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立勤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街子、集市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历史悠久，它的形成是和云南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息息相关，是在满足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地区集市功能各异，类型多样。我仅从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角度探析商品集市贸易的类型。

一、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对商品集市贸易类型的影响

（一）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为云南的商品集市类型形成打下基础。

清雍正初年至道光末年1723-1850年，开始大规模地经营开发西南，其中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和乾嘉年间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开发高潮，对云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推行“改土归流”，调整生产关系，适应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次，开荒屯田，吸引汉族移民。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5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清政府支持云南当地民族和汉族移民开垦荒地，州、县发给印票，开垦土地“永为己业”。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38统计：到嘉庆十七年云南田地已达93151顷，是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田地数的5倍多。再次，农产品、手工业品、矿业发展，逐步商品化。云南的茶叶，草药，酒、盐、矿产资源开发等逐步进入市场。另外，随着清政府承认西南地区民间贸易的合法性，海运开禁，逐步改善云南交通状况，云南商品市场功能类型逐步显现。

（二）清政府对云南地区铜、锡矿开发，提升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清朝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增大。对于官府来说，鼓铸是获利之业，但在顺治以后，原料成本增加，致使鼓铸之息日减，同时，乾隆以前，铸币多用洋铜，到乾隆年间，“洋铜空缺”，因此开辟新的铸币原料——铜矿便成为市场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清监察御史包祚永上奏 “鼓铸之关系甚重……惟需滇铜鼓铸”，滇铜正式纳入皇朝开发范围。铜业成为云南区域经济主导性产业，主要满足国内商品流通，清政府限制铜矿向外销售。到清末，中国大门被打开，云南经济主导性产业锡业走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之蒙自和蔓耗等地的开埠，云南矿产资源的市场指向，开始由内向型区域经济指向转为外向型的经济指向，资源型集市形成，大大提升了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二、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贸易集市类型

（一）以民族节日为特征的节日集会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喜庆的节日聚会之时，伴随有物资交流活动，商品交易规模盛大，集市分布在各民族的集聚区，尤其是职业商人卷入其中，以节日为平台的集会交易，这类集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气息。例如：一年一度节日集会型集市，有三月龙王会、七月骡马会，而最出名的是大理三月街，即观音市，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集各省之货，历代累更，此市不变，“相传观音入大理，教人捐佩刀，读儒书，明忠孝五常之性，故人于是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也”。民族节日摆市，形成节日集市。集市除了节日的喜庆氛围外，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展示和物资交流活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据记载，大理白族的三月街，“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吴罗蜀锦纷成来，红者珊瑚白者玉……，喧嚣如展上河图”［11］。说明云南大理三月街节日集会贸易的景象十分壮观，节日型集市贸易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有无的作用，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集市。

（二）以土特产为大宗形成的专业型集市贸易。

早在明代，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专业化已经出现。《滇略》记载：“滇人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形成许多专业化固定市场，到了清代集市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并具有一定规模。例如：丽江的骡马会和鹤庆的松桂会就是专业型集市，据《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一》记载：“丽江骡马会，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气候温和，山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畅盛，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小数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远出境者居十之七八。”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下来，鹤庆松桂会也是专营马匹的集市。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云南的白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就形成了专业性的茶马市场，经营销售凤庆茶叶，清末，丽江地区出现专营茶叶的商号“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并形成自己的品牌，远销西藏、缅甸，在叙府（今四川宜宾）、重庆、汉口和上海设立分号。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销售的专业化程度已很高，每年仅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就有驮马300至500匹到西双版纳赶集运茶，销往西藏的茶叶达3000担。《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记载：楚雄滴酒、鹤庆干酒、蒙自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产量高，销量大，具有专业化特点。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通海专卖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阿迷州（今开远市）专卖红糖。

（三）以经济较发达地区形成的定期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农村有：街子、场、摆、市、镇、集、街市和街镇等定期集市交易的习惯，大多数地区习惯将赶集称为赶街子，街子分布很广，而且定期赶街，从市场的发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定期市场，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一是定期市，二是常市。定期集市的特点：周期短，市场容量大。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坝区赶街，各民族经营者多为半农半商。例如：滇池、洱海周边坝区、山区、半山区这类集市很有代表性，有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滇池地区“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云南农村定期集市各地区不统一，有每月赶一集或者二集，有的六日一集、四日一集、三日一集。随着云南经济发展街期呈逐步缩短趋势。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李京《云南志略》说：“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幕而罢，金齿白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3］这就是当时农村定期集市的情况，各地区定期集市已约定俗成。

