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雷尔•恰佩克

“您好，过得怎么样？”

“不好啊，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您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您知道，有的是操心事啊。”

“您还知道有操心事？我倒想跟您对调位置哩。”

“那您可就倒了大霉啦。您过得怎样呢？”

“您知道，一塌糊涂。您身体好吗？”

“喏，勉勉强强。您家里人好吗？”

“凑合过得去。”

我们怎么也不爱说，“过得相当不错”或者“还行”或者“本该更坏一些”之类的话。我们知道，亲友们并不是为哀悼什么才来问候的，我们也不认为自己丧气的答话会使他们感动。

我们这样答话，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亲友怀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心，所以，宁可把命运说得差一点，好让他们别向我们借钱什么的；或者是为了转移他们的妒忌心；或者有意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自卑一些，好让对方的地位与幸福更显光彩。

然而，我们并不真的在唉声叹气和诉苦，而是故意招摇地诉苦，我们是在用烦心事炫耀自己，我们几乎是带着很不在乎的眼神盯着对方，仿佛告诉他说：“情况才不是这么糟糕哩。哪儿的事，小傻瓜！”

假如我们真的在忍受病魔、失恋或贫困的折磨，反而会有些不好张口地隐瞒着。我们不会在与朋友路上相遇时对他说，医生发现我家里人有肝癌，或说我正为我妻子的行为吃醋吃得快要发疯了。假如我们在忍受最大痛苦时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们也只会低声说“谢谢您的关心”，或者说句什么回避的话。我们要是大着嗓门儿说过得不好，那就是谢天谢地，就是还过得不错。某位亲友要是对我们说他过得好，准会让我们怀疑他在隐瞒什么糟糕的操心事。

我们通常一见面，就好像只是为了互相诉说过得如何糟糕似的，尽管我们彼此并不怎么关心对方过得怎样。这已成了一种形式，就像英国人一见面就谈天气一样。说句实话，与其说是不满意，不如说是一种弱小者的表现。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不自信的东西。在我们的问候中乃至保守的习惯里都表明，国家法律易改，人的道德观念难移。我们还保持着一个爱埋怨的、受奴役的民族的一些习惯，一张嘴便诉苦，否则谁也不相信；再说，我们也没指望谁会相信我们。

那么，再来一遍吧：“您过得怎么样？”

（宋颂之摘自《女人爱虚荣，男人呢，从来不！》北京燕山出版社图/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