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3）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é，1901-1991）对日常生活进行性别研究，对空间中的女性体验有敏锐的分析。

一、女性与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一个人成为男人还是女人，不仅是通过基因的变化并在子宫内完成的，而且是通过日常的零散的事件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性、惰性、无意识性和庸俗化，导致人们对它的忽略，又因其持久性导致人们对它的无奈和热爱。相较而言，男人通常能超越日常生活，而女人则往往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对琐屑的日常生活既无奈又热爱，她们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列斐伏尔认为，尽管日常生活对女性产生着巨大压力，但日常生活仍然为女性提供了幻想和欲望，提供了声讨和反抗，提供了在官僚系统化之外新的竞技场；妇女既承载着日常生活最沉重的负担，又最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是一种异化。“日常生活最沉重地压在妇女的身上。很可能她们能够从相反的情形中获益，但这个负担仍然在她们肩上，一些妇女因特定的、令人腻烦的物质而陷入困境，其他妇女逃入假装，对周围环境闭上了眼睛，陷入泥潭并简单地无视它；她们有自己的替代品，她们就是替代品；她们抱怨——男人、人类的状况、生活、诸神和上帝——但是她们总是靠谱；她们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和牺牲品或者客体和替代品（美丽、女性气质、时尚等），按成本算替代品是繁盛的。同样，她们既是商品和商品的象征（如在广告中，她们作为裸体和微笑的象征而出现）的购买者也是消费者。由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这是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一个特殊部分——所以她们不可能理解日常生活。自动化与妇女如此成功相处，因为这些（时尚、房子和家等）对她们非常重要，尽管——或者因为她们的‘自发性’”。［1］73列斐伏尔经常说的一句名言是：“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无意识”，从非常世俗精明的家庭妇女到清高务虚的知识分子，皆是“身在庐山而不识其真面目”，都不假思索地把日常生活视为一个习以为常的、合理的、物质的世界。列斐伏尔认为，对日常生活最为敏感的是家庭主妇，因为日常生活加在妇女身上的包袱最为沉重，她们必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琐事。然而，她们虽然在日常生活琐事上非常精明，但由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模糊的，所以她们不可能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日常生活的真相。“列斐伏尔论证日常生活对女性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加深远，……女性在家工作，在家使用技术工具、消费广告中的产品，消遣最新的生活风格杂志或浪漫主义小说。她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遭遇异化，但又被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潜在地忽视。……列斐伏尔论证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尽管作为一种重要而有趣的对女性异化的分析，但它仍然是在哲学层面而不是具体的社会学层面上。”［2］117如果说妇女是不堪忍受“日常生活之沉重”的代表，那么青少年和学生则是“生活之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典型，“青少年和学生倒是乐于介入日常生活，但常常担心受日常生活的束缚。他们是通过父母懵懂日常生活的”［3］73-74，他们涉世不深，不理解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消费对女性扮演着魔鬼和解放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消费对女性形成了压抑和控制，使其在性别客体化中丧失体能；另一方面，消费又不能完全被理性化所承载，为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欲望保留了一种自发的意识，因此也就潜藏着反抗和希望。通过女性气质和在女性气质中获得快乐的意识形态只是消费意识形态（通过消费获得快乐）和技术意识形态（女性掌握快乐的技术）的另一种形式，但是有些事物更有吸引力。妇女不仅承受日常的负担，而且最容易受到日常的需求的影响，也对日常的需求最缺乏抵抗力。在漫长的父权制统治历史中，促仄的生存条件造成女性思维在整体上的狭隘、简陋，难以超越艰难的现实生存条件去追问生命的形而上意义，总是作为男性视阈中的自然存在物而在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上沉浮，难以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自为的群体。女性缺乏自为意识的精神贫乏，又造成男性在追问生命诗意、追寻历史理性过程中的精神寂寞。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女人的献身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抽象的观念，而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指向一种时间性的、似乎一点一滴的东西。男人的性生活看起来似乎强烈得多，其实追女人不过只是男性生活因素中的一种，容易激动的性感觉不过是生命的部分功能；对于女人恰恰相反，性生活是生活因素本身，性感觉是生命的整体。从性感觉上讲，女人需要的是具体的男人，男人需要的只是抽象的女人——所以，在性行为方面，男人觉得只要对方是女人就可以，而女人却要看对方是哪一个男人。

