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晨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江苏 泰州 225300）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社会权力的主张，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用“女性主义”代替“女权主义”提法，含有侧重争取男女之间文化与精神平等的考虑在内，同时也减弱了“激进女权”的西方色彩。

为什么会出现女权主义批评呢？上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为争取黑人在政治、社会、教育和法律等方面与白人的平等权利和地位，与男性一样积极投入到民权运动中。但在运动中女性却普遍受到男性同志的歧视，于是她们愤起为反抗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而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同时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妇女们同样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她们纷纷建立妇女组织，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女权主义批评。

一、女权主义批评产生的背景

女权主义批评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以1920—1928年美英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为达到高潮的标志。6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政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这次妇女解放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次女权运动已超越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一名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样界定，以及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它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显然，这次女权运动的深广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女权主义批评应运而生。

二、女权主义批评产生的影响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出现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在经典作品中与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人们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从而使人们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看待万事万物（包括看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此以后，人们不可能再回到女性的声音遭到忽视的时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

就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而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有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Virgina Woolf）就妇女与小说发表过文章（最负盛名的是《自己的一间屋》（A Roomof One’s Own）。然而，那时有关妇女的突出问题仍是教育、就业之类，因此伍尔夫对女性文学批评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展开。但她的论著被奉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r）于1948年发表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所以女性是“第二性”，而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原因在于女性经济上不能独立。她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女权主义思想与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年代，女权运动在西方开始风起云涌。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st My stique），首次抨击了西方传统中男权笔下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并指出：妇女运动的任务就是既要揭露男子编织软弱且言听计从的女人的神话的目的，又要掀起一个为解放妇女而奋斗的运动。60年代中后期，西方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十分激进的主张，要求彻底改变现存的世界，这种主张被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而到了70年代中期，“激进的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政治浪潮中诞生的 “新女权主义”（New Feminism），它从具体的政治运动走向整体的文化批判，并开始研究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到了80年代，女权批评进入理论研究阶段，开始与文化和思想意识联系起来，因此又被称为“文化的女权主义”。它主要强调要把妇女从所谓的“男性价值”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然后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其目的则是改变妇女的形象。到80年代中叶以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百花争放的局面，已没有一个统一或一致的学派，似乎成了一个松散的运动，其主要类型有：社会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符号—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女性同性恋的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女权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心。

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20世纪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中见到。同时一批个性鲜明、反抗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马的玛格丽特，福楼拜的爱玛，易卜生的娜拉等在世界文库中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有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刘慧英的 《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 《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 《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 《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除此之外，女权主义思想对艺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真正影响舞蹈这门特殊艺术的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女性观点。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镜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是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

用女性视点看舞蹈及其所表现的意义，从女性的心理及思维去表现舞蹈，使一些舞者进行了有意识的创作。最早由玛莎·格雷姆创作的《悲歌》就是一个从女性心理和视角象征女性的经典作品。作为一种对女性悲哀的描绘，格雷姆的舞蹈表现是隐喻的。她突出了女性的情感倾向，使观众了解到“紧身衣壳”带给女性的束缚，反抗并控诉男权思想和文化体系。

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是女权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电影最鲜明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制约。譬如，好莱坞的经典电影通过特有的修辞手段，使女性的视觉形象成为色情的消费对象。因此，女权电影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的主流电影，特别是通过对好莱坞经典电影模式的视听语言的解构式批判，来揭露其意识形态深层的反女性本质。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较著名的文本有庄士顿的《女性电影作为抗衡的电影》，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密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罗拉蒂斯的《爱丽丝不》，等等。这些著作都执意用不同的方法破译好莱坞电影的影像符码，揭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

三、女权主义批评的局限性

女权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去除其“剩余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因此它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1.对男性的拒斥。

传统上，女权主义批评家只关注妇女作家。而当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坚信她们作为妇女的经验是她们作为读者对作品进行权威性评价的一种渊源，因此她们重新估价为人们所推崇或被人们所忽视的作品。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批评中极其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甚至强调女性对“女性经验”的专有权。所以，女权主义批评家在反对男性文化的同时，始终拒斥男性，其结果是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均反对男性进入女权主义批评，并对“越过雷区”者予以反击。因为她们从根本上怀疑男性参与的真诚与可能的公平性。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澳大利亚批评家肯·鲁思文（K.K.Ruthven）自认为写作了第一部女权主义批评的著作《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引论》（1984），但却不被女权主义者所接受与承认，他甚至被戏称为 “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讥讽他对妇女的同情为假慈悲。肯·鲁思文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攻击男性作家的性歧视；其次是集中研究妇女写作的特殊性；最后则以一般理论为最大兴趣所在。而肖瓦尔特则提出女权批评的发展过程是：早期集中在暴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症；其后是发现妇女自己的文学；第三阶段则要求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概念领域，即修正传统的、男性化的理论假设。应该说，这二者除了文字表述上有出入外，其意义与内涵大同小异。虽然这说明了女权主义反抗男性意识、确立女性独立意识的思想，但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女权主义者批评家对男性的排斥。

2.“女权”式独立只能算是女性独立运动中的“改良行为”，不能称之为女性“自觉”的革命行为。

读过《简·爱》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成长经历很是相似，作者是一位对人类充满爱心，对女性充满信心，迷恋浪漫高尚的爱情的女人，特别是在与男性相处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与男性和解而非对抗的女性，甚至在小说中还反映出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盼及对男性的依赖，颇有一点“小鸟依人”的非女性独立的意味。但是，仔细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难发现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社会、男权政治和男性文化下的附属品，不但没有生存独立，而且没有人格独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家庭女教师，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是一位职业女性，这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已经是相当的激进了，当时的英国女性基本上不参加社会工作，过的常常是寄生于男性的封闭式的家庭生活。但是，从她对男主人公的感情生活的极端依赖中，不难发现她作为女性心理的不成熟。尽管她对男性的依赖已经超脱了世俗的物质性依赖，没有男主人公，她的物质生活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但是，在精神情感上，她是无法离开男主人公的。因此，小说中所主张的女性独立，并不是与男性对抗的“女权”式独立。最多只能算是女性独立运动中的“改良行为”，完全不能称之为女性“自觉”的革命行为。因此，有研究者得出结论：“夏洛蒂不是社会学家，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她清醒地看到，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弊端，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制度本身。不过她认为，社会制度问题只能由哲学家、政治家们去思考，去解决，不是她所能过问的。她也不是女权主义者，她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要求，主要关系到就业、受教育、婚姻家庭等方面，从未涉及妇女参政问题。”

3.“男性统治论”。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促成了男权文化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为什么没有出现男权主义批评呢？有，但理论家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或建立男权批评。为什么？没有必要。纵观文艺理论发展史，可以说，从文艺理论源头看起，几乎所有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形成都是从男性角度出发而提出的。这种说法不仅指大多数文艺理论家都是男性，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带有男性视角的理论观点。这些男性视角的文艺理论从发源起就一直统治着理论界，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再提出男权批评理论了。

以上是我对女权主义批评思想的一些感想。诚然，大部分观点很激进，甚至极端，因为我本身是极其拥护女权主义的，不能说是女权主义者，因为我对它了解得不多、不深，还没有自称是女权主义者，但这些都是我直接、本质的想法。我相信，女权主义是支持我及其他众多有志女性成功生存的巨大力量。

［1］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及其影响.湘潭大学，2001.

［2］陆道夫，满素洁.论贫困与简·爱的人格发展.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1）.

［3］莫文斌，罗艳.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