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从台湾历史上牛的渊源看闽台文化传承

2011-06-23王奇

现代台湾研究 2011年1期
关键词:澎湖耕牛野牛

王奇

牛在台湾社会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间亦有“澎湖女人台湾牛”之说。虽然这原本是《澎湖厅志》中形容澎湖女人勤劳艰辛的一句谚语,但也体现了牛在台湾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本文结合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台湾历史上有关牛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牛在台湾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千百年来牛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台湾岛耕作的早期农民多系闽粤移民,由于闽粤两省山地丘陵多,形成了地狭人稠的结构。大多数在大陆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以渡海去台。在台湾荒芜的土地上辛勤耕作,从而不可避免的使台湾人民与作为重要农业生产动力的耕牛产生了密切联系。牛被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运输、耕田、蔗糖加工、渡河甚至用于战争。应用于运输主要指台湾的牛车,《小琉球漫志》称:“台地车轮,用坚木板铺平,横凿孔,用坚木穿贯,无轮与辐之别。”《彰化县志·杂俗》亦有“台地多雨,潦水停涂,有辐障难行,不如木板便利。“另外《台湾通史·邮传志》也有在台地运输中运用牛车的相关描述”且台之陆运仅借人力,未曾以车马往来,其驾牛车者,但为载糖输谷之用,日行二三十里。牛车之制,夹以两轮,轮径几二丈,每辆可载十石,笨重难行。”对于利用牛来渡河的记录在《番社采风图考》上有两幅先民渡溪图,均绘有三种渡水工具:竹筏、葫芦,还有一种是牛,这表明牛也曾是人们的渡水工具。然而将牛用于战争则最早见于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爆发的朱一贵起义“连日战于鲲身、濑口、涂堑埕、洲仔尾,皆捷。十有九日,贼大攻安平,以数万众拥牛车,驾砲列盾为阵,大队冲突而至。廷珍亲督大孢,连环进发,倒翁飞虎乌龙旗,遂破牛车阵,由是贼退保府治不复出。”

由于牛在台湾人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对其进行保护。台湾“故例禁杀耕牛,食之者寡,而谈果报者且以食牛有罪。盖以祀天祭圣,始用太牢,平日未堪食此,以其有耕田之劳也。凡宰牛者谓之牛户,例须纳税,乡间每私屠之。若遇祈雨求晴之时,官必禁屠,而民间之建醮祀神者亦多断荤,以寓斋戒之意。”同治五年十二月,在凤山县参府衙门东壁立《禁止私宰耕牛碑》称:“万物惟牛最灵,惟牛最苦。佐民耕稼,有功与世。”对于“偷盗私宰,例禁綦严。”“如有病毙牛只,亦须赴辕禀报验明,不得私自开剥,致干提究。”由此可见,不管官方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对耕牛的保护,牛对于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间接或直接的作用。因此对于牛在台湾历史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也就有了必要性。

二、台湾牛的来源考

对于台湾牛来源的考查,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来自印度与大陆;亦有人认为其来自大陆与澎湖;至今也没有人专门考证过台湾到底有没有野牛,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即台湾远古时期确实存在过野牛,但后来在有文献记载之前台湾野牛却因为全球气候变化等某些原因已经消失。所以近代以来台湾岛上的耕牛主要来自东南亚、印度、大陆、澎湖。

台湾在远古时期是有野牛分布的,这一事实我们根据现有的考古研究可以证明。地质学者在对台湾第四纪地层剖面与古生态环境的调查中发现“更新统早期的头嵙山期,含前后两个亚期。前亚期通霄亚期,相当于多瑙冰期,约200至100万年前。……通霄层中含有中国犀牛、东方剑齿象、野牛属,普通象、古鹿等哺乳动物化石……”另外在台湾左镇地区第四纪采集到的哺乳动物群化石中发现“所采集到的这些哺乳动物化石主要包括:明石剑齿虎、台湾猛犸象,早板犀牛、中国剑齿象、台湾四不象、步氏羌、新竹鹿、鹿、水鹿、猪、猕猴、豹、水牛等。”由水牛化石在台湾考古中的多次发现充分证明了,台湾曾经是存在野牛的。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了野牛在台湾的绝迹,这可以从后人对于台湾物种的相关记载中证明。关于台湾物产的介绍,最早见于《隋书·流求传》:“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然而后人明代陈第在其《东番记》中也记载台湾“有大小豆,有胡麻”,“无马、驴、牛、羊、鹅、鸭”虽然这两种文献相隔年代甚远,但两者中对于台湾物产的记载却是惊人的一致。另外在荷兰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每当少数民族被迫与荷兰殖民者讲和时,经常被要求的条件就是要献出若干头猪,却没有关于牛的记载。若是台湾山中有原始野牛,祖祖辈辈生活在岛上的先民不可能不將其驯化用于日常生活;急需农业生产动力的荷兰殖民者也不会不向其索取。

