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丹

作 者：于晓丹，翻译家，内衣设计师。曾出版小说《1980的情人》，译著《洛丽塔》等。

《内秀》于晓丹著

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定价：35元

“现在不是从前的时代了”

十几年前我在纽约时装学院上学时，常听我的专业课老师们感叹：“现在可不是从前了。”她们摇着头叹着气，好像很替我们在这时候才进入这一行感到惋惜。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从时装工业的前线退回到学校这个大后方的，退回的原因，据她们讲，大多是因为留恋从前，无法适应眼下的工业状况；而从前，大概就只有在校园这块“净土”上才能感受到蛛丝马迹了。我偶尔会问，你们口里的“从前”究竟前到什么时候？她们大多不假思索地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前吧，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至多可以到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

我们那时的主课，在上到一个月的周期时，总会穿插一堂“回顾大师”的时装历史课。课堂设在校档案室里，大家围坐在一张阔大的高台周边，等着老师从仓库推出满满一铁架几十年前的“古董”（vintage）。这些古董服饰大都是名人捐赠的，被包裹在优质的棉罩里。每次老师拉开衣罩的拉锁，我们都凝神屏息，心情既兴奋又紧张。Balenciaga（“巴黎世家”）出现的次数最多，老师总是小心翼翼翻开他衣缝里的每一处细折，让我们看他缜密的手工，然后说，瞧，Balenciaga当年就是用这么得体的裁剪、优雅的线条培养了几代女人的品味──从英格丽·褒曼到格蕾丝·凯莉，从肯尼迪夫人到提娜·周（周天娜，周信芳儿子“周先生”的第一任夫人，是死于艾滋病最早的名人之一）。

这种历史课往往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时的大师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美还是不美”。他们只用他们认为最美丽的蕾丝、花边、纽扣，最凉、最润、最上等的面料，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制作他们认为最美的服饰。Balenciaga说，穿我衣服之女性不必完美，甚至无须美丽，我的衣服自会使其拥有这一切──这几乎立刻成了我们所有学生的信念。在校园里，老师从不说起成本、定价和基本订单量这些词汇，我的课堂笔记里连“yardage”（织物码数）这个字都从未出现过，总而言之，任何非时装设计本身的因素好像完全不存在，或完全无须被我们考虑。“创造，我要看到你们的创造力！”我们的老师常常这么要求我们，“如果你们在学校里不尽情地享受你们的创造力，享受创造力的自由给你们带来的狂喜，大多数同学进入公司后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创造力！我们那时只恨它不够，不能每时每刻在每一节创作课上都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从没想过有一天它竟会受到束缚，甚至成为一种束缚。

我们的老师真不愧“前线”下来的，果不其然，等我们进入公司，天马行空的日子立刻就结束了。

我还记得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我的设计总监立刻抱给我一大摞公司的设计档案。“就照这个画吧，长短不变，肥瘦不变，如果你愿意，用透明绘图纸垫在上面描也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设计师生活吗？我那时一口气咽下好几口口水。我们的大老板偶尔也要求我们有创造力，可他却是为了敲开沃尔玛的大门，让我们把每码七分美金的英国蕾丝换成每码一分五的廉价替代品；把原本5×5平方英寸大小的绣花图案缩减到2×2平方英寸；在找到了每米两美元的丝绸供货商后，还要看能不能再找到九十美分的供货商。如果他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而且帮他顺利拿到了订单，我们一定会成为他嘴里的“天才”，除了逢人被夸耀外，遇到他心情愉快、性情慷慨时，还能因为“削减创造力”而得个大大的红包。

久而久之，“什么是最好的”就不再为我们所关心，“最好的”前面被加上越来越多的定语，以致最后，这六个字变成了长长的一句话：“什么是在现有条件许可下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 “最好的”也从来不是公司上下的讨论话题，从供货商到生产商再到销售商在乎的似乎只有一个：什么是最好卖的。设计师们总是在和创造力做着妥协；如果你不肯妥协，那无非是你的品牌没了，像Andrea Gabrielle（参看《流星》一文）；要么是你没了，像我的很多设计师同事们。

其实，早在1968年，Balenciaga就因为不能向他再也无法尊重的那个时装时代妥协，关闭了他在巴黎的公司，退出了江湖。

“花”落去

离开花·克鲁兹公司，是我设计师生涯里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我是被她从我先前的公司挖去的，可不到一个月便被辞退。走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讲过话的切版女工们都搂着我流了泪，我也哭得一塌糊涂。我先前的老板派我先前的助手拎个大包过来，替我装好了属于我的东西，把我接回了原先的公司，让我又是好一通眼泪。

虽然不出两天，我就被另一家名气更大的内衣公司聘用，可以兴高采烈地往前看了，可我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头：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避此一“劫”？答案是，No。在我离开后的两个月内，花的手下接二连三遭遇了与我相同的命运，先是她用了四五年的助手，其次是她用了七八年的销售，最后是她用了十几年的打版师，那些用同情的眼光看我走的人，一个一个又被别人同情地看。最最后，花原先租在三十二街整整两层楼的公司被腾空了，只剩她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带着她永不言败的斗志搬进了马路对面、已跟她签订了收购合同的那家经营大众品牌的内衣公司里。这样看来，在她那里只有一个月工龄的我，被辞退，而且是第一个，还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呢？

