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月娥，孔凡立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俾斯麦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血宰相，其外交实践有着显著的俾斯麦式的特点。在他的领导下，近代德国实现了统一，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欧洲的均势与和平。但是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铁血政策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各邦各自为政。1862 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宰相，顺应历史的要求，开始实行逐步统一德意志的计划。他在上台之初即公开宣布：“德国不能寄希望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要寄希望于它的武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 年和1849 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1]这就是俾斯麦著名的铁血政策。

俾斯麦抓住当时国内外的有利时机，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的武力统一，即1864年的普奥与丹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俾斯麦把铁血政策付诸实践，并运用了一套成功的外交策略。

(二)大陆政策

德意志成立之后，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德意志帝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 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 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 ”[2]。所以，为了防止他国结成反德的同盟，德国要选择适当的国家与之结盟，以保护自己。俾斯麦推行的所谓“大陆政策”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大陆； 二是针对欧洲列强包括法、英、俄、奥等国的不同情况和突出矛盾采取不同的策略， 建立一系列旨在使德国占据优势的同盟体。

俾斯麦曾说过，在五个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局面是站在多数的那一边。在欧洲五强中，法国已经成为德国的夙敌，失去了外交弹性，所以对法国，主要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政策。英国在欧洲五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英国也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能够遏制法俄的力量，因此对英国主要采取友好的政策。但是英国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不愿与德国结盟。

俾斯麦在1873 年同俄奥两国组成第一个“三皇同盟”，后在柏林会议上由于俄国自身的目标没有达到，“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他与奥双边结盟让俄国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迫使俄国1881 年又加入“三皇同盟”。1882年，他又拉拢意大利加入普奥同盟，形成三国同盟。1881 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签订一项条约，罗马尼亚在1883 年通过一项秘密条约与德奥又组成三国同盟。俾斯麦操控着相抵触的几个同盟，并设法在灵活的运作过程中抵消固有的矛盾，成功维持了俄奥两个敌对盟国对德国的向心力，从而保持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他凭借这一繁复的联盟体系，既维持了欧洲的均势，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3]

二、俾斯麦外交政策的特点

法国机枢主教黎塞留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4]俾斯麦据此进行外交实践，推行铁血政策以及维持德意志地位的大陆政策，可以看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有如下特点：

(一)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观

身为容克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俾斯麦并没有地主阶级的狭隘思想，他自身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德意志国内四分五裂现状的现实主义主张，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主张。他认为： “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俾斯麦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无论我们的军队向谁开火——向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英国人或奥地利人也好，只要能向我证明，这是符合于健全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普鲁士政策的利益的，我就会同样感到满意”[2]。

1871 年以前, 俄国一直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柱。俾斯麦深知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巨大作用，如果普鲁士不设法使俄国对它保持友好的态度，它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看，1864 年的普奥与丹麦战争中，普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的立场：法国陷入它对墨西哥的冒险行动(1862—1867年)而不能自拔；英国正陷入爱尔兰反英民族事务和美国内战；奥地利因为不想让普鲁士独占胜利的桂冠，不得不同意采取联合行动；1864年, 俄国为报答普鲁士在1861 年帮助镇压波兰起义时的友谊，抽身退出争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鲁士对丹麦战争的成功。在后来的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俄国都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俾斯麦自己也承认，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方边境无后顾之忧。[5]

(二)务实机变，不拘于形式

俾斯麦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不为条约、承诺所束缚，最大限度维护德国的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在政治中按照原则行事的人如同一个嘴里横着木杆想过森林的人”,“治国艺术更多地建立在不受约束的纵横捭阖的战略上”。统一前他奉行不结盟原则，为德国外交争取比较大的回旋余地以免被条约所束缚。在统一过程中，他致力于打破维也纳均势体系，统一德国后却千方百计维持欧洲的均势。

以德奥建立同盟为例，早在1871 年夏天,奥国就曾试图争取和俾斯麦签定德奥同盟,但这个计划遭到俾斯麦的拒绝。他认为，若德国只同奥国结盟,会有引起俄法两国缔结反德同盟的危险。但时隔八年后, 逐渐强大的德国成为欧洲各国戒备的目标。德国在这种形势下保持自由外交是不可能的, 1879年，德奥同盟的建立正是俾斯麦在外交自由失去后的必然选择。这也反应了俾斯麦外交的务实机变，不拘一格。[6]

