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强

在去年的江苏省杂文学会年会上，我说：“杂文作者是搞‘科普的。”

众所周知，科普作家不是大科学家，没有重大的发现。他们的工作不是去搞科学研究，而是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同样，我认为杂文作者，至少多数杂文作者不是大思想家。杂文作者写杂文，也是在做普及工作，不过，普及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

这并非是在贬低杂文作者或杂文的作用。事实上，这种普及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是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恢复高考后读的大学。那时所受的政治教育，让我对民主、人权、自由的认识很可笑。后来，正是读了大量的杂文，引起了我认识上的变化；然后又读了一些理论著作，让我的观念逐步与普世价值观接近。你看，杂文的作用不是很大吗？

常常听人说，杂文除了发发牢骚外没啥用途，我不赞成。假如你希望发表一篇杂文就能阻止暴力拆迁，就能将关在精神病医院的非精神病人全部放出来，就能遏止腐败，就能改变所有社会成员的观点，那你的希望自然会落空。不用说杂文没有如此功效，就是领导人讲话、国务院文件也没有如此功效。

一个好的杂文作者，面对问题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我当然算不上好的杂文作者，但我总是努力地独立思考。举一个例子：储安平是没有能予以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提及此事，很多人为之叹息，认为他当时说那些话是响应号召，向组织提意见，不能说他是“右派”。我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从事实认定的角度看，不应该否定储安平是“右派”，同时，我还认为他的观点确实与当时的“左派”不同，因此，说他是“右派”没有错。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写了《储安平确实是“右派”》一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假如存在着‘左派与‘右派，那‘左派与‘右派都应该可以合法地存在。‘左派可以批评‘右派，‘右派也可以批评‘左派。一个人可以选择做‘左派，也可以选择做‘右派，而不會出现一派对另一派实施专政、一派能将另一派整垮的情形。”我觉得这篇杂文体现了我的上述理念：一是有普及民主、自由、法制观念的作用，而民主、自由、法制并非我独有的思想观念；二是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们知道，科普作家写科普作品，要尽量写得生动活泼，能激发读者的兴趣。我说杂文作者是搞“科普”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杂文也要尽量写得生动活泼一些。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观众走进影剧院，不是去接受教育的。如果电影的编剧导演板着脸去教育人，那就会失去观众。同样，我认为读者看杂文，也未必是要接受教育。如果将杂文写得干巴巴地，读者不想看，哪怕思想再深刻，也没有作用。因而，我写杂文时，尽量写得生动有趣些，好多杂文是非常规杂文。去年，我出了一本杂文集，一位读者对它的评价首先是“有趣”。更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学校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友也很喜欢这个集子，一篇一篇地看了下去。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其他人看。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杂文都要写得生动有趣。正如菜有不同的味道一样，杂文也应该有不同风格。即以自己为例，既看生动有趣的杂文，也看不那么生动有趣但见解独特、思想深刻的杂文；既写非常规杂文，也写常规杂文。上边所说的《储安平确实是右派》及本“小辑”所选的杂文就都是常规杂文。

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写作情况。很早就喜欢读杂文了，但开始写杂文却是十年前的事。那天，我去报社送一篇报道稿，副刊的编辑希望我能为他们写点文章，从此我就开始写杂文了。不算高产，到目前为止，只发表了百十万字的杂文。先后有十几篇杂文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