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逐步蜕化变质。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并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汲取教训。

苏共;蜕化变质;苏联解体;原因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①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6页。自苏联解体以来，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的日子里，总结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及其根本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苏联解体原因中的“经济没有搞好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比较盛行。我们不赞成此说法。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一，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我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当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的范畴。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体现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根据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更不是直接原因。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全盘否定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结论﹔更不能把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进而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分析。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的确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说来，它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成绩是主要的，弊端是次要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而全盘否定这套管理体制机制。

第三，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的分析。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特别是适应苏联战时需要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需要的。但随着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探索。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同时，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在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的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的原因。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开挖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四，对人与体制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分析。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它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②《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1992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10页。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10页。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让我们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层面看看人与体制机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党内问题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一定的体制形成以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归根到底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因此，我们认为，苏共的最终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是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等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难逃干系。我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

第五，对西方提出并否定的“斯大林模式”的分析。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的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称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①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共和中共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于1953年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做法。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的。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他们在追究斯大林个人责任时，又往往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件大事上﹕一是斯大林中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二是肃反扩大化。有文章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我们认为，这两个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列宁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本想用最适合当时俄国国情的方法，尽可能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不同意作任何让步，不接受国家调节生产和监督生产，并很快发动了威胁苏维埃政权本身存在的残酷的国内战争。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者也与俄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说，资产阶级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②《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4、223页。因此，“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③《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4、223页。因此，苏维埃国家不得不实行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完全符合当时与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作斗争的实际，有力地维护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在反抗和撤退中，肆意破坏工厂﹑矿井﹑铁路运输﹑农具和农业建筑物，还赶走了牲畜，运走了粮食等。到1921年春，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十分不满，军队中也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在此情势下，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深刻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和探索，也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这对于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入口，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掌握大工业的前提下，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包括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过渡，其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指出，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政权，不仅要而且一定能够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因此，要认清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1921年，俄共(布)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恢复自由贸易，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条件下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十分重要的是，这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二是，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438、440 －441、462 页。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也不是主张无止境地退却。三是，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而决不是实行阶级调和﹑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策。列宁指出:“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②《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0、88页。四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要把握好方向，只有道路走得正，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他提出的对策是:“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③《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0、88页。“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④《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231页。“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⑤《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231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这些新探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形成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整体框架，从而为其它落后国家开辟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消除了外部强大敌人武力直接威胁之后所应该采取的普遍性政策。笔者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正是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视野上所说的。

苏联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形势严峻，特别是面临着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危险，这就要求苏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加强经济和国防实力。但就在此时，第一，苏联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衡。到1927年年底，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其中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到1927年底，国有大工业产值当年增加18%，占全部工业产值的86%。虽然整个农业的总产值也超过了战前，但从总体上说，农业产值增加缓慢，当年仅增加41%。⑥《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0－262页。农业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在1926－1927经济年度的总产值只等于1913年的95%。第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得农业商品率很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大地主经济被消灭，富农经济缩小，小的中农户和贫农户由一战前的1700万户迅速增加到1927年的2400万户。这些农户生产的粮食由战前的25亿普特增加到40亿普特，生活也明显好转。但他们运出农村的商品粮却只有11．1%。在一战前全国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26%，而在1926－1927年度只占13．3%。⑦《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438、440 －441、462 页。第三，富农对粮食采购的破坏。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恢复的几年内，富农在经济上壮大了，手中囤积了大批余粮，但他们拒绝按国家的固定价格出卖，进而进行“粮食罢工”，想以此引起苏联的国民经济危机。第四，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数的增加也迫切要求商品粮供给的增加。这种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农业实现集体化。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⑧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苏联的权威著作《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⑨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592页。这次代表大会认为，“广泛开展集体农庄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同时也明确指出，“农民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必须以劳动农民自愿为原则”。⑩《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438、440 －441、462 页。