(三)均势思想

德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欧洲均势,俾斯麦所做的不是继续破坏欧洲的局势,而是竭力创造一个新的均势体系。它意味着德国必须从欧洲腹地设法维持冲突四伏的欧洲的平衡,在欧洲编织一张复杂的蜘蛛网,把除了法国以外的主要的列强都圈进这张网里面。这个新的体系不仅要孤立法国,而且要确保德国在《法兰克福条约》中获得的中欧大国地位。[6]

为此，俾斯麦认为：“必须阻止俄罗斯及奥地利加入与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他必须不让奥地利进攻俄罗斯,又要防止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他需要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能得罪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7]政策要求全方位地与列强建立友好关系，使普鲁士与列强的关系总是保持在比那些列强彼此之间还要密切，在这样的安排下，看似孤立的地位反而使普鲁士能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待价而沽”。“我努力争取的只是：我们任凭事态发展，不要放弃合适机会，在和平时期给各国内阁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和法国相处不坏，人们休想指望我们为反对法国而需要他们的援助，并因此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尊重，我们便能和任何人结成同盟。更符合我们利益的是：外国和德意志各宫廷有根据推测，在各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对付西方并需要建立同盟，甚至还可能需要援助以反对西方，即使上述各宫廷利用这种推测当作针对我们而采取的政治措施的基础。”[2]可以说,从1871—1878 年间,德国一直努力维护着欧洲脆弱的均势体系。[8]

三、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局限

俾斯麦筹建的欧洲外交体系是他外交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个庞大的外交体系使得德国统一，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维护了欧洲的秩序,稳定了欧洲的和平局面。但是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如法国和德国的矛盾不可调和，俄国于奥匈帝国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俄国和德国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两国在经济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显然是不符合俾斯麦的外交体系的。具体来讲，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包含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俾斯麦外交思想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征。在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决，其外交政策是俾斯麦式的，个人特征鲜明。他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却没有将其政策制度化，其后继者不能玩弄如此高超的外交技巧，使德国被迫落入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以及普鲁士的机会分析得十分透彻。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纪之久，却依然岿然屹立。但他的失策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构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可惜这很难办到，而且德国的专制体制也不利于此。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德国成功的种子，也埋下了德国20世纪悲剧的伏笔。[7]

第二，俾斯麦片面强调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忽视国家间的合作。俾斯麦相信，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是常态，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合作。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完全为另一个大国服务，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的友谊往往是柏拉图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建立在利益的短暂一致上，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是在俾斯麦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合作才能产生共赢。俾斯麦用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执行国家政策，在后来已经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俄德的关系上，尽管在俾斯麦执政期间，对俄国采取拉拢的政策，但是俄德在经济上的矛盾还是越来越激化。因为俾斯麦为了维护普鲁士的经济利益，必须为德国商品和德国资本打开通往俄国市场的道路。俄国和德国实质上开展了一场经济斗争，这同俾斯麦的政策背道而驰，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防止俄国和德国发生真正的战争。俾斯麦的外交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迫在眉睫的冲突，但是仅仅是缓和而已，却没有消除根本矛盾。

凭借“铁血政策”以及“大陆政策”，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以及德国统一后的帝国时代, 施展其高超的外交技艺,维持了德国在“均势”状态中的优势地位, 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这些使俾斯麦成为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俾斯麦式的外交政策由于自身存在的局限，逐渐成为德国发展的桎梏。

[参考文献]

[1]刘宗绪.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298.

[2]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

[3]周庆建.刚柔相济的政治艺术——浅析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J].法制与社会,2008(11).

[4]承庆昌.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77-82.

[5]尹秀芝，李嘉.俾斯麦忠君爱国强权务实的政治个性对德意志统一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0(1).

[6]王晓强.从德奥同盟的建立看俾斯麦的外交特点[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 .

[7]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8]Northedge F S ,Grieve M J. A Hundred Ye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London:Duckworth,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