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章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托克维尔的思想,不仅在晚近以来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在国内日益高涨,这也推动了国内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李宏图[1]、王小章[2]、胡勇[3]、乔贵平[4]等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研究集中围绕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展开,主要阐释了在民主社会中自由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揭示的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本质,这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从人性的视角,立足于现代社会中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揭示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一、现实的人性: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立足点

托克维尔思想的起点是大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基于历史探寻与现实观察,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标志着民主即将普遍地到来,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是基本的社会状况,在消除封建特权和社会等级后,人民“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5]621,作为民主社会的最主要的激情和第一原则,平等具有正义性,个人对平等的追求不可阻挡。然而,条件的平等使每个人只相信自己,彼此互不信任;对平等的追求使个人忙于私人领域,既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关注公共领域,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淡薄。平等化趋势使个人日益原子化与物质化,对于公共事务越来越依赖国家;国家出于对公共权力的占有欲望,迎合个人对平等化的追求,在此基础上不断渗透私人领域以扩大对公共权力的支配和使用,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弱,而公共权力则有自然走向集中的趋势,国家在“人民主权”的形式下倾向于充当监护人的角色;在国家的监护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如同羊群与牧人的关系,民主社会有趋向专制的危险,个人在自由的外在形式下过着实际上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

托克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尚处民主之初就已经洞见了人类各民族会面临着是走向“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专制”之生存困境的艰难选择。而对平等的无限追求有使现代人不知不觉走上“民主的专制”道路的危险。现代人怎样得到解救?又该如何生活?

托克维尔认为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政治的科学“立足于人性本身,立足于哲学和历史所揭示的人的利益、能力和需要的性质,立足于随时间而改变其对象但不改变其本质,并和人类一样永恒的人的本能的特征;是教导什么是人性普遍恒久的状况的最恰如其分的法则”[6]。也就是说,政治事关人性,与人的生存及其意义直接相关。政治的科学“立足于人性本身”,因而对人性的考察成为托克维尔展开其政治思想的基础。托克维尔指出:“人,及其邪恶、缺点——这个混合了好坏、高低和忠奸混杂物,总体上讲,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关注、关心、同情、喜爱和尊敬的东西。既然天使已经从我们居住的世界消失,没有任何比我们的同类更伟大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了。”[7]在这里,托克维尔接受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及其人性的后哲学智慧: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心中有天使的野兽[8]。所谓“野兽”是指那种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天使”则是通过回归政治生活以引人向上的一种提升。托克维尔直面人性的现实性,从而表现出与早期现代哲人、思想家对人性持“天赋权利”和“理性建构”的不同立场。在托克维尔看来,无论是“天赋权利”的立场还是“理性建构”的立场,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还是早期的现代哲人们,都以“理性至上”的教义驯化人类,忽视了人性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并在这一过程中神化了自己,最终走向泛神论和神秘主义,从根本上是“人性的缺位”。这也似乎预示了随着“政治的回归”,哲学要从近现代形而上学、知识论到当代转向政治哲学的必然趋势。与人类站在一边的托克维尔,以高度的责任感为“人类的善”保持着审慎的思考。

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性本有崇高和伟大的潜质,但为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所遮蔽,退居狭隘的私人领域,致使人有走向堕落的危险;为避免堕落,需要解蔽,从私人领域回到政治社会和公共生活中。如何可能?托克维尔强调,“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5]2;后革命时代的立法者应该基于政治科学的法则把个人从狭隘的私人领域解救出来,“使人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9]。所以,托克维尔立志于成为一个“政治人”,并写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样一部政治学著作,希望在民主社会探讨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托克维尔投身于政治事业,把政治得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看作是一种伟大精神的表现。由此看来,把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对待,尽管有学理上的意义,但有失偏颇,从本质上不符合托克维尔的精神气质。

