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铂 魏 娜 杨桂山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08;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3．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08;4．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国土局，浙江青田323900)

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一直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协调度系指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和谐融洽的程度，体现的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程度。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要以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相互协调为前提，土地利用的合理性也必须是建立在土地协调利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效益最大化［1］。协调度评价模型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用于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能够全面地揭示土地利用现状的总体协调程度，为集约、协调、可持续利用土地，合理挖掘城镇土地利用潜力提供依据。与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集约利用评价等比较而言，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的研究较少［2］。开展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有助于探索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协调有序发展途径，明晰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城市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和谐发展［3］。本文运用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对南京市13个区县的土地利用协调度进行定量测算，有助于辨识南京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协调程度，把握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从而促进二者持续协调发展。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区县为评价单元，行政边界数据来自于南京市国土局1:5万地籍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处理率等生态环境质量数据来自于南京市2005年环境质量报告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于南京市统计年鉴2006。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与权重

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评价系统主要包括了土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高低两个方面。而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由土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组成，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又包括了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力度两方面内容。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4－6］同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靠性与可获得性，选择地均GDP、单位工业用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单位用地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等四个指标代表土地的经济效益。选取人口密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道路广场用地面积、人均公共建筑用地面积、人均住宅用地面积等五个指标代表土地的社会效益。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两个指标表示城市土地上的环境质量。选取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等四项指标来表征环境治理力度的高低。结合南京市各区域实际情况，构建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各指标值之间存在量纲或数量级等方面的差异，本文采用极值标准化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增强指标间的可比性。

为增强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个指标权重。首先，在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0．5．1中构建层次模型，然后选择相关专家对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分，获得层次分析法所需的各标度值，最后选择判断矩阵集结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2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10］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分别由土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价功效函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评价模型、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和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函数等部分构成。

2．2．1 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价功效函数

式中:x'ij，y'ij分别为极值标准化后的土地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各指标值;ωij，pij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各指标的权重;fi，gi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影响因素得分;ωi，pi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因素层各评价因素的权重;F(x)，G(y)分别为计算所得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综合得分。

2．2．2 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

式(3－3)中:T为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依据土地利用中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本文α、β取值均为0．5，即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具有相等的重要程度。

2．2．3 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

土地利用协调度采用离差CV来表示，见公式(4)，其中S为标准差。根据土地利用协调度的定义，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的离差越小说明土地利用协调度越高。使式(4)中CV的值越小的等价条件是式(5)越大。

根据式(3－5)，同时为了使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得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计算公式(6):

式(6)中，C即为协调度，反映的是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协调程度;k为调节系数，一般取值在2和5之间，本文k取值为5。显然，协调度C取值在0到1之间，当协调度C达到最大值1时为最佳协调状态;协调度C值的结果越小，则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越不协调。

2．2．4 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度模型

为反映出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功能和综合社会经济环境质量效益的大小，引入度量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协调发展度D，式(7)中C、T分别为协调度和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

2．2．5 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分类体系及判断标准

根据协调发展度D的值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得分F(x)与生态环境质量建设得分G(y)的大小对比关系，可以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类，结果见表2。

表2 计算结果与协调发展度类型

3 结果与分析

由表3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南京市总体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南京市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且森林覆盖率较高。协调发展度D大于0．9属于优质协调发展类的区县有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栖霞区和江宁区5个，全部分布在长江以南。这5个区综合效益指数均大于0．85，反映土地资源利用整体上属于优良水平;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C接近于1，表明在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较高的前提下，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中，建邺区、鼓楼区和栖霞区F(x)＜G(y)，属于优质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环境提前型，说明在保持当前生态环境质量条件下，可以适当提高土地开发程度和利用强度，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平。玄武区和江宁区F(x)＞G(y)，属于优质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经济提前型，说明这两个区需要适当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度D大于0．8小于0．9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的区县有秦淮区、下关区、浦口区、六合区和雨花台区5个。这5个区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T处于0．75和0．85之间，反映土地资源利用整体上属于中上水平;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C均大于0．95，表明在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中上水平的前提下，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高度协调。其中，秦淮区和六合区F(x)＜G(y)，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中的环境提前型，说明在当前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下，经济发展略显滞后，在今后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应充分挖掘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下关区、浦口区和雨花台区F(x)＞G(y)，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经济提前型，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质量略显滞后，今后应加强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协调发展度D大于0．7小于0．8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的区县有白下区和高淳县。这两区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T分别为0．70和0．58，表明土地资源利用整体上处于中级水平，白下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较高淳县高;土地利用协调度指数C分别为0．86和0．98，说明这两个区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性较好。其中，白下区F(x)＞G(y)，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经济提前型，说明该区域生态环境滞后于社会经济条件，今后应着重致力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高淳县F(x)＜G(y)，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环境提前型，可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条件下重点加强经济建设，适当通过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而提高土地利用程度，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平。溧水县协调发展度D仅为0．67，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该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数T为0．50，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小值，反映溧水县土地资源利用整体上不如南京市其他区县。土地利用协调度C为0．86，表明在溧水县在土地资源利用总体效益较低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是较为协调的。溧水县F(x)＜G(y)，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里面的环境提前型，也就是说其社会经济发展略有滞后。在当前生态环境条件下，可以适当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提升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平。

4 结论

与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等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的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研究大部分是把城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这就降低了评价结果的横向可比性。本文以南京市各区县为基本评价单元，综合分析了南京市各区县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对于同一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相同的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评价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本文将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因素和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价结合起来，采用多元线性加权法计算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综合得分，通过计算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指数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量化值，最终综合评价城市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度。对于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这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来说，必须全面客观地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既不能过度追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因为过度追求的生态环境保护就完全限制经济发展，而应该想方设法在生态环境承载容量允许的范围内来发展经济，促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由制约性向相互促进性转化，最终实现矛盾的统一，达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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