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彦斌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区域性文化史如何写
——《辽宁文化通史》主编札记①

曲彦斌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当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转型之际，如何撰写中国的地域文化史？可谓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鲜、确需深入思考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诸如此类具体探讨如何编撰区域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还不多，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笔者主持编撰《辽宁文化通史》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谈一点经验性心得，抛砖引玉，供研究参考。

地域文化史；编撰；理论；实践

有文章就区域文化史的研究与编撰，提出了几个“值得我们去深层次地思考”的问题，认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只能将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引入歧途”。那就是，地方文化史研究的泛化、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弱化、地方文化史研究的边缘化、地方文化史研究的非历史化和地方文化史研究的政治化等5个问题②张齐政《对当前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可以说，这是关涉区域文化史理论研究与编撰实践的基本问题。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当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转型之际，如何撰写中国的地域文化史，可谓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鲜、确需深入思考的课题。然而，迄今为止，诸如此类具体探讨如何编撰区域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还不多，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

在此，且就笔者主持编撰《辽宁文化通史》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谈一点经验性心得，抛砖引玉，供研究参考。

一、关于区域性文化史

相对“断代史”而言的“通史”，是以“通古今之变”为旨而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主要史书体式之一。在中国史学史上，中国的通史，当以《史记》为源头。编纂区域性通史，与编纂地方志一样，都是中国重要的史学传统。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因此，欲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或仍然存在的地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地方文化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挖掘，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地方文化研究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不断升温，全国大范围地编纂地方志，以及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人们在关注宏观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地方文化领域。

一般说，区域性文化史是研究一个地区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科学。有学者具体提出“地方文化史也可称为地域文化史或区域文化史,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专史,是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它的研究既可以寻求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共同轨迹,也可以找出各个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差异和各自的特性”③张齐政《对当前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顾名思义，《辽宁文化通史》是辽宁的区域文化史。就辽宁而言，历年特别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愈发表明，辽宁地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地域特征颇强的发展轨迹。“辽宁文化发展史”研究，一直是全省上下都十分关注的直接关系建设“文化强省”的前沿性重大课题，也是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多年来主要的导向性课题之一。特别是前辈与时贤对辽宁区域文化史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辽宁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编撰《辽宁文化通史》提供了可能。因而，编撰《辽宁文化通史》，是在对全省历史文化进行重新科学解读的基础上振兴与提升地域文化的至关重要而又非常紧迫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二、值得借鉴的几部地方文化史

为编撰《辽宁文化通史》，我们特别注意借鉴了《安徽文化史》、《上海文化通史》和《齐鲁文化史》等各地已经问世的几部地方文化史。例如，洋洋206万字的《安徽文化史》，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张海鹏先生主编的国内首部大型区域文化通史，它的问世填补了中国文化史没有区域性通史的空白。《安徽文化史》由安徽省委、省政府作为当时的重大科研究项目于1996年启动编纂工作，组织多名专家学者通力协作历时5年完成，2001年正式出版。为充分发掘、系统整理、全面介绍安徽历史文化，《安徽文化史》采用通史编写体例，分为3卷9篇56章，分别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史学、新闻出版等。在纵向上，从在安徽发现的目前亚洲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写到民国时期安徽近现代文化；横向上，涉及诸多领域，阐述了安徽境内自古以来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诸种文化现象以及皖籍和非皖籍人士在安徽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揭示了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全书抓住了安徽历史文化具有的延续性、交融性、多样性、早生晚熟以及突出的“通变”精神，详细剖析和描述了安徽文化这一颇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系统，并论证了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对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光明日报》2001年5月22日报道）