1930年后，集体农庄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这一重大决策也是联共(布)领导集体决定的。这一运动是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经济的极度萧条，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的苏联引进各种技术、机器和设备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苏联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438、440 －441、462 页。工业的高速发展，要求农业发展与之相适应。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上完成集体化，但也慎重地考虑了各个边区、州和民族共和国的不同条件和农民对集体化的不同的准备程度。要求在有条件的发达的主要产粮区比如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区、伏尔加河下游区在1931年春季大体完成集体化。在其他不发达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其余各个边区和省、民族共和国，由于当地经济和社会政治情况的特点，预定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即1933年基本上完成集体化。①《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4页。这个决定还十分严肃地提醒要“反对任何用从上面‘发号施令’的办法来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做法”。②《社会主义苏联史(1917—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1月第1版，第439页。但决议还在刚刚贯彻时，党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赞成集体化的人的歪曲。苏联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加上有的人的歪曲和群众的误解，大量牲畜被宰杀、劳动人口逃亡，从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1930年2月底，苏共中央即采取多项措施立即纠正集体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和其它错误。中央还决定，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既肯定了“苏维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获得了重大胜利”，又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集体化过程中放弃“自愿原则”和“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用强力”甚至“已经有人试着用武力威胁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等手段去建立集体农庄的“愚蠢和反动”的做法，提醒“某些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③《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238－241页。以后，斯大林又在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上述现象，使农业集体化中的一些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应该说，“集体农庄运动”中确有错误，但这是由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作为党的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当然有其责任。但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归到斯大林一人身上，并说其中中央的所有有关决定都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则是很不公道的。

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④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9－470页。“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⑤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9－470页。

就肃反扩大化问题而言，这是个悲剧，令人痛心。但肃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原苏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要夸大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的数量，如2000万﹑2500万甚至4500－5000万。但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1941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64万多人。⑥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17、121页。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930－1950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为377万多人，其中被处决的为78万多人。⑦参见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17、121页。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⑧参见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76页。

稍有尊重历史的态度的人，都会承认斯大林时期的巨大成就。对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问题也要历史地看。就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而言，它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相当于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的巨大成就。当然，快速工业化的急迫性，带来了当时有些政策的强制性。

近些年，笔者在四次访俄期间，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它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由于人们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存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总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它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如果站在其它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国内资本对前苏联伪历史的撰写与出版发行都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2010年4月，笔者第四次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进行交谈，他说: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如雨后春笋，成万上千。但很多教科书是获得国外索罗斯、卡耐基、福特等等基金会资助的。写这类教科书的人已经在莫斯科郊外买了大别墅，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是他们伪造了历史，知道他们对苏联人民有罪，现在躲在别墅里不敢见人。这就是说，有的“历史学家”把撰写历史做成了聚敛财富的产业。这样的所谓“历史”，对一些人来说，确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这种打扮，也确是不能长久。

二是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有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 －90%。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任何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深化。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三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这样的结论，在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1．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2．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3．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上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的“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最终完全蜕化变质。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动。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苏共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这个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在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是事物的主要矛盾，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它矛盾分析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唯物辩证法认为:1．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中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2．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它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党内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导致党内出了问题。其次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它们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20大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影响，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在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涅日列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了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说苏联演变始自苏共党内的理论，那么，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都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的。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支付的高额工资等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而顽强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了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说:“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3页。恩格斯明确作出这样的判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③《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6页。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582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它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⑤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三百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四十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十万英镑。”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我们深信，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绝对不会长久沉寂。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巨大历史灾难，必将以俄罗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新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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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07－0005－09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后果(学术主持人:程恩富)·

主持人语:2011年4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2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越南、美国、德国、保加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等国家和中国50多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20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苏联解体原因”、“苏联解体后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三个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有:首先，赫鲁晓夫过度批判斯大林动摇了苏共统治的合法性和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思想混乱，给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趁之机，两者相互作用从思想上制造了苏联解体的隐患。其次，选拔使用干部没有始终遵循信仰优先的原则，导致很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这是苏联解体的组织方面的原因。最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政治原因(直接和主要原因)。而所谓的戈氏改革失控论、群众干部支持论、思想理论僵化论、计划经济失败论、军备竞赛拖垮论、生活水平低下论、民族政策失误论、宗教政策失误论、非社会主义论、体制必然论等观点，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片面性或错误。现从提交会议的论文和演讲稿中推荐以下五篇文章，供参考和继续探讨。

2011－05－23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