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火

在中共领导层看来，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具有“特殊借鉴作用”，这也是中新合作开设“市长班”的初衷。新加坡刚刚举行的这场大选，无疑给“市长班”的中国官员门上了一场生动的政治课

在一万多名肤色深浅不同的新加坡人中，中国的干部们身着T恤，并不显眼。

摩肩接踵中，他们听着新加坡群众中发出的一阵阵政党口号，有时还跟民众攀谈几句。他们还互相提醒着英文单词，一起琢磨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些夹杂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甚至闽南语的演讲词。

这就是他们所遇见的真实的新加坡大选。

面对异国他乡的陌生场景，生于70年代的“市长班”班长孙若琳不知不觉被强大的氛围打动。三个月前，从所在单位来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报到之前，多数和她背景相似的中国干部都没有想到，可以在新加坡的一座足球场上见识如此开放的选举场面。

恰逢新加坡的选举年，这场轰轰烈烈的选举，成为了2011届中国“市长班”学员们的新课程。

新加坡式体验

等把一天八个小时的课程上完，已经是下午六点。

空气里的湿热，并不因为太阳西下而消减，但态度认真的几位中国学员，急得连晚饭也直接跳过，匆匆搭上公共汽车，再转乘地铁进入市区，他们要自发前往早已人山人海的新加坡大选群众大会现场。

4月30日，2011年新加坡大选全面展开。“市长班”的组织者——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请来了一位客座教授——资深的执政党议员、政府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以及《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吴元华，为学员们分析选情，讲解执政党的竞选策略。

按原来计划，这次专题讲座的主旨只是介绍情况，但难得的观摩机会在中国干部之中激起了浓厚的兴趣。讲座结束后，马上就有不少学员自发前往当晚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的竞选集会。

尽管山呼海啸的支持者和主体为英语演讲的集会现场让诸多学员一头雾水，但是能够在另一个国度，第一次观察如此数万人规模的选举现场，能不能听得懂演讲，他们也顾不上了。

看集会，也成为了3月份“市长班”开学以来学员们最密集的自由活动。平日里，他们住在远离市区的校园里，课程安排又十分密集，然而不经意间学院鼓励他们看选举的安排，反倒成为他们经常逛市区的首要理由。

从位于新加坡最西端的西海岸地区进入市区，即便是最快捷的地铁线路，也要近一小时的车程。加上陌生环境的影响，进城后寻找群众大会地点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因为跟错队伍，在汹涌的下班族群里迷路。

不过，来自中国的客人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地点，钻进了人群。他们对新加坡民间政治的兴趣，似乎不亚于课堂上正儿八经的内容。

43岁的郑兴邦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一名处级干部。这次新加坡的大选，他和几位同行的官员特意去了两场竞选政党的群众集会。一场在执政党领导人李显龙所在的宏茂桥集选区，一场在反对党工人党所在的阿裕尼集选区。

郑兴邦十分好学，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和选举有独立的见解。在看到西方学者对李光耀在新加坡实施的“威权主义”政治的“恶评”之后，他还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

“殊不知，东方政治家的民主制度是政治力量的妥协，是要从民众的理性开始培养。”他写道。

而如今走进新加坡大选的现场，郑兴邦说，自己一直在用新加坡的现实，对比自己的认识。

他看到，人民行动党大会的场面一片白色。为了彰显廉洁，行动党每次集体出动时，都穿着整齐的白衣白裤。

郑兴邦也发现，这个政党在群众集会组织手法上也整齐划一，这样的情景让他感觉并不陌生。在行动党集会现场遇到的支持者，态度也比较一致。“我问了一个人为什么来听集会，他告诉我，叫来就来啊。我又问了一个，也比较谨慎，说，不干我事啊，人多就来看看哦。”

当郑兴邦第二天来到反对党的集会上，新加坡民众都在努力听台上演讲者的发言，而他却在努力听民众在台下的话语。

民众向他诉说种种不满。他发现，支持反对党的，多数是中低收入者，对执政党政策的不满让他们转而倒向反对党。

他看到工人党领导人身着统一的蓝色衬衣和西裤，在讲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强调同一个论调：为了拥有一个力量平衡的国会，请把反对党送入国会；如果这次不送，以后新加坡国会就没有声音能制衡执政党。