由此可见,在有关于台湾具体的文字记载时代,台湾的野牛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后人的大量文献中却发现许多关于台湾生牛与野牛的记载,这一疑点将在下面专门另做论述。那近代台湾人民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耕牛来自何处,则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此一问题,大家各持己见,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台湾牛最早来自郑芝龙的移民台湾行动,“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有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土为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郑芝龙移民台湾是1628年而早在1627年甚至更早,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已经在岛上饲养牛马了。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自从1627年,牧师Georgius Candi-dius就住在新港试着传扬福音。公司也租用了该社在大员湾的部分沿海地区,用于饲养公司的牛和马。”对于这一记载可以从1639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得到印证“有几个本馆的议员代表长官阁下前往赤崁要去管理公司的牲畜工作,看到那里有415头牛,即:192头母牛(Koebe-esten)、72头阉过的牛(ossen)、12头公牛(bullen)、139头小牛。”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台湾的首任牧师,乔治·干治士于1627年5月4日到达热兰遮城,并在赤嵌城以北七英里的新港社定居下来。开始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1628年12月27日写成了《台湾略记》。其在记述当地物产时写到“南部广大平野,与其谓为耕地,甯谓系熟练园丁精心设计之广大庭院。马、羊与山羊均不多,于中国极多之猪,在此地亦甚属高价。惟鸡、鸭、鹅等则甚多。众多牛,乃为马、驴、骡之用。经短速驯教即成如最佳马匹,可令其轻快步行。以络索与鞍羁驯之。有极高价者。中国人骑之,犹如欧罗巴人骑其最精良马匹,见其骄傲姿态,颇为饶趣。”干治士来台湾传教要早于郑芝龙1628年春季的移民行动,其对于台湾岛上饲养牛的记载也应早于郑芝龙“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的移民行动。由此可见认为台湾最早的牛是来自郑芝龙的移民活动是不恰当的。

台湾耕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向:印度、

大陆沿海、澎湖。由印度引进黄牛,记载于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往时荷兰人据台之时,宣教师Da niel Gravius,于1647年至1651年间,自东印度公司借4000Reaal,从印度购入已阉割的黄牛121头,交付给其教化区及萧垅的平埔地番使用,不仅土番得到好处,而且汉族移民也受益。”台湾牛从大陆与澎湖的引进主要是在1640年至1655年的15年间,《热兰遮城日志》对此有详细记载。现将相关记载统计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1646年以后大陸移民也陆续运来一些牛到台湾,并且在1648年共有20次关于大陆移民携牛来台的记录,运至台湾的牛数达到了279头,可见大陆沿海也是台湾牛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为台湾牛最重要来源之一的澎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荷据时期关于运牛来台的记录多达88次,运来台湾的牛只数更是多于1221头。澎湖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之多的耕牛,是与其长期开发与发展分不开的。澎湖的开发要远远早于台湾岛,在北宋(960-1126)大陆东南沿海的渔民已抵居澎湖。……王象之在其所撰《舆地纪胜》中,即称“自泉晋江东出海闽,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而在“1200至1300年间前后,大陆南海一带,已开始有较多的渔民聚居澎湖、白沙、中屯、渔翁及八罩等大岛上,他们主要是以捕鱼采贝为主,但也有畜养猪、牛、羊等家畜及种植农作物者。”元代周游世界的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其所撰《岛夷志略》载: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问,坡垅相望,……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燕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可见早在宋元时,已有大量沿海人民迁居澎湖进行传统的农业定居生活并饲养牛羊。修于光绪甲午期间的《澎湖志》记载曰“灶无薪木,以牛粪干炊灶,名日牛柴。”这些都有力的证明了澎湖岛屿上牛的数量之多。关于澎湖的人口“据史籍载,澎湖汉人人口在一二九七年(元大德元年)有一千六百人,至一六六一年(明永历二十二年)增加到五千六百人。”由此可见,第一,较早时期澎湖已有大量人口居住进行农业生产并放牧大量牛羊;第二,澎湖距离台湾岛距离较近,运输上相对便利。以上两个条件促成澎湖成为台湾牛最重要来源地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台湾岛上的牛主要来自印度、大陆沿海、澎湖,上述地区运进的牛是近代台湾牛的最初来源。以后台湾对牛的品种改良、生产应用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三、关于台湾的“生牛”与“野牛”

上述已经证明了岛上没有原生的野牛。但是在后人的一些记载,尤其是明郑与清朝统治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却频频出现关于台湾存在着大量“生牛”与“野牛”的记载。郑成功开发台湾时,寓兵于农,鼓励将士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措施之一就是“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随郑成功入台的卢若腾在其《海东屯卒歌》写道:“海东野牛未驯习,三人驱之二人牵,驱之不前牵不直,偾辕破犁跳如织。”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引《居易录》曰:“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高拱乾《台湾府志,风土志》亦有“深山中多野牛,教而驯习,可用以耕田、驾车。”

