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敏 彭 薇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

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可见，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强调游侠的侠义慷慨，一个强调游侠的不守法纪。

二、游侠精神内涵和地位认识不同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有名的游侠，其中以朱家、郭解为描述重点，比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到年长之后“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司马迁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侠义之人。《史记》一书，我觉得太史公对侠义精神的赞扬和追求是贯穿全书始末的。除了《游侠列传》中所提到的几位人物外，司马迁同样也把笔墨和目光投向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而不论这些人是否被“成王败寇”的社会主流所认同。为报知己之恩、出走刺秦王的荆轲，垓下被围、乌江自刎的霸王项羽，等等，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股高于世俗的侠义精神，有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且将这一切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司马迁笔下绝大部分的“游侠”都是失败者，仿佛他们的“失败”见证着更悲怆的执著和坚持——宁为玉碎，他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完成。因此，司马迁心中的“侠”必定包含着对世俗荣华的不耻与不屑。这是司马迁对游侠的一种膜拜和期盼。

班固则不然。班固在他的《汉书·游侠传》中，开篇就言：“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完完整整地道出了一个正统儒家史官的思想主张——重秩序、重礼法。班固认为自战国游侠之风盛起，“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将游侠视之为封建伦理等级制度的大敌。而班固为《游侠传》所著的楼户的传记，在我看来则全无游侠的豪迈之风，反而风度谦和，“论议常依名节”，一派名士风流。而后所叙陈遵、原涉等人，也不再全然是乡野之士，唯一与前文中人物相仿的，也不过是一句“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这类游侠与司马迁笔下游侠相比较而言，实在是缺乏侠的气概，而更像是市井流氓。

司马迁心目中的游侠精神，到班固笔下全变成残忍好杀、越级犯上的代名词，实在是相去甚远。

三、立传目的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是司马迁表现自己的理想道德、激烈批判统治者的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现实社会太黑暗，忠奸不分、是非莫辨、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司马迁在文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在这个告状无门的世道上，除了游侠，还有谁能给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民伸张正义呢？他选取朱家等人作为游侠的代表，正是想以他们“急人所难、舍己为人”这些特点来讽刺和揭露当时汉朝上流社会世态炎凉、卑鄙自私的现象，以及发泄对伪善儒者的不满。司马迁在朱家传中着重写了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称赞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在郭解传中称道他的“借交报仇”和“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歌颂游侠，正是和批判汉代上流社会的道德面貌相表里的。

而与司马迁相反，班固所看重的却是游侠触犯封建法网的一面，他为游侠立传完全是为了维护礼法，向统治者建言警示。他认为游侠的产生，源自社会礼法制度的缺失：周朝礼法完备，所以游侠还未出现；战国时期礼法大乱，游侠阶层便在礼法失序的状况下出现并壮大起来，班固对此非常不满，将四公子全列为“鸡鸣狗盗”之辈；至汉朝，游侠之风大盛，班固依然将此与礼法的破坏联系起来，并疾呼：“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主张必须由明智的君主统治，充分认识到游侠的危害，用礼法制度来加以匡正，从而根除游侠之风。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立游侠传，是为了宣扬游侠的精神，从而达到涤清社会污浊的目的；而班固为游侠立传，则全然是为了禁游侠，让世上不再有游侠。

四、分歧原因

产生以上分歧的原因，和各自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倾向息息相关。司马迁身处汉武帝统治的西汉王朝，连年征伐、苛捐杂税使社会一片凋敝，严刑峻法、酷吏政治更使得民众战战兢兢、苦不堪言。在这样一个人人自保的社会环境里，独立自由、傲然物外、除暴安良的侠客就显得特别可贵和有吸引力。此外，汉初黄老之风盛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③，他的思想是倾向于黄老之道的，也正因为家学渊源，司马迁的思想中仍保留了阴阳、墨、名、法、道等各家的内涵，因此对于“侠”这种非儒非法亦非道的“无党派人士”，他可以做到相对客观地评价。再者，司马迁曾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少年傲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④二十岁的这场漫游影响了司马迁不拘泥于世故的人格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说出这样雄奇之言的人，才有可能会摒弃世俗眼光，为游侠高歌立说。最后，司马迁本身也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受害的一分子，为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理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游侠对于他而言，是拯救苦难的英雄，也是敢于反抗专制压迫的人格楷模。

再看班固。班固生活在兴盛的明章二帝时期，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西汉末年动乱的时代，应该承认，秩序和等级在当时远远重于自由豪迈的浪漫主义，因此班固不可能在 《游侠传》中鼓励一班不受理法的狂徒到处逍遥任侠，他在《汉书》中流露出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心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至东汉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撼动，且班固出身儒学世家，班固的父亲班彪撰著《史记后传》时，就表现出了对《史记》游侠和货殖等部分的批判，班固受其父的影响极深，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在“游侠”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而从“崇侠”到“抑侠”的转变，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问题，从而对司马迁和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有较全面的理解。

注 释：

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②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③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323.

④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司马迁著.顾长安整理.史记全本（下）.北方联合出版传媒，2009.

［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五至卷九五）.中华书局.

［3］郑权中选讲.史记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5］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史学月刊，2003，6.

［6］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王立，刘卫英编.中国古代侠义复仇史料萃编.齐鲁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