他认为，这种论调，意味着反对党要从执政党手中争取话语权。“反对党代表了与执政党不同的声音，而民众恰好在寻找这样的声音。”

对于这种局面，郑兴邦说自己完全不意外。他认为，尽管新加坡反对派势力在增长，但是反对党中的精英人士还非常有限。只是依靠几个人势单力薄的政治力量与执政党博弈，这仍然是一种民主的雏形。

“这是非常非常初级的民主。”郑兴邦总结道。

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博士看来，不论中国的干部们从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新加坡大选中观察到了什么，都会改变他们的视野。

吴伟介绍说，作为在海外培训中国干部的重要项目之一，“市长班”培训的核心目的就是鼓励干部在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参照新加坡的现实，换一个视角看待在国内面临的问题。

今年3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来“市长班”举行一年一度的讲座，主要内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和未来”。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干部如何能学到新加坡制度的精神很重要。

“切忌不能简单地描红，也不能说新加坡这么小，和中国不一样，就不学。其实小国家失败的更多，小国家并不好管理，因为小国家不能出一点错误。”郑永年说。

“这次新加坡选举的结果给执政的行动党上了一课，这点对任何国家都有启发。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的方式，这个非常关键，执政党不能和社会和民众脱节。”郑永年指出。

新加坡“特殊借鉴”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学员行动向来低调。校园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知道一年一届的“市长班”，但由于干部们的低调作风，校园里不怎么见得到干部们的身影。

每天，大多数学员都在讲堂和宿舍之间那一公里多的遮阳走廊中，两点一线地穿行。

这108位干部的住所是大学的一组宿舍楼。简单的三栋楼相互挨着，每栋共九套四室一厅的宿舍。宿舍按干部派遣的地域分配，来自一个地区的住在一起。四个人可以共用电视、洗衣机、冰箱和煤气，陈设简单。

平日里，学员们通常都会带着自己家乡的茶上课，早晨上课前，起得早的人会给同宿舍的舍友煮粥当早饭。

每名干部的学费是两万新币，约合10万人民币；每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约为5000至6000元人民币。

郑兴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对于生活一般没有过多的要求。食宿、出行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每天早晨，有人7点起床，然后跑跑步或复习英语。所有人在9点准时上课，下午一般是英语课的补习，而下课后不少人会去游泳馆里锻炼。

有少数几位领导还“脱不开国内的工作”，他们不时会在上课时接起电话，然后扬长走出教室。

正是考虑到国内行政作风的特点，“市长班”每年的第一课就是拓展训练。今年，108名学员统一进入新加坡的拓展训练中心。无论是厅级还是处级，干部们挤在一起搭帐篷的场景，让许多学员至今难忘。

在2011届的108名干部中，主要的派送单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辽宁、江苏和广东省的省委组织部，也分别派出十多位省级和市级官员。其他的干部则来自教育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贵州、黑龙江和四川，以及天津和江苏淮安市。

108名学生中，有20名女性。

为“市长班”讲授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前任政务部长曾士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就不止一次受到毕业学生寄给他的关于新加坡学习经历的书。

“在市长班学到了之后，回到国内马上就学以致用了。”这位前议员笑着说。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4月赴新加坡访问“市长班”时就曾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

迄今为止，中央组织部已前后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而各省委组织部则派出超过三万名干部在新加坡轮训。

南洋理工大学在1992年创办了针对中国干部的短期培训课程。后来，被新加坡媒体称为“市长班”和“高管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先后开放。至今，两个项目培训了近千名中国中高级官员，而参加短期培训的干部已将近万名。

而据报道，中央组织部已经制定了培训国家领导干部的全盘计划，要培训数以百万计领导干部，并把数以万计领导干部送往国外。

今年1月至4月，广西先后有270名县市的一、二把手连续在“市长班”进行为期10天的轮训。当前，四川省委组织部也正在进行同等的短期培训。★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中国官员姓名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