花是土耳其裔，年轻时移民美国，因为热爱内衣，与她做销售的丈夫合开了自己的公司，主做婚纱内衣，也就是新娘和伴娘为配婚纱而穿的内衣。她的设计天赋很高，以她名字命名的品牌很快就销进纽约高档百货公司“塞克斯五大道”，而且一直是塞克斯每季的重头，总是被摆放在直梯开门处或滚梯尽头最醒目的位置。但是可惜，时代变化快，好景不长，全球化，尤其是亚洲低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成了美国多间只做高档时装公司的杀手。生产非得要搬到海外，布料和辅料非得来自亚洲才能降低成本。而能搬到海外的条件必须是：非得要做沃尔玛的订单，非得要销进全国连锁的大型折扣店，非得要有上万件的生产量。像花这样只用英国、法国或意大利蕾丝的高级内衣设计师，一个订单有时只有二十件，连一百件都不一定能到的公司，大都陷入了生存危机。怎么办？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于是常在报纸上看到公司转型、出让生产许可的消息，更常常看到合并的消息，众多高档小公司在情感和理智的残酷斗争后，“委曲求全”地被做大超市的“无名”公司吃掉，放弃从前“只做最好的”的经营理念，向大众市场妥协。不愿意妥协的，比如昂缀亚·伽布耶，只好倒闭了事；不情愿倒闭的，像花这样的，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卖了，卖给有海外生产能力的公司。卖了公司的她，除了还保留下设计权，其他一切都丧失了。我走那天，她躲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来，但我相信她一定不会无动于衷。

两年后的一天，我在纽约最有名的布店Mood里遇到她。她说，什么我都可以让人拿去，除了我的名字。

真傻，不知道选秀就是秀

我的同事，Vera Wang品牌睡衣的首席设计师瑞基，去年与公司闹得不欢而散后，没多久便出现在美国一档火爆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决战时装伸展台”（Project Runway）上。消息即出，他立刻又成了公司的头号话题。可是，看过一集之后，我们都觉得电视里那个瑞基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个瑞基，不但性情大变，而且手艺全废，公司上下不免议论纷纷，都怀疑Vera Wang到底是不是出自他手，也都很替公司曾付给他的天价薪水感到不值。

电视里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爱哭，从第一集起几乎集集都因为什么事哭得稀里哗啦，总好像受了天大委屈。还爱使小性，动不动便跟他的合作选手（无论男女）闹情绪，吃醋，说难听点，完全像根搅屎棍。就算他是gay，如此小女人也着实让人不耐烦。而最令我们不解的是，这个曾经是Valentino、Oscar de la Renta等大牌的内衣设计师、常年跟一流大师打交道的他，在这个秀里的设计作品，没有一次是看着顺眼的，不是布料选择错误，就是做工一塌糊涂。怎么会这样，他是有自己的品牌在纽约最高档百货公司里出售的，连评委都忍不住背地里说：“真难以置信，他连‘合身’都做不到嘛？这可是内衣设计师的基本功啊。”

他的设计功力究竟如何先不说，他的性格在公司里也完全不是这样。虽然说不上多有气度，但起码是个厉害角色，常训人，训人时面黑心狠，他的打版和车衣师傅都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他乐于欺软倒也从不惧硬，他跟公司设计总监的那些明争暗斗我们都看在眼里，看他们斗得鸡飞狗跳还不免幸灾乐祸，也着实对他五体投地地佩服过。哭？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起码在我跟他共事的几年里没见过他的眼泪。

节目播出了几集，他几乎集集垫底，每集都让人觉得他是最该被淘汰的那个，可他却总能侥幸活下来。

无法否认，我看这节目一半是因为他。最初是想看他究竟何时能被淘汰，没有被淘汰就想看他下一集又会闹出什么花样；过了七集看他还在苟延残喘，突然还拿了一集的最佳，便又开始猜想他会不会最终杀成黑马，戏剧性地成为T台冠军？

就在我不断说服自己做好任何可能性都会出现的心里准备时，他却终于被最后的五个选手踢出了局。我一边痛快地大叫“早该如此”，一边也不免有些失落。没了他，节目“正经”了很多，显然不如先前那么热闹好看了。

那场秀的赛季结束后，我在一个聚会上偶遇他。那时他刚做完一档电视采访节目，他的名字也已连续出现在几家电视台的网页上，他自己的品牌不但仍在那家高档百货店里销售，而且据说还卖进了更多的商铺。我禁不住好奇问他，可是在那秀里……他立刻不屑地笑道，真够天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是秀吗？！

哦哦哦，我一时瞠目结舌，却也恍然大悟了起来，以后再碰到谁看真人秀不能自拔，我都用自己举例说，别中了那些电视节目策划人的诡计。有人不要脸，并不是他们真不要脸。更大不必为他们叫可怜──等着吧，有些商人是早就跟他们商量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