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百善孝为先，百德孝为首，百教孝为始，孝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之一，被中华文明奠基时期的儒家创始者孔子称为“至德要道”。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在其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中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1］相反，孝道在中国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的强化而得以继续发展和保存。对中国文化不无偏见的黑格尔，有一句话倒是切中肯綮：“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2］孝道文化为什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它为什么深深地植根于历朝历代人的思想之中呢？为什么又能成为古代宗法社会政治的伦理基础呢？对此，我们仅从自然环境方面加以分析。

一、封闭而优越的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使上古先民早已形成了安土重迁、“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保守观念，这是孝观念得以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

人类的精神生活及精神产品，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孝道观念的产生同样如此。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气候温暖湿润，自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先民们的生活环境即如《庄子·秋水》中那个寓言里的河伯那样，大海防于东南，雪山屏于西，大漠戈壁绝于北。震旦古盆地天然地成为一个与其他地方隔绝的人文地理单元。这种隔绝的情形，直到公元1世纪初才稍有改变，但也只是有个别人历尽艰难越过了西部和南部的天然屏障而已。这种与外界隔绝的优渥的地理环境，生长出了一类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

中华民族栖息的这块东亚大陆，可谓地大物博，为我们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使得人们无须辗转劳顿便能求得生存。但是从另一角度而言，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恰恰又构成了发展的障碍。因为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很早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农业生活，形成极强的安土重迁观念。人们的理想生活图式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背井离乡被视为不得已的悲剧。这种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时空观念得不到足够的拓展。这样，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文明的传递主要是纵向的承继，而很少横向交流吸收。这是初民对拥有较多生产、生活经验的老者尊重的环境因素，也是孝道观念产生的自然基础。

二、早熟而繁盛的农业，促使社会产品出现一定的剩余，这为养老、尊老及孝观念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农业考古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国原始农业的分布极其广泛，北起内蒙古东部、辽河流域，南到云桂大地，东到山东半岛，西到渭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出现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的旱作农业是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公元前6100—5000年）和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公元前6100—5600年）为代表。南方的水稻农业是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 （公元前6500—5500年）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公元前5200—4200年）为代表。从这些原始农业遗址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农业已达到相当水平。与此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上古先人的精神世界也已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与游牧民族“贵壮健，贱老弱”的社会风俗不同，农业文明的优势恰恰在于，她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持续不断的食物资源，提供了供养老人所必需的剩余劳动产品。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养老”的传统。《礼记·王制》篇对此多有述及：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侯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国老”即有爵位的老人，“庶老”即普通百姓中的老人。《礼记·王制》篇的这段记述很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有虞氏至夏、商、周，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养老、尚齿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和发展，但四代“养老”、“尚齿”的传统却是以一贯之的，直到孟子还把“齿”与“爵”、“德”并称为三“达尊”。法律也对八九十岁的老人网开一面：“虽有罪，不加刑焉。”［3］这种群体行为规范是孕育孝观念的重要的民族心理土壤。但它与纵向经验传授为特征的农耕生产方式下提供的稳定、持续的生活来源是分不开的。

三、从群体生存、发展的角度讲，尊老、养老也是农耕生产的内在要求。

古代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事实上，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大量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在上古时期，岁时节律、天象气候的变化，没有什么工具、仪器去测度把握，只能依赖劳动者经验的积累，阅历的增长。有没有丰富的农时农事经验，对于农业收成的丰歉多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那样的社会中，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长都相当缓慢，这就逐渐形成了一家之长在生产与生活中的绝对的权威地位、核心地位。对经验的尊崇，就自然地转变为对掌握经验之人的尊崇，具体表现为恪守传统与祖先崇拜的合二为一，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恰恰是孝道观念得以产生的根本机制。

所以，在农业社会，老人既是德的楷模，更是智的化身。后辈敬重和爱戴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长者，年轻者服从、侍奉老年人，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祖先的崇拜，就是人类自身对于历久以来的劳动经验的崇拜。”［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经验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事实上，传统思维方式中，人们总是“向后看”，留恋、美化过去，按旧规矩、老道道行事，其根源正在于农业文明的特殊性。《尚书·盘庚上》反复申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便是农耕文明在精神领域的反映。

进而，当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时，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家庭的大事项，自然而然要由父亲、祖父或曾祖父来决定。对有生产经验的长者的遵从，对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服从，内化为心理情感和道德准则，便是“孝”。所以，就由氏族群体的尊老进而衍生出父权制下的孝亲这一点而言，尊老养老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本源的意义。

《礼记·乡饮酒礼》：“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历代统治阶级深明此道，无不把尊老、养老作为推行孝道、治国安邦的有效手段，这种传统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对祖先崇拜及孝道观念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四、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使社会秩序构建的元规则——血缘原则得以长期存在，它为孝道观念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长期、安全的避难所。

恪守传统与祖先崇拜现象在世界各民族文明之初都存在，但为什么只有中国才发展出完备的孝道体系并成为一种文化呢？显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即中国农耕文明中的血缘秩序原则。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商业贸易虽在局部、短期有过兴旺的情形，但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内陆贸易虽有过短暂的繁荣，但海上贸易从未繁荣过。中国的近海邻国，也没有靠商业贸易立国的国家。这就使对氏族血缘原则起到极大破坏作用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充分扎根的土壤。这种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社会，其对血缘纽带的执著在世界文化中是相当少见的，这注定了中国的农耕经济与其他文化体系中的农耕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经济细胞上的根本性区别：西方是个体、庄园，中国是宗族、家庭。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产生将血缘情感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的情感方式。尤其是西周宗法制度的确定，把血缘关系上升为组织社会、结构国家的根本所在，这就为孝的实施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优越而封闭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早熟；在这个一以贯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环境下，聚族而居、集体劳作、自给自足成为必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原则成为社会秩序构建的首要原则，这一切是孝道观念孳生、蔓长的重要基础。

［1］［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0.

［2］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32.

［3］礼记·曲礼上.

［4］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