列斐伏尔认为，男女平等问题不只是宏观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只是存在于公开的性别歧视，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无意识。日常的政治化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坚持强调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观点的有先见之明的将来的回声。只有从日常生活关注男女平等、实现日常生活的变革，才能使男女平等成为现实。妇女运动比工人运动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如果说写《日常生活批判》的计划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改造生活”的计划；那么，随着年代的消逝，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最明显、最突出的事例是妇女运动，它比其他任何运动都重视“日常”，把“日常”看作是衡量改造的首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当然发展得快。列斐伏尔认为，宗教虽有歧视妇女的历史，但宗教不等于压迫，妇女解放运动不应该抛弃宗教，而应该将其性歧视的麸皮与其具有解放作用的麦粒区别开来。列斐伏尔把反抗理想寄托于黑人、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等边缘群体的反叛之上，认为这些人能够颠覆种族或性别差异符码，因而要比仍在政治经济学符码中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更激进、更具颠覆性。尽管日常生活对女性产生着巨大压力，也为女性提供了幻想、欲望、声讨和反抗，妇女的抗争的基本特征是“各种表述笨拙、无的放矢的要求”。［1］92列斐伏尔把妇女的对于贫困、“受压制的欲望”和“无穷无尽的需求”方面的“深厚的造诣”和“妇女的权力”——“受到压制和破坏的，它是历史和社会‘目标’，但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主体’和基础”——作了一个比照。［1］35在这里，妇女不仅被赋予与日常相关的批判意识，而且还被看作是改变日常的历史斗争的动因。一方面，通过使他自己和作为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保持距离，他可以尝试着满足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许把女性主义看作是从真正的革命事业中的撤离；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研究日常生活的辩证方法的逻辑应该暗示出，妇女既是异化最为深重的个体，同时又是这种异化最积极的抵制者。