这些所谓生牛与野牛的出现,据有关文献记载是由于荷兰人引进并在台饲养繁殖耕牛的活动造成的。《台湾通史》记载:“荷兰之时,南北各设牛头司,放牧生息。归清以后,尚多野牛,千百成群,擒而驯之。”《小琉球漫志》引述陈小崖《外纪》说:“荷兰时,南北两路设牛头司,取其牡者驯狎之,阉其外肾以耕,其牝则纵诸山以孳生。”王必昌纂修的《重修台湾县志》卷15《杂纪》称:“台人买牛纵之山,使生息,犊大成群,设栏围之,俟其馁,乃渐饲以水草,由是驯服,可耕可挽。”

由上述似乎可以说明山中出现大量野牛是因为荷兰人与台湾人将所买种牛采取放入山中任其繁殖的饲养方式所致,此种说法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否如此还须进一步商榷。如其上所说,我们可以试做推断,荷兰人与台湾人将其所买种牛采取放人山中饲养,等其大量繁殖再将其捕捉驯化后,用于农业生产的作法是否可行。第一,台湾岛多山,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有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和台东山脉,五大山脉。关于台湾的气候,北回归线横穿中部偏南地区,北部属亚热带气候,南部属热带气候。上述地形与气候决定了其以高温多雨、山高林密为特点的自然环境。在如此环境之下若将种牛纵人深山饲养,且不论其是否会被台湾向以勇猛著称的少数民族所捕获宰杀,仅再次将所繁殖牛只捕捉的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荷兰殖民者对于其所饲养之种牛是十分重视的,这可见于上文《热兰遮城日志》关于公司所饲养牛只的统计数据的精确性。在1655年9月13日的日志中也记载“6月25日和26日,那边刮起强烈的暴风,以致在卑南和Sapat的公司的住屋遭受损坏,不过都已经用最少的经费建造起来了。公司的牛,已经增加到了大小合计98头了。”如是若将牛纵入深山饲养,要想取得如此详细的牛只统计数据是谈何容易。第三,在荷据时期,荷兰殖民者也经常会将公司的牛贷给贩商与大陆移民使用。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急需大量耕牛,荷兰人在每年一次的少数民族头领长老会议上经常提到不许放养狗以免咬伤农民的小牛。可见在当时耕牛是非常珍贵的农业生产资料,若荷兰人将种牛随便放人山中任其生长,可想而知必将会有人进入深山偷捕牛以牟利。荷兰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失,这是其所不允许的。对于偷牛行为,荷兰人也是采取了一定措施。“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关于在福尔摩沙的乡下偷牛的怨言,因此也决议,将来还没有来此地取得税务单位宰牛的许可证以前,任何人都不得宰牛,要来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将要宰的牛一起带来给指定的人看,以便由指定的人在大员以及赤崁编列清单,用以查明偷牛的情形。”

由此可见荷兰人与台湾人将种牛纵其入山任其繁殖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最有可能是在近山适合种牛生长繁殖地区划定地域,进行围栏饲养,待牛繁殖到一定数量便进行驯化用于农业生产。而在明郑与清代山中出现大量野牛的原因,应该是在围栏饲养时由于管理不当或因战争等其他因素导致许多饲养之牛窜入深山,其在深山中大量繁殖便出现了明郑与清朝统治时期所谓的大量野牛。

由上述论证可知台湾在长久以来是没有野牛存在的,台湾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大陆东南沿海主要是闽南地区;二是澎湖群岛;三是印度黄牛。但由统计表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来自澎湖与大陆沿海的牛远远多于印度。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澎湖牛也根源于闽南地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明清时期的澎湖几乎一直是归福建省管辖,因此近代向澎湖的移民也主要是闽南人。二,在地理位置上闽南地区距离澎湖较近,人口流动相对容易。因此自古以来澎湖的移民多为闽南人。既然确定澎湖居民自古以来为闽南人,则澎湖群岛的牛也必然是随着移民而来在此地繁衍生息。并在荷据时期由于台地生产的需要而被大量引入台湾。

综上所述台湾牛主要源自闽南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主要属于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生产的主动力便是牛。因此牛在整个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中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闽南耕牛在不同历史时期,跟随着闽南移民的步伐一起走进了台湾,并将大陆的农耕文明一起带进了这块处女地。由台湾牛的来源可知台湾社会文化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与成长,闽台文化悠久传承,血浓与水。

猜你喜欢

澎湖耕牛野牛
耕牛和农民
野牛和野驴
九九歌
狮子与野牛
大陆航空首航台湾澎湖
包公巧断牛舌案
澎湖公投,反对建“博彩特区”者大胜
两头野牛
九九歌
宝岛之歌(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