又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上海文化通史》。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日益提高，上海历史、上海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部以上海文化为专题的第一部大型史书，分上、下两卷，179万字，除引言和后记外，全书分作城市、建筑、园林、饮食、服饰、器用、语言、礼仪、习俗、新闻、出版、博物、教育、学术、宗教、城乡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商业文化等20篇。规模宏大，涵盖面广，资料丰富，脉络清晰，全景式地展现着这个新兴的大都市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下走向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轨迹，被媒体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和较高学术质量的上海文化百科全书 （见 《光明日报》2002年2月6日）。关于如何编写《上海文化通史》，主编陈伯海先生在引言中谈到，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把各种文化现象综合起来考察，写一部总体的、跨门类的文化发展史；二是分门别类地梳理上海的文化现象，写成多门类相集合的文化史。前一种做法的好处是对上海文化的整体严谨有明晰的勾画，视点高，把握全面，利于显示历史的深度，但难度也大，处理纷繁的现象容易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各门类的线索亦时隐时现，断续相间。相反，后一种做法可以把各类文化样式的历史轨迹较具体而完整地展示出来，但相互间联系和整体性概括不免有所欠缺”。《上海文化通史》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之所以这样，陈先生的想法在于，“既有避难趋易的意向（门类研究已有积累，综合概括方刚起步），更考虑到作为较早问世的文化通史，当以现象梳理为要，理论概括次之。所以本书只在引言部分对上海文化的总体进程、基本性能、历史经验稍加叙说，以表明我们的观点、主体部分则全然按门类编排，俾读者掌握更多的感性材料。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首肯。”云云，足见用心良苦。

再如《齐鲁文化通史》，洋洋八卷，350多万字，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山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历时4年完成，中华书局于2005年1月出版。该书既汇集和吸取了50年来学术界研究齐鲁文化的成果，又突出原始资料的运用，强调学术的创新性，还补充了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在北京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一些学者指出，这部《齐鲁文化通史》资料翔实、内容厚重，理论上关注学术前沿问题，学术性强，不仅从思想文化上，而且从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领域研究齐鲁文化在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既展现了齐鲁文化自身的特点，也兼顾到齐鲁文化与华夏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动关系；有一种走出山东看中国的宏观视野。《齐鲁文化通史》作为大型的地域文化通史，不仅弥补了某些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之处，而且对于地域文化史如何写，也作出了可喜的探索，解决了一些理论问题。例如，齐文化与鲁文化各为一系统。齐为海洋文化,鲁为内陆文化。从起源到发展是两个因素。海洋文化开放,想得多,大九州、小九州、五德终始为齐文化。五德终始讲运,所以统治者不太喜欢。墨子文化也是受压的。过去讲齐鲁文化,主要讲鲁,今后是否放宽一些?把齐文化的研究发展一些，不使齐文化被内陆文化给吞没了。

三、关于《辽宁文化通史》基本编撰体例和作者的思考

那么，《辽宁文化通史》该怎么编写呢？在参考、借鉴各地文化通史的内容结构、编撰体例以及规模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编委会的一再讨论，我们基本达成了几点共识。

关于《辽宁文化通史》的基本编撰体例和作者，我们的主体思路是：

（一）按编年体为总的纵向线索；以有关文化史的具体分类为横向线索。确定从先秦至当代文化（即从上古到20世纪末），按断代分作先秦卷、秦汉卷、魏晋隋唐卷、辽金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包括总卷在内共计九卷。

（二）采用“通史体”与“断代专题”相结合的记述方式。各卷的总体结构以“编年体”为总纲，同时各卷在具体内容上又参照“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对事件、事物和重要历史人物设专题记述的综合性写法。

（三）主要涵盖的基本内容，即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以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范畴，包括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经济文化、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城市园林、社会生活等较大的文化背景，按照编年的历史线索分类撰写。除卷首导言概略综述辽宁历史文化源流和传承外，各个专题的内容主要为：城市建筑园林、饮食服饰器用、语言、礼仪习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博物、教育、学术、宗教、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电影、城乡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等，力求通过不同的专题，分别廓清并记述辽宁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为了解我省的文化历史基本源流脉络和发展历程提供参考。

（四）在编撰时力求注意做到：第一，内容全面，资料翔实；第二，注意“不厚古薄今，也不以今代古”的原则，力求体例新颖，有点有面，顾及历史的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和全面性；第三，在文体上，根据史料的不同特点，灵活地作出安排；第四，行文采用语体文，注意文字清晰流畅、语言生动活泼，可读性强，不仅可以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也有利于历史文献的普及。同时，全书配有数百幅精致得体的插图，力求做到文图并茂。

