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剑,杨峰,李素云,岗卫娟,徐文斌,徐青燕,冉升起

(1.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理论与方法学重点研究室,北京100700)

针灸出土文物概说

张立剑1,2,杨峰1,2,李素云1,2,岗卫娟1,2,徐文斌1,2,徐青燕1,2,冉升起1,2

(1.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理论与方法学重点研究室,北京100700)

针灸;考古;文献研究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相继出土了一些针灸文物,如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砭针、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张家山西汉简帛经脉文献、河北满城汉墓金银医针、新疆和田《黄帝明堂经》残页以及北京从拆除的明代城墙中发现的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残碑等。这些出土针灸文物与现存历史文献互相印证,有力地说明了针灸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状况。通过对针灸出土文物进行全面地收集,并系统地整理后,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已经出土的针灸文物主要分布于针刺工具、早期针灸文献、早期经脉腧穴模型等3个方面,现报告如下。

1 针刺工具

1.1 针刺的原始工具——砭石

在金属针具出现之前,古人多采用砭石治病,所以一般认为,砭石是针的前身。由于砭石形制较粗钝,且所刺深度有限,难以形成复杂的操作方法,所以多用于砭刺血管放血,切开痈肿排脓等外治疗法。

在我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多伦旗以及河南新郑、淅川下王岗等地出土的医药文物中,均可见到新石器时期的砭石。如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枚经过磨制的石针,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石针。这根石针长4.5 cm,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另一端扁平有弧刃,刃部宽0.4 cm;中身四棱略扁,横断面呈矩形,可以容纳拇、食二指夹持。考古工作者与医史工作者鉴定,认为它是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1]。

此外,上世纪70年代,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浮雕画像石,其中有4幅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扁鹊行医图”。画像石以浮雕刻线,生动刻画了一个人面鸟身的形象,手持针形器物扬臂作针刺状,正在给患者治病。根据画像中所持治疗工具的形象不同,扁鹊行医图分为扁鹊砭刺图和扁鹊针刺图,即治疗工具分别为砭石与针。虽然其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当时针刺治病的情景,说明了在汉代砭石与针作为针刺工具已得到广泛应用。

1.2 骨针、陶针、金属针

除砭石外,古人还将动物骨骼、陶土等做成针刺工具。如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两枚新石器时期骨针,尖端锐利、针体光滑,在山东平阴县商周遗址中也出土了类似的骨针;在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两根灰黑色陶针,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也曾发现有古代陶针。骨针、陶针的材质在古代社会较为简便易取,制成针刺工具后在民间曾被广泛应用,其中陶针至今仍有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应用。

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金属工具的发明和运用,逐渐出现了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针刺工具,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不少这类针具。如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发现一枚战国时期的铜质砭针,长4.6 cm,一端为针尖,腰呈三棱形,一端为半圆状刃,形状似内蒙古头道洼出土的砭石。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葬于公元前113～公元前103年)出土了金医针4枚,银医针6枚。其中,金医针制作精细,保存完好,针体长6.5～6.9 cm,上端为方柱形的柄,比针身略粗,柄上有1个小孔,计有鍉针、锋针各1枚、毫针2枚;6枚银医针都残缺,无法辨认,有1根可能是员针。据研究,这批金银医针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述形制相似,属于两千年前遗留下来的“古九针”,可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针具实物。

2 早期针灸文献

2.1 马王堆、张家山简帛经脉文献

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张家山简帛经脉文献的出土为考察经络理论起源、针灸理论体系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史料,修正了原有的一些学术见解,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重写了早期针灸学术史。

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文献主要为《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甲本、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后3篇即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脉书》的文字基本完整,与马王堆帛书《阴阳》甲、乙两本内容完全符合(为丙本),为保存最全的不同传本[2]。

出土经脉文献之间也是存在差别的,《足臂》与《阴阳》所记载的经脉理论存在较大不同。从名称来看,《足臂》脉的命名包括足与臂、阴与阳两个方面,如足太阳脉、臂少阴脉等。《阴阳》脉的命名,足脉只以阴阳命名,手脉中的阴脉与《足臂》同,阳脉直接以具体部位命名,如“肩脉、耳脉、齿脉”。从循行来看,《足臂》所有的脉均从四肢走向头面躯干,《阴阳》中大部分脉的循行与之相同,只有2条脉从头身走向四肢。《足臂》循行的描述比《阴阳》更简略、笼统。从病候来看,《足臂》的病候以“其病”的形式表述,而《阴阳》则分为“是动则病”“其所产病”两种形式,且后者的病候数目要多于前者。

出土经脉文献所反映的早期经脉理论是较为朴素的,与临床实践紧密相关,尚处于经验积累、规律探索的阶段,各种经脉学说之间尚存在较大不同。将出土经脉理论与《灵枢·经脉》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经脉理论的演变历程是较为明显的。即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素养的提升,经脉理论与脏腑理论产生融合,形成《灵枢·经脉》,这标志着经脉理论体系化的完成。自此,经脉理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内上升为较高级别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范畴,与临床的关系反不如早期经脉理论那样密切。

2.2 和田《黄帝明堂经》残页

《黄帝明堂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腧穴专书,该书是针灸腧穴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约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间(公元前138年～公元106年),原书最晚在宋代以前就已经佚失。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Ermitage)博物馆藏有3片中国新疆和田出土的古卷子腧穴文献残页(编号为д00235、д00239、д03070)。旧题“针灸甲乙经”“医书”,经日本小曾户洋先生考证,确认为《黄帝明堂经》的一种古传本[3]。

