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屾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与政治心理研究

王 屾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在《韩非子》与先秦时期儒、墨、道及其他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君臣关系中“君”的定位有着相对明确的论述。以“君”对“法、术、势”的应用，可透过君反观臣。《韩非子》中赋予“臣”的角色定位，即“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由于“臣”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而“臣”在担任不同角色时又会分别运用“法、术、势”中的一项来处理自己处在各个角色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因此，透过《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也可进一步探究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与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

《韩非子》；君臣关系；臣的角色定位；政治心理学

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君臣关系”论述，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一般研究认为，儒家主张君臣关系应以礼义为基础，在臣子忠君的同时，君也应以礼待臣，达到君臣和谐；墨家主张君与臣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但并不是忌谈君臣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复杂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其实无感情可言，只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应以“无为”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在各家代表中，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提出君主应综合运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和统御臣民，并应用“赏”、“罚”二柄来御臣，防止臣下做奸。由于韩非的理论更具有政治学特色，所以相对而言韩非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似乎更透彻，也更细致。从政治心理学方面来讲，与“君”一样同样作为政治人物的“臣”，在一定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君复杂得多。因此，要想全面分析先秦诸子关于君臣关系的内容，并进一步深入论述君臣关系在社会环境中的深刻含义，便应该从君和臣两方面入手，以为接近事实真相的必要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中君臣关系及《韩非子》中“君”的论述，由“君”观“臣”，进而分析“臣”在扮演不同角色时的不同表现和特性，在此基础上拟进一步深入分析、求解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与心理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臣的角色定位”溯源：先秦诸子君臣关系

在论述“臣的角色定位”之前，首先要对其来源做一简要梳理。察其端始，“臣”的定位应始于“君”，而“君”的定位则始于先秦诸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论述。道、儒、墨、法各家所言及其思想特征，使得他们对君臣关系以及君臣地位状况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解释，而他们的不同解释，又恰恰反映了君臣定位的变化状况和最终结果。

道家强调“无为”境界，并加以应用。“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1］232“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2］91无为就是顺从自然之意，老庄思想中的无为应用到君臣关系中就演化为顺应时事处理君臣关系，使君臣原则归于自然。不宁唯是，老子还主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165，“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1］92强调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君主反而应卑弱自持，低调谦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柔弱胜刚强并“几于道”［1］31。儒家从“礼”出发，对君臣关系进行过系统分析。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为国以礼”［3］119。因此，礼也可以作为衡量标准，来对君和臣的关系加以判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30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用臣要守礼，臣对君要尽忠。这便是孔子对于君臣关系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以“礼”为准则处理君臣关系，使君臣之间趋于平和。君与臣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平等性。但另一方面，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荀子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则提出了“贵贱有等”［4］178的思想，强调了君的地位，并指出臣应忠心事君，顺从君主意愿。臣子对君主要“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4］232。因此说，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既反映了君臣地位的一定程度平等性，又专门强调臣对君的服从，使君的地位愈发得到凸显。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成为其处理君臣关系的关键要素。“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5］152在墨子看来，臣与君地位存在平等的条件，但君臣之间更多的是等级的差别。“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5］288墨子将兼爱的思想融入其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中，在兼爱尚贤价值的遮蔽下，君的地位反而变得十分突出。真正使君臣关系中“君”的定位得以稳固的是法家思想对于君臣关系的解释。与此同时“臣”的定位也随之确立下来。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主张人情论。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6］98。“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6］263同样，人情论也可以在君臣关系中得以实践。“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6］24因此，在韩非看来，君臣之间只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所以君与臣必须严格划定界限，为了确定君的决定性地位，就必须严防臣变，就要求君要综合运用法、术、势来御臣。这也正是“君”的定位得以稳固的原则所在。但我们应注意的是，君与臣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即“君即君，臣即臣”，但处在臣群中的“臣”的角色定位却容易发生多元变化。而《韩非子》中关于君臣关系以及君的定位的论述，从另一角度讲，正是对“臣”的角色定位变化的准确解读。君用法术势，臣自有对策。同时，在层层臣下体系中，上一级臣与下一级甚至下几级臣之间，又无可避免地会发生角色转变，这使臣的定位问题反而变得十分复杂和难以应对。

