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要走出“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塔西佗陷阱”在中国思维语境里，是以寓言“狼来了”和典故“烽火戏诸侯”来表达的。

“塔西佗陷阱”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律，用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中，可表达为，当政府不受信任的时候，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处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点位置，就好比多米诺骨牌中最顶头的那一张。当社会信任不再，质疑成心态惯性，我们应该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信不信”诠释“塔西佗陷阱”

在当前社会心态和舆论现象中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政府，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是日常工作，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怀疑和指责。

人们开始把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医疗药品安全、楼房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因无良商家和逐利者以及市场某些无序环节造成的种种“乱象”，都惯性地归因于政府。网络出现的流行语言：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你信不信”，“反正大家都不信”了，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作出了网络体的诠释。

对网络舆论我们可以作更具体、复杂的分析，但作为执掌社会公权力，承担社会治理、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重任的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以此为警醒，切忌让政府公信力滑入“塔西坨陷阱”。

几乎所有相关社会科学都认定，信任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就不会有相互信任

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正面临种种挑战，表现为每每“事”起，公众就会质疑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诚意，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民众舆论“一边倒”，个别地区的事件还出现了管治危机，而对腐败和渎职现象的痛恨，又加重了民众对某些公共部门或资源部门的“不信”权重。

民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结构中，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问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可见在中国智慧中，“信”在国家治理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信任危机”削弱民众信心

程度有所区别。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地方政府次之。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央政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

事实上，“信任危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普遍存在，假烟酒、毒牛奶、地沟油、“豆腐渣”工程，屡屡发生的大桥、新楼垮塌事件，还有电信科技成欺诈“帮手”，“亲们”为争利反目成仇，不一而足。人们在问：我们究竟还敢信什么？

客观地说，这种社会信任危机现象，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秩序缺陷有关，和市场社会唯利是图氛围及其文化有关，和许多无良逐利者有关，当然也和政府与社会的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有关，和一些管理者的腐败和无能有关。走出这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首当其冲是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它实质上显示的是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间的信任关系与合作结构，也反映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要件复杂多样，简言之，可分为四个维度：一是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否获得民众认同；二是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公正合理；三是政府职责能力和执行力是否到位；四是政府公共形象是否具有德望。

可见，执政理念取向、政策制度状态、政府执行能力、政府道德形象，四维要素相互影响、相互纠结，都和政府公信力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城乡分化与贫富不均等不公平现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出现的执行缺位或越位，公共决策失误问题，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行政腐败和舞弊问题，会更多地损害政府形象。

重塑政府公信力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多种多样，重塑思路也应多维展开。首先，要在打造透明清廉政府上下功夫。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是政府成就公信力的要则。

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中国在2010年全球180个国家排行中居78位，在2009年排名为79位。因此，我国在透明清廉政府建设中还要做很多工作。

近些年，我国已从国家层面出台了政务公开以及反腐等多项要求和举措，一些政府部门也陆续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投资等政务信息，反腐工作也在步步举进。相信随着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制、职责机制、防腐机制都会随之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完善。

透明清廉政府建设还意味着要为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创造条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有更多更有效的听证、提案等公众参与机制，有更多的民众监督平台。要注重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信任、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有关。

其次，要注重公共信息的“开诚布公”。假话不信，真话也得不到信任。社会信任不再，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信息公开问题的“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

相关民意调查显示，近8成公众认为，面临事件，一些相关部门首先采取隐瞒或否认态度，在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或“躲猫猫”的博弈中控制事态、推诿责任，影响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形象。

目前，新兴媒体已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社会状态，微博异军突起，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民间自发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也会随之失落。

问题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后带来的不仅是公众的“不信”，还有离心离德，以及敌视心态和坏事归因的逻辑。因此，开诚布公是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诚实的政府才可能是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能获得社会信任。

第三，要加强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力。新的制度、政策确立的理由和合法性是什么？一个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决策或项目因何要确立？有些矛盾和困难为什么得不到解决？问题和困难在哪里？等等，都要对社会大众反复解释宣传。某些事情公众不知道就“被实行”、“被改变”了，会产生被愚弄的反感甚至愤怒。

我们已进入现代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联系，民众的公共参与要求，都使民众主体性越来越成为不可忽略的要素。知情权、参与权，尤其是牵涉民众自身权益的问题，政府都有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义务。而目前，这一切做得还很不够。

解释力和政府透明、公务诚信有关，也是大众参与要求的一种实现方式。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当个别代言人解释不力或言语不当时，往往会被放大为政府意见而酿就舆论风波，损害政府形象，也损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另外，要提高各级政府的责权意识和服务职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负有独特的公共责任，而且公共权力和职责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公共权责比天大”。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完全用于人民。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个公共权力执掌者、代言人，务必善待甚至敬畏手中的权力，把它化为沉甸甸的责任。唯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的信任。

在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政府再造”的全球大背景下，我们更应积极变革传统行政范式和观念，探索新的责权观念。工作的细致化、程序化，问责制度、监督和绩效考评制度，对诚信政府建设来说，一个都不能少。政府公信力不仅应当建立在诚信自律等道德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制度和机制的规约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