（五）关于作者的遴选。唐代史官刘知几曾提出，史学家必须兼备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换言之，就是要求史学家要具备必要的历史知识、历史见解以及研究能力与表述技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强调，治史者要具备实史德、史学、史实和史才“四要素”。因为“，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至于“史才”，则是“专门讲作史的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因为“，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治史谈何容易，遴选作者亦非易事。比较理想的各卷作者，应是对所承担撰写内容学有专长、能与本人学术研究方向相结合并有自己见解、始终关注该领域学术前沿对研究现状有所把握的学者。其撰写的过程能够就平素积累和关注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有所深化或有新的创见，使撰写与专门研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可以说，编委会是以此思路来遴选作者的，邀请了这样一些学有专长、身为某一领域（特别是断代地方史专家）的学者担任各卷撰写人或主编。同时，为确保《辽宁文化通史》成书的质量，主编另外聘请了数位业务精湛的资深专家，担任本书各卷的最后审订工作。

（六）统一体例规范而允许有个性存疑不同见解。由于全书由多位学者合作而成，有的专卷（如近代卷和现代卷）由多位作者合著，各位作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不一，难免有存疑或与通常不一样的见解，对一些读者来讲，也不失其参考价值，甚至还可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统一体例规范的同时，尊重作者发表学界共识以外的一得之见或存疑意见，统一置于页下脚注，供读者参考。

四、关于编著《辽宁文化通史》的基本学术思想和力求形成的特点

（一）充分体现地方的人文历史特点，也是地域性文化通史最基本的原则。

《辽宁文化通史》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充分反映辽宁历史文化中的民族性特征。辽宁地区历史上有过许多少数民族，如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她们在历史上曾经先后建立了几个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政权（如三燕、辽、金）和具有全国意义的统一王朝——清朝，从春秋以后直到清代，辽宁地区的文化衍生主要便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其间的活动，因此，反映满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便是辽宁文化通史的重要内容。从体例上说，九卷本《辽宁文化通史》都贯穿着这一重要写作特点，这是辽宁省的文化通史区别于其他省区文化通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立足辽宁，观照东北乃至全国。在中国文化之河流淌过程中，辽宁地域文化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支流，渐渐汇入其主脉，没有被湮没,也没有干涸，以其独有的魅力，显示了自己的风采，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编写中注意辽宁地方文化史与中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充分吸收当今最前沿的辽宁文化研究成果，充分展现辽宁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辽宁文化通史》既是辽宁地方文化史，又直接关系东北边疆史，这是由辽宁在全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辽宁地处东北亚要冲，是我国联接太平洋区域的重要通道，向北可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接近，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历史文化的继承上考察，中朝、中日、中俄关系及其文化影响悠久、深远且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地理上的诸多复杂性。因此，客观反映辽宁地域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及作为东北边疆文化的特征便成为辽宁地方文化通史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跳跃过一时难以取得共识的学术争论，客观反映辽宁河、海文化史实。

关于辽宁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称谓，叫“辽河文化”还是叫“辽海文化”，可以说，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这个争论，既是辽宁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绕不过的现实问题。不过，我认为就历史事物而言的学术探讨、学术争论，是需要时间的，甚至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受到着眼点、视点的差异，历史文献的发掘、发现的制约，许多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成共识。“五四”以来有关包括国学问题在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长达半个多世纪,反反复复，甚至回归到问题的原点重新再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历史并不等这些学术争论完全统一了认识、达成了共识之后再起步前进。同样，《辽宁文化通史》也不可能等这些学术争论完全统一了认识、达成了共识之后再动笔。就此，借鉴《齐鲁文化通史》既关注内陆文化又关注到海洋文化的做法，《辽宁文化通史》在注重属于内陆文化的辽河文化的同时，也观照到沿海文化在辽宁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