在先秦诸子思想体系中，君臣关系的主体是君，客体是臣。“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7］554，“君以若名者也”［5］465。各家的君臣观显示，君臣关系经历过一个由不明晰到清晰，由平等到差别强调的演变过程。其中，君主地位的主体性获得普通的强调，而《韩非子》不仅明确地点明了君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君推及臣，借对君的具体论述和对君权的细致分析，来说明当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臣的角色反而难以确定的悖反性事实。即：永远的臣子，君臣双重角色和永远的君主。

二、《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

相对于君所拥有的唯一绝对性和至高无上地位，臣反而失去了其角色的单一性。他可能会扮演多重角色，并同时应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处理它在扮演不同角色时的复杂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做一名臣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角色定位：君臣关系中的“永远的臣子”；臣臣关系中的“似君似臣，君臣双重角色”和臣属关系中的“永远的君主”。而“臣”在担任不同角色时又会分别运用“法、术、势”中的一项来处理自己处在各个角色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

当“臣”处于君臣关系中时，“臣”要做一名“永远的臣子”。这点可以从韩非对人主的要求反观得知。“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6］240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6］159韩非子要求人主要固权势于己手，隐利器于身后，要握权不放，实则也是在指出，作为人臣，应明晰事理，应懂得为臣之道，要做到人主之前，绝对服从，人主之后，要能行下属事，不能越权，要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臣的位置上。此正所谓“治不逾官，虽知不言”［6］380。否则，人主示利器于臣前之际，也是臣有危险之时。那么，在处理君臣关系中，臣子应把握哪种原理，应注意做到哪些方面，来赢得君的赏识和提拔，并得以安全地为君所用，自身利益又最大程度上能得以实现？《韩非子》中所提到的“法”，正是臣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所应把握的最佳原理。

何谓“法”？“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君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6］397“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8］101在法家思想中，“法”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统御臣下的利器。但在君统御臣下的同时，对于臣子而言，也反过来用“法”来修身自保。具体来说，当臣处于“永远的臣子”地位时，臣子便应适时守法。要时刻使自己处在“法”所约束同时又保护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安全地为君之臣。但仅仅守法，对于一个臣子来说，仍然不足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6］84真正明智的臣子，应在守法的同时，懂得用法。而这里所说的“法”，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概念上的扩展，即在“法”的范围中应用各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为人臣者，首先应有主见，要为君的决策服务。“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於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4］250其次应尽能力做事，时刻表现出对君的忠心，同时努力修身，来赢得君的喜爱。“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6］138“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6］124人主处于高位，最怕的就是臣的不忠，而在此时，臣子如果尽力做事，忠心耿耿，而又做得恰到好处，那臣子就会得到君主的赏识和提拔，臣子的未来也将不可限量。最后，臣子还应做到揣摩君意，和谐处理关系。“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6］48韩非特别指出人主应注意防止臣下窥其心理，揣摩君意。但反之作为臣子，揣度君主心理，则是实现自己目的，处理好君臣关系的必要手段。故为人臣者，不可不知君心，不可不晓君意。

综合来看，在“臣”处理君臣关系时，其核心是在“法”的约束与保护下，运用迂回委婉之术，既在表面实现了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又在实质层面真正达到臣自己的目的。《韩非子》中对君的要求，也同时为臣处理君臣关系提供了恰当的解释。

当“臣”被置身于他的下属关系中时，“臣”则需做一名“永远的君主”。韩非在其著述中强调君主应重势，应注意把握治权。“贤人而诎於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6］388这正是突出肯定了势的作用。同样作为臣子，在处理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时，也要以“君”的标准为准绳，重势、守势、用势，维护自身权威，以君之心态对待僚属，这样才能巩固自己在属下与君心中的地位。