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集市，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11］常市从市场经济角度考察是一种进步，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的体现，同时常市的出现与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反映各民族对商品的需求量加大。

（四）以交通要道为基础形成的集散型集市贸易。

云南民族地区有许多交通要道，像“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越铁路等都形成过一些著名商品集散地。

首先，保山板桥街又名青龙街，系西南丝绸古道上进入保山坝的第一个集散型集市。自西汉随蜀身毒道（即中印古通道）发展形成市场以来，这里逐步成为中印古道通往永昌（今保山）的重要门户及驿站，店铺客栈和居民集中之地。据记载：“清代，随着交通改善和内地贸易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板桥街集市发展，其经济地位提升，成为区域性商品加工集散中心。每逢甲己五日一街，赶街入市人达到3万多人，为迤西一大集市。”

其次，因茶叶这一地方特色产品，使茶马古道延伸到地理位置并无优势的凤庆，促进凤庆发展成为顺宁府驻地，古道沿线的商业集镇。根据记载：“这条通道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将凤庆与大理、下关、丽江连接起来，各地茶商沿茶马古道进驻顺宁采购毛茶，沿途有供马帮歇息的马站，比较有名的新村、金马、鲁史等，马站所在地自然地成为集市贸易的场所。”［6］边疆重镇普洱和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盛极一时，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当时普洱茶的销售路线有三条：“其一以普洱为集散地，由滇西的巍山、腾冲、喜洲用马帮运往下关集中，再转运至四川泸州、叙府、重庆、成都和转运到西藏、西康销售；其二，由勐海至打洛，一路至泰国曼谷，一路到印度新德里，一路到马来亚、新加坡；其三，易武茶叶由马帮驮至老挝丰沙里，再转运至河内，由火车运至海防上船，远销南洋一带”。

最后，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锡矿成为西方工业的重要原料，大锡的出口量增加，据统计，蒙自开关后个旧的锡业获得发展，“光绪三十年，锡的年产量由立关次年1315吨增至3413吨”［13］。 滇越铁路通车后，宣统二年产量提高到6000吨，法国殖民者通过滇越铁路加大殖民掠夺，大批的洋货，如机械设备、电机、煤油，洋布、洋伞、洋火、洋帽、洋烟等输入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锡矿及土特产品输往海外，滇越铁路沿线个碧段，市场非常活跃，蒙自、碧色寨、个旧成为洋货及当地土特产品的集散地，

（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地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滇中、滇西、滇南盐业开采十分兴旺，盐的开采是当地政府重要财税来源，所以政府支持盐业开采，民众多以采盐代耕，产地型集市贸易形成。这种产地型集市贸易有两个特征，一是依靠当地自然资源，生产具有单一性，需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二是商贩往来频繁，有固定的商品市场，该地区既是商品的生产地，又是产品的销售地。

以滇中地区、滇南地区为例。滇中是云南传统的盐业开采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因盐业生产而兴起的市镇主要是白井、黑井、安宁等。白井(即石羊古镇)自汉代开发，唐代扩建，元代设官，明清时达到极盛，清代时，形成了“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的繁荣景象，因而既是滇中的财富之区，又是方圆数十里的商品交易中心地。据《滇南志略》卷六，白井地区“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乾隆《白盐井志》也云：“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可见正是由于盐业的发展才促使产地型集市贸易的形成。

滇南地区。滇南地区的盐井是清代开始大规模开发，其生产格局是清代奠定的，这一地区因盐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市镇主要是磨黑镇。据“《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卷七十二、《新纂云南通志·盐务考三》卷四十九记载，磨黑井是雍正初期开采的。在清中期以前，磨黑是默默无闻的。到清末，磨黑盐产量已发展到722万斤，居全省第二，成为滇南食盐交易中心，同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1］。

以上五种类型基本反映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集市的状况，当然，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例外，和内地比较，这里地处高原，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较低，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少数闭塞的、比较原始的民族地区，直到清朝末还没有集市。

［1］方国瑜.云南地方史（下）：212，213，214，230.

［2］杨志玲.明清时期云南茶业经济探析.思想战线，2008，2.

［3］尤中.云南民族史：33，106.

［4］周红杰.云南普洱茶.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4.

［5］肖正伟.西南丝绸古道的著名集市.云南日报，2003，（第3版）.

［6］陈开心.茶叶发展和茶马古道对顺宁（今凤庆）影响.云南日报，2003，（第3版）.

［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

［8］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9］秦树才.云岭金江话货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10］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11］方慧，文史哲.清代前期西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日报，2002，10，（第3版）.

［12］赵铨.云南大理地区的近代集市.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04.

［13］个旧锡业志，1999.

［14］蒙自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