2.3 武威医简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了一批医药简牍,据墓葬形制、葬品的分析,其年代当属东汉早期。这批简牍中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内容,论述了针灸治疗疾病、针灸禁忌、根据病情取用不同腧穴组成针灸处方、按施术先后,刺入不同深度,并采用不同的留针时间等,所记载的内容多未见于其他针灸著述,且腧穴名称、定位异于后世专著。此外,医简还论述了有关针灸禁忌与人生年龄各阶段的关系,详细规定了人生从一岁至百岁之中针灸禁忌的部位、器官和预后,以及针药禁忌的时间。

从内容来看,这些涉及针灸的简牍中有些内容是不见于《内经》的。如果说《内经》论述针灸的内容有不少是理论性的话,那么武威汉简则基本是对临床诊疗实践的记载。这些简牍对经脉内容基本没有涉及,而刺法、腧穴的内容论述较多,体例与后世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有相似之处,而《针灸甲乙经》中腧穴有关内容是皇甫谧撰著时引用《黄帝明堂经》的。通过武威汉代医简可以填补《内经》之后针灸学内容的发展空白。

2.4 敦煌文献

唐代很重视灸法,不但有专门从事灸法治病的灸师,而且还有一些专论灸法的著作。在甘肃敦煌县莫高窟千佛洞中发现的唐人写绘的针灸残卷,包括《灸法图》和《新集备急灸经》,二者是现存最早的绘有腧穴图谱的灸疗专著。

《灸法图》原卷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图书馆,编号为Stein6168及Stein6262。书中分段论述各类病症的名称、主治及其所应用的灸穴及壮数。每段文字之后,均绘有人体正面或背面的全身图。图上点记灸穴,图的左右两侧标以穴名(或部位名),文图相兼,亦无篇目及图名。各图的外形轮廓均相似,图中的穴位少则5、6穴,多则10余穴[4]。残卷各段的主治文字中,可以辨认的病症名近30种、所取穴名50余个。因其封藏于洞中一千多年未被发现,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穴名不见于现存历代针灸古籍中,这为研究唐以前灸法中腧穴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

《新集备急灸经》残卷,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2675,据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考证,该编号中包括了同一部书两种不同抄本的残卷,是作为普及用的通俗灸法图解著作,其刊刻年代至少要早于公元861年以前。

上述两残卷文图对照,简明通俗,具有唐代早期灸法的特点,反映了隋唐前后灸疗法的兴盛和对灸疗法的重视,它们的重新发现对于我们考察唐以前灸疗取穴、同名异穴等内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2.5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残碑

1965至1971年,北京在拆除明代的城墙时,陆续发现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残碑五方。各碑残缺程度不等,最长的一方长174 cm,分五栏刻书;三方长99～115 cm,残存刻书3栏;最短的一方长32 cm,残存刻书2栏。碑面周边及各栏之间皆有花草图案栏格。每栏之中,十六字为1行,因碑皆纵断,栏中之行数不明[5]。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成书于宋天圣年间(公元1026年),由针灸医家王惟一奉敕编撰而成,为便于长期保存及流传后世,便将其刻于石碑上,供当时针灸临床和教学之用。原书三卷早已亡佚,石刻残碑的发现为研究该书的原始面貌提供珍贵的资料。

3 早期经脉腧穴模型

1993年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木人模型,高28.1 cm,木胎,体表髹黑漆,裸体直立,手臂伸直,掌心向前,体表绘有纵形红色19条线,与经脉循行线类似,发掘者将之命名为“人体经脉漆雕”。作为与经脉内容相关的模型,它要比针灸铜人早千余年,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将漆雕上述红色线条与《灵枢·经脉》《足臂》《阴阳》三书记述经脉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相似之脉有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阳胆经。当然,它们也存在一些差异,各脉及支脉分布不尽相同。较之而言,漆雕缺少的是足三阴脉,而在背部中线多出督脉。且漆雕所绘各脉之间大多有交会联系,这与《足臂》《阴阳》经脉循行不同,而较似于《灵枢·经脉》。

从以上分析大体可知,经脉漆雕可能反映了早期不同的经脉学说,正如马王堆、张家山出土经脉文献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揭示了《灵枢·经脉》以前存在较为丰富的早期经脉学说。

此外,在河南省南阳医圣祠曾出土了一具东汉晚期制作的女形陶人,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陶人身高24 cm,胸宽7 cm,四肢己残缺,造型质朴,浑身遍布排列成行的数十个小孔。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小孔是针灸穴位,排列方式似按经络走行。但该陶人的进一步研究较少,还有待深入开展。

综上所述,针灸出土文物有针刺工具、文献、石刻以及模型,形式多样,涉及到了针灸经脉腧穴理论、治疗经验记载、操作器具等各个方面,从而大致勾勒出一部早期针灸发展史。伴随更多的考古成果和针灸文物出土,针灸的早期图景将会愈加清晰,这是针灸学术史研究的期待。

[1] 王雪苔.雪苔针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34.

[2] 赵京生.针灸经典理论阐释(修订本)[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3:5.

[3] 黄龙祥.中国针灸史图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603.

[4] 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5:126-127.

[5] 于柯.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J].考古,1972,(6):18.

R248.9

A

1005-0957(2011)05-0343-03

10.3969/j.issn.1005-0957.2011.05.343

张立剑(1956 - ),女,研究员

201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