辽宁省海岸线总长2920公里，其中大陆岸线2292.4公里，岛屿岸线627.6公里。全省有岛、坨、礁506个，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海岛266个，总面积191.5平方公里。全省管辖海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滩涂面积310万亩。应观照到，辽宁尽管不像广东省(包括许多大小岛屿）有着4300多公里海岸线，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省；却是中国海岸线北端的起点，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而且有着总长2920公里海岸线的辽宁拥有良好的港口资源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全省14个行政市，有半数属于沿海城市（含所辖的21个市县区）。因而，科学地审视辽宁地域文化，既关注“河文化”，也要观照到“海文化”。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注重作为“主干”的内陆的“辽河文化”，也应观照到半数属于沿海城市的海洋文化，尤其是两者在辽宁历史进程中的交互影响。辽宁文化是通过对辽海文化和辽河文化的区域研究来表现和展示自己的独特文化的。

（四）与时俱进，在地方文化通史中首次关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史，于总卷增辟了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专题。笼统而言，所谓“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甚至是“物化的”，以及非物质的两大方面。显然，这两个方面是构成“文化”的两大主体。因而，作为地域性的文化史，在强调了一般概念的、以考古发现为本体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与其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理应突出地载入史册。尽管，正式作为政府行为的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始于21世纪，超出了《辽宁文化通史》体例所规定的时间范围的下限（20世纪末），但是，近年来呈现于世人的难以数计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现今大规模开展专项抢救、保护工作以来方才出现的事物，而是历史的累积。有鉴于此，在按照体例不便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卷的情况下，也应在具有综合与补缺作用的总卷中给予应有的位置，亦即设立一个专题。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专题。

鉴于作为政府行为的正式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历程尚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尚在发现、发掘之中。本专题根据辽宁省的实际，以辽宁省人民政府已经公布的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项目为依据，编辑了一个概要性的通览性质的专题。在时限上有所突破，理据在于尽管这些“非遗”发掘较晚，所据文献记载较少也较晚，但其客观形成与存在的年代都在《辽宁文化通史》体例所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为之在总卷中设立专题，既不打破全书各卷的体例，又在作为主卷的正文中以专题的形式予以展现。

辽宁有许多在世界和全国范围内具有悠久传统和享誉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开掘的研究课题很多，其学术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在无论是全国性的文化史专著还是地方性的文化史专史都没有相关非物质文化专卷或专篇的背景下，毋庸讳言，《辽宁文化通史》在这方面是首开先河，其文化与学术创新意义显而易见。

（五）实事求是，详略从史实出发，不硬凑篇幅。比如辽金卷，由于这两个朝代在辽宁地域发生的史实历史记载有限，可写入本书的内容相对较少。尽管作者“尽量选取今属辽宁省的资料和图片，不足的地方也选取了其他地方的资料和图片来说明。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诠释辽宁省辽金时期文化的全貌”。原则还是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有多少可写的就写多少，不牵强附会，不为求得各卷篇幅的接近和平衡而刻意凑篇幅，从而使“每件史事必有所本，力求为读者提供一本真实、可靠的辽金时期社会文化画卷”。

总而言之，就是坚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面向未来，编著出一部具有高学术含量、高质量的辽宁历史上的第一部大型文化通史，力求在全国各省市正在陆续出版的文化通史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无论选题内容、撰写质量还是装帧设计诸方面，都力求把《辽宁文化通史》做成一部在辽宁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方文化史精品图书，其意义深远重大。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是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方法的著名专著。在谈到作史的目的时，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补编里又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编撰区域性文化通史，亦然。

立意终归是立意，思索终归是思索，愿望亦终归是愿望。最重要的，还是过程之后的最终结果。为之尽心尽力地努力了，奋斗了，甘苦寸心知。如今《辽宁文化通史》正式问世，则有请各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矣。

编撰区域性文化史是一项至少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的连续性的大工程，笔者真诚地期望通过对《辽宁文化通史》批评、指瑕，为后来者提供前车之鉴。

2011年2月15日改订于沈阳北郊依云北郡雅俗轩

[责任编辑：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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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1）02-0011-05

2011-02-20

曲彦斌(1950-)，男，山东蓬莱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风俗史研究。

①本文系作者根据《辽宁文化通史》前言改写。《辽宁文化通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