二硫化碳致视网膜血管瘤等。因此，他认为我国应当也完全可能在职业医学领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包括职业病诊断标准。

在谈到作为标委会主任委员的职责时，他说重点是把好标准质量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好立项关、确定负责单位关、三审关（征求意见、预审、终审），再就是要抓好重要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在李德鸿教授的带领下，职业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目前共发布标准114项，标准的质量和上报的及时性等工作得到了卫生部充分肯定。

尘肺病依然是重中之重

谈到职业病标准的工作重点，李教授为我们这样做了介绍。

“现在我国的职业病还属于高发期，最严重的是尘肺和化学物中毒。尘肺病发病病人的绝对数字是最高的，达近百万，我国的职业病病人85%是尘肺病人。”因此尘肺病的诊断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也都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尘肺病诊断标准。李教授亲自主持了2002年和2009年版的尘肺病诊断标准的修订工作。

职业健康监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李教授也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另外，现行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07的修订工作也由他主持。

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从研究员到职业卫生首席专家，从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的副所长再到卫生部职业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亚洲职业卫生学会副主席。对角色转换，李德鸿教授有自己的体会。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在一个科研部门无论做行政还是做科研都是没有矛盾的。在科研部门做领导不是行政官员，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行,那才是立身之本。”

李德鸿教授说，科研人员也好，兼职行政领导也好，不要空中飞人，一定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学学“死去的托尔斯泰”。

退休生活

今年67岁的李德鸿教授早已退休，但工作仍占据了他很多时间。

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他接了好多次电话，电话结束他都要在自己日程表上划上一笔。最近30天的日程表基本上都被划满了。

“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爱好，每天都在应付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哪怕是想锻炼一下身体也不行。真的快成消防员了。”开胸验肺事件、福建仙游尘肺病事件、贵州施秉尘肺事件、云南水富尘肺事件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处理云南水富尘肺病事件时，李教授还临时受命在云贵高原上乘汽车连夜行驶10个多小时，对一位年近古稀的人来说，何堪受之。

“离不开从事了一生的事业，更因为我国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