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

“从根本上解决反腐问题，一要保证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充分授权；二要领导人的决心来推进改革和制度落实。”

6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国家预防腐败局官网刊发署名文章，对新时期腐败七大特点进行总结分析。

此举备受各界关注，作者在这篇名为《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下称“对策”）的文章中提出，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期权化等新特点。

上述文章作者辛向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腐败行为就像病毒，千变万化且变化速度很快”，当下特别要引起警觉的是金融领域或与该领域相关的腐败行为。

辛向阳的另一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长期进行腐败动向及对策研究。

不过，与辛向阳的关注重心有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认为“不能只追踪腐败表象，而要挖掘深层次的原因和规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腐败新动向

6月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涉嫌违法违纪案正在接受调查，这意味着又一正部级官员因腐落马。据统计，在近十年间，类似刘志军这样因贪腐被重判的省部级高官达已100余名。

这在《对策》中被总结为“高官化”，其伴随而生的则是“群体化”。文中认为，腐败人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利益同盟。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形成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

“腐败从个人发展为群体，这是必然规律，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腐败最严重的时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任建明认为。

滋生腐败的土壤是监督乏力的经济和社会。中国反腐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另一方面社会法治不健全，公民社会的培育程度低，以至于监督缺位。这样一组矛盾在辛向阳看来更容易滋生新的更难对付的腐败，尤其是金融市场日益发达之后，围绕该市场一系列制度不健全情况下，产生了众多滋生腐败的空间。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辛向阳在文中指出，而期权化、国际化则是金融活动日益活跃、金融工具增多之后伴生的腐败新特征。

“期权化是近3～5年来出现较多的腐败方式，交易兑现会出现在未来几年”，出于提醒反腐机构着重于对未来的预防，辛向阳对此格外关注。

在辛向阳看来，一些官员或国企负责人利用金融市场特点“为将来存钱、在海外存钱”，而这些钱财额度更高，对社会的损害更严重。

任建明则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腐败处于蔓延状态，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且复杂的原因外，反腐工作一直比较被动尤其值得重视，应从问题的根本寻找治理之策。

制度很苍白

谈及反腐，专家、学者往往直指制度，定语则是苍白、不力、漏洞百出。据中纪委最新数据，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

“关注腐败，最关键的是反腐制度。我国实质性反腐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一直没有太多变化，很多制度体系没有厘清。”任建明认为。

另一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一直对现有反腐体系予以批评，其中着重点在于，当下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通过已有制度要素的整合，形成科学、严密的系统和体系，让各种要素在其中发挥最大效力，同时坚定不移地将这些制度贯彻落实。

这些观点显然是对现实中一些人动辄归咎制度缺乏而建议立新规的做法提出批评，辛向阳也毫不客气地使用“制度崇拜”对此现象予以表述，并认为，重要的是将已有的好的制度彻底执行到位，包括任何一个小制度。

“现行反腐制度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制度很多，每个制度内部以及制度之间的严密性不够；二是制度执行不彻底”，辛向阳将其更多归因于地方执行部门的不求彻底、但求政绩心态，“导致贪腐人员很容易绕着制度漏洞走”，加上中国文化中“重圈子”等因素，极易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从而消解了制度的执行力。

由此，辛向阳总结出“潜规则化”的特征，以提醒反贪部门对文化消解制度能力的重视。

对一直在现实中纠结的财产申报制度，辛向阳虽在文中予以倡议，但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认为，从反腐趋势看，这个制度早晚要实施，但是一定不能为了出台而出台，使其像很多已有制度一样执行得虎头蛇尾、漏洞百出。

在6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吴玉良表示，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尚缺乏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大条件。对此，有观点认为该制度的推出将遥遥无期，并由此建议，应先将其出台，然后在执行中加以完善。辛向阳对这种聊胜于无的提法不认同，他认为，即便出台，前提也一定是保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到位，“比如金融实名制、金融联网等”。

根本途径

当然，反腐离不开制度。纵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上世纪中后期的反腐路径，很多人对未来仍表示乐观。

谈及香港的反腐路径，很多人会想到“廉政公署请你喝咖啡”的谑语。从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以来，“廉署咖啡”也一度成为令香港官员心惊胆战的名词。而此之前，香港当局曾因贪腐盛行引起当地居民不满甚至抗议。

目前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而一句广告语“香港，胜在ICAC（廉政公署英文缩写）”也风靡全港。

从香港的反腐经验中，任建明认为重要的不是就腐败现象的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回到根源上去，拿出切中肯綮的强有力举措。“当务之急是保证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充分授权；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领导人推进改革和制度落实的决心”。对于前者，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可供借鉴。对于后者，任建明认为可以有一些具体指标测量，首先是强有力的机构配置；其次是不利于反腐的一些制度的清理和有效制度的建立与执行；还有就是具体查办案件中是否做到所有官员一视同仁。

除了同样建议加大制度执行力，辛向阳还强调监督的作用。包括通过扩大党内民主等民主制度、干部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对于一个制度做到执行彻底，监督做到有始有终，才能保证反腐有效”。

6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坦言“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同时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实习生娄艳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