具体说来，在处理“臣”的臣属关系时，臣应将自身位置锁定在“君”的位置上，以君的身份待臣。在这种情况下，韩非对君的规定，完全适用于“臣”化为其下属之“君”的各种场合。首先要做到恩威并举，赏罚分明。“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於臣矣。”［6］40“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6］460同时也应注意赏罚适度，不可过誉。“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6］124其次作为领导应明察秋毫，果断决策。“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6］423在对属下的观察中，做出相应的决策，并提高自身的决断力。“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6］321但在察属决策时，又要尤其注意不要凡事均事必躬亲，否则会适得其反。慎子《民杂》篇有云：“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6］36第三，对于僚属要选贤任能，人尽其才。“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於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於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於名。”［6］27同时，对属下应“试以官职，课其攻伐。”这样，属下“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6］34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讎法则可也。”［6］34最后，作为一级臣子，对待下属要明辨是非，要注意身边人的行为，其核心就是要制御属下。这就要求“臣”要防止身边人做奸，“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6］83要“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6］309要及早杜绝属下作奸的苗头。只有“臣”做到“是非辐辏，上不与构”［6］47，才能够真正实现高高在上的“势”，来统御下属。

当臣处于臣臣关系中时，臣的角色定位是最为复杂的，归结起来可称之为“似君似臣，君臣双重角色”。即：在对待同僚时，应“以君心威之，以臣事处之”。也正是因为此种角色的双重性，故笔者之前文章关于君君心理的论述与本部分臣臣心理多有暗合之处。那么怎样能够使臣自身在对待同僚时合理而又不为人察觉地应用这一思想呢？这就要求“臣”要懂术，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6］397韩非所说的“术”有两种含义。一是君主根据人的才能而授官，然后用“循名责实”的办法来考核臣属的能力，据以行赏施罚的一种手段。二是“术”是君主“藏于胸中”、“潜御群臣”的一种权术。这里所讲的术显然指后者，即权术的应用。相比于臣在君臣关系中的永远下属地位和在臣属关系中的永远上级地位，在与同僚的交往过程中，“臣”要时而为君，时而为臣，要懂得上下协调，要综合运用“术”来与同僚们相处，要懂得杂糅之道。这里也可归结为“威而不严，宽而不弱，和而不同，谦而不懦。”

在“为君”时，要“威而不严，宽而不弱”。“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4］292在与同僚相处时，应选择道德之威，应从精神层面，从自身德行上对臣僚产生威慑，使同僚们对你产生畏惧，但这种畏惧又不是“暴察之威”和“狂妄之威”所能达到的，其实质上应是你自身的人格魅力对于同僚们的深刻影响。此亦所谓“威而不严”。至于“宽而不弱”，则“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渺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4］158宽和对待同僚，但同时又加以威势，则同僚莫有不向心者也。

“为臣”时，要“和而不同，谦而不懦。”这里所要“臣”注意的核心是与众相和，但又有自己特色，否则不能为君所赏识、提拔；谦虚谨慎，但又不要显得懦弱，否则易为同僚欺侮。“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4］152人臣之间相处，必然要有地位的差别和见解的不统一。因此，“臣”与同僚在“君”面前要做到“和而不同”，要善于和合处事，不轻易否定别人观点又有自己的见解，而“臣”与同僚在下属面前则应做到“谦而不懦”，要始终给下属以平易、亲近、谦和的感觉，但同时又要有原则不示懦。这对臣处理好三层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处理臣臣关系中还应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即：严防同僚中出现不利于己的朋党关系；对待什么条件都不能使他满足的同僚应采取必要措施。“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6］50“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6］28这些都集中强调了朋党对于国家的危害。同样，同僚们形成不利于己的朋党对于臣自身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因此，“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6］400对于此类朋党，作为“臣”，应努力从思想、言论和行为上阻止它的产生，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对于“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6］311的同僚，则应尽快除之，因为他的存在比朋党还要可怕，对于臣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危害。

可以看出，“臣”的角色定位在不同的关系体系中有着不同体现。所以说，臣在应用法、术、势的同时，其核心最主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道，力成君子，防范小人。而由“臣”的角色定位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政治人物心理变化与“角色转化”的内在联系。