二、女性与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女性与周期性的时间（自然的节奏）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女性具有一种先天的抵抗系统化的能力，“通过培育她自身的感觉和知觉，她因此不再被她自身的异化而限制。作为赋予个性的人类能够假设‘功能’没有被淘汰通过他们，能够超越时间，能够飞越时间同时创造一个新的时间，这个女人是现代性的一个非常的克服，尽管它仍然是不可靠的、有局限的和难以理解的（甚至被女人们自己）。这种新女性给予我们希望对于‘现代性’。”［3］152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空间，每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都依赖一个支持活动的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在使用空间，从饮食的器皿到居住房屋、从工作的场所到周边的环境，空间几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是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空间形式借性别的主导性与国家强化的家庭生活来实现和形成，打上来自被剥削阶级、被压迫的主体以及被统治的妇女反抗的烙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性别特征的，空间建构和再现的性别关系、地位是典型的隐性歧视，空间以男性的需要和要求为主。女性像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始终处于空间的组织、规划和建造的边缘状态。女性空间的边缘化从公共空间、家庭空间的分布、位置、功能中反映出来。公、私领域（男性支配的生产活动场所等公共领域与主要由女性支配的再生产活动场所之私人领域之间的空间）的区分成为性别空间的主要差异，公共空间趋于男性化、商品化。公共空间（如公共汽车、公共厕所）更多考虑的是男性的要求和需要，其男性化特征较明显，对女性使用者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家庭空间、住宅空间的大小也以男性的需求为标准，气派的大客厅与狭小的厨房形成对比。对于女性来说，夜晚就意味着恐惧，她们害怕晚上单独出行；而男性则将夜间看作是放松和狂欢的空间，男性有支配空间的霸权。空间体现了男性中心、忽视女性的倾向。在空间上技术理性占主导，空间的女性特质被压缩，绝大多数的女性屈就于男性做主的空间，空间的使用方式或形态常以男性的意见为主，呈现出以男性为主体的空间特色。女性随着男性（父亲、丈夫或儿子）迁移，离开自己熟悉的空间，在流转的空间中充满不安与不确定感，更容易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充满了象征，充满了种族主义、父权制，是生产、再生产、剥削、统治及服从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空间存在于性和主体性中，存在于从最为地方性的到最为全球性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之中；空间包含围绕着家庭的想象、知识，包括亲属关系与人伦的认知；空间实践是主体透过实践（包括设计空间、习惯性和逾越式地使用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演）去生产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再现，是知识转化成实际的权力关系的场所，从生活空间的架构、配置及安排，可以判读出空间中的每个人的身分、地位及尊卑程度。公共空间是自我表演的前台，住宅是自我表演的后台。在空间中，突显父权、男尊女卑对女性权力的压抑，扭曲显而易见。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空间的安排是以父权的考量做主轴，女儿在家中只是个次要的角色，回到家彷佛只是过客，这样的空间配置常使女性失去安定感，对原生家庭容易失去认同感与向心力。父权家庭的家长利用空间的使用权与经营权来巩固刻板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使妇女成为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者。家的空间对男性而言是休息以及休闲的场所，住宅规划主要为了满足男性的各种需要而分化为各种空间，对女性权利是忽略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中处于不利地位，女性在家通常是主要的劳动者，住宅俨然就是妇女的劳动场所。列斐伏尔以妇女居住空间为出发点，探讨住宅空间的意义建构、住宅空间如何反映与形塑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借空间的改造转化既有的性别关系。列斐伏尔指出，妇女事实上常处在父权制的、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中，妇女即使在号称最温馨的家中，也要遵守男性所定的生活规范，接受男性的权威和控制，忍受很多的不悦及压力；家的空间通常按照男性的空间需要而安排，妇女常常不能拥有对住宅空间的掌控权，不能改变按照男权逻辑所安排的空间配置。女性因为家庭的责任，往往为了子女放弃自我主体的需求或牺牲自己想要的空间。虽然现代女性拥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并在生活、美学、情感方面享有优先权；但传统所赋予女性的某些角色并没有离开，女性要负责照顾孩子、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同时又要在职场中扮演好社会的角色。于是，女性就在传统母爱与想要拥有完整的自我、成就感的抉择之间煎熬。在列斐伏尔看来，女性被迫放弃空间权力，成为没有空间主张与所有权的纯粹使用者，女性负责全家居住空间的维持，使用住宅的空间与时间多于男性；可是女性在家里却很难找到属于自己、可以独处的空间，女性奔忙于住宅中的各个空间之间，看似全都在她的掌控中，却没有一个可以独自冥想与沉思的角落，被视为女性空间的厨房、卧房，也只是再生产的空间。列斐伏尔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密切，他看到了男性权力或“阳物的暴行”（phallic brutality）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空间上的铭刻，他批判男性至上空间，将这种空间描述为“视觉-几何-阳物的空间”，认为女性主义（feminism）以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为出发点，检视一切社会现象与关系的性别意涵（包括各种尺度和面向的空间议题，如住宅、交通等）。列斐伏尔关切女人在“社会-空间”里的劣势处境，主张借知识与行动的结合来改变这种处境，以弥合男女因自然属性而引发的社会空间不平等。

女权的争取与人权相关。人权不在的地方，女人很难有自己真正的权利；而当女人被罢黜缺席时，人权也将不复存在。女权是人权的一部份，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女权不可能单独存在，应该把建立女权扩大到建立人权。仅仅争取女权，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也很有限。女性要在空间分配上获得与男性的平等，关键在于空间建构必须与性别差异相联系，让空间更加多元化和人性化，摈弃大男子主义立场，不以男性主宰为原则或标准。列斐伏尔的女性观激发了众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女性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

［1］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71.

［2］St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

［3］Henri Lefebvre.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