三、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变化与“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

由《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得出：由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的变化可以导致政治人物角色的转换，而政治人物角色转换又进一步促进其心理的变化。这也正是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角色转换与心理变化所产生的必然内在联系。政治人物的政治情感和动机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的，是其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和外部刺激下的情感和动机更有着极大的差别。而韩非对于人性的精辟论断，则恰恰揭示了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即韩非认为：“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盖人之性惟知趋利避害，故惟利害可以驱使之。”［9］162人情好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即“人各以自私自为的本性而相互交易”。［10］619政治人物同样如此。当在交易的过程中，出现没有满足其自身获得私利或某个团体获得利益的目的时，政治人物的情感和动机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的则是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也即《韩非子》中“臣”的三种角色定位。

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韩非的论证体系中，当政治人物的获利心理没有得到满足时所导致的政治动机和情感的变化所带来的角色转换，又会引发政治人物进一步的心理变化，即在其自身获利的基础上希求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平衡，表现为政治人物心理上对于自身的调节和对他人的揣度，而其实质仍然是如何获得最大利益。人“皆自私自利，皆挟自为心，互用计算之心以相待。”［9］162“每个人对于别人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把追求个人的利益看成是人的行为基础。”［11］420韩非由此也总结出：“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6］51在韩非看来，政治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变化作用下，来完成自己的根本政治任务，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也正是角色转换所带来的直接心理变化。但角色转换与心理变化之间也并非“顺利转变”，当心理状况没有得到角色带来的满足时，当自身获利的目的没有达到时，就会引发角色冲突，这其中就包括个人内部冲突、角色内部冲突和角色之间冲突。“政治人物个人的感受、态度、价值观与其角色相互抵触就会发生个人内部冲突；个人角色群的成员，对个人如何扮演该角色缺乏一致性意见时，则会产生角色内部冲突。”［12］173从韩非所持论点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冲突都可以内化为政治情感剧烈变化的一种体现。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治人物角色之间冲突则可看做是政治动机变化的表现形式。因此综合来说，政治人物的角色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因其心理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出现不同的状况。当政治人物在同时担当多个角色出现多重冲突时，就要求政治人物自身发挥极强的协调能力，合理解决问题，化解冲突。而这种状况在《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论述中，就表现为臣应用“法、术、势”，以多种角度来具体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因此也可以说，“臣”对“法、术、势”的应用，对于政治人物处理所处政治环境中复杂多变的关系是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君臣关系，不仅以君为主，亦可以臣为纲。虽然在先秦诸子体系中，君为主体，臣为客体，且“君主是社会秩序的象征”［13］。但因为在大多数条件下，政治人物自身更多扮演的是臣的角色，所以《韩非子》中对于君及君臣关系的论述即可同样理解为对于“臣”的角色定位的一种把握。当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由于“臣”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臣在扮演不同角色时又分别应用“法、术、势”来处理角色转换时的关系。而“臣”对“法、术、势”的应用又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变化与角色转化的内在联系，因此说，《韩非子》中“臣”角色定位的界定和分析，对于研究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是有着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的。

［1］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吴毓江，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0］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2］王科．政治心理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3］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纲要——共识视域中政治价值与政治措施的有机融合［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39．

The Research of the Position of the Role an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Liegeman”in Han Feizi

WANG Sh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rough the exposition of the Lord's application of“Fa，Shu，Shi”in the Han Feizi，this article strives hard to retroact to the“Liegeman”via the“Lord”，systematically expatiates the role of“Liegeman”in the Han Feizi，when the“Lord”is in“absolute status”in a relatively environment，so that the“Liegeman”in which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 will have three different roles．However，while the“Liegeman”plays different roles，he will respectively manages one of“Fa，Shu，Shi”to deal with the various roles a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contradictions．

Han Feizi；relations between“Lord”and“Liegeman”；the position of the Lord's role；political psychology

K225

A

1001－6201（2011）05－0052－05

2011－02－23

王屾（198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团委教师。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