二、公民的自由联合:托克维尔的政治理念

使个人走出狭隘的私人领域,回归政治社会,使个体正视自己的公民身份,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但政治的目的并没有完成。正如前面所言,现代人对平等的追求不会停歇,对政治平等的追求也不例外,“不能认为平等在进入政界或其他界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安于在其他方面均已平等而只有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早晚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5]59。但平等不能在政治领域推行,人民可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不可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托克维尔指出,“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领域建立,但是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5]621,这种平等不是自由的平等,而是奴役的平等,这显然不是好的政治生活状态。

如何才是好的政治生活状态?与传统的政治观念不同,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10]。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这些得以构成整个民族的道德和精神是政治社会的基础。这也不难理解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作者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重点谈论“条件的平等”对知性活动(intellectual movements)、情感(sentiments)和民情(mores)的影响,最后才谈论知性、情感与民情这些道德与精神层面的东西对政治的影响。这倒不是说托克维尔不重视政治,托克维尔恰恰是要以此来证明知性、情感与民情这些道德与精神层面的东西对政治的根本性,从而更进一步证明了托克维尔是以更为科学的态度重视政治。因此,以免公民和立法者受错误的思想指导,使政治生活能够回复到比较好的状态,就必需培养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这其中,政治自由最为重要。

通过政治自由,公民使个人自由发展为公共自由,公民逐渐明白:如果没有自由,那就是奴役;如果完全自由,那就是无政府状态,无自由与完全自由都不是好的生活状态;如果想要拥有自由,必须在平等状态中与他人共同拥有自由和维护自由,以培养公民的自由习性,使自己既有资格又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对政治自由的运用,使得立法者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走出政治的“市侩”,能够在立法者与公民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并逐渐在政治生活中培养出公共精神的习性。通过政治自由,公民与公民彼此不断接触和交流,认识到相互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性而不至于彼此孤立和疏离,使公民培养联合的习性。自由习性、公共精神习性与联合的习性,能够使公民与立法者、公民与公民在共同参与中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以及伟大与崇高的潜力,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与精神面貌,相信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有益于私人事务,并学会把公共事务的习性带入私人事务中以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民主社会的政治目的不在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也不在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服从,而在于使公民在政治社会的自由联合中实现自我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说,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不但修改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而且也修改了传统的政治概念。

三、整合空想社会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新特色

托克维尔致力于公民在自由联合中实现自我统治的政治理念在他所处的时代面临严竣的挑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英国初现端倪,如宪章运动;在法国,圣西门最终给了社会主义非常完整的设计。在托克维尔所处的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明显成为了切入西方文明进程之内核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1848年的“二月革命”与“六月革命”使托克维尔直接遭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信条。托克维尔对当时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为:①社会主义强调“持续不断的、积极的和极端追求人的物质激情”[11]2;托克维尔认为人需要有高贵的情感,并努力达到这个高度,而不是坠入物质主义的怀抱。②社会主义“直接或间接攻击私有财产权的原则”[11]2;托克维尔认为私有财产权是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置于宪法的卷首,是个人独立的标志,不可侵犯。③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掌握一切;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与旧制度无异,“深刻的反对个人自由、鄙视个人理性、完全蔑视个人”[11]3,而“自由对于现代人犹如荣誉之于贵族。一个不自由的人……或者不努力争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12]60。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主义有悖于他所钟爱的自由精神。托克维尔在1848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基本一致,这主要是他们针对的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及其遗产。对于托克维尔,社会主义一词唤起的则是与圣西门的集权化社会工程相伴的巴贝夫、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通过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及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最终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尽管社会主义使自由受到最严重的威胁,但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极为重视,“他们的著述——社会主义者的著述——是荒谬的,但他们工作的基础是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们所能关注的最严肃的话题”[12]4:①社会主义对物质福利的追求源起于工人阶级的长期贫困,而工人阶级的长期贫困与掌权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狭隘自私有关。为此,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指出中产阶级的政治“市侩”破坏了政府精神,并予以深刻批判,警告了革命有随即到来的危险,这与科学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批判是一致的。②托克维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制引进分工制度使工人越来越依赖机器,逐渐丧失了思考能力,日趋走向人性的“异化”,造成了工人与资本家的严重分化,可能会产生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制度,会把不平等重新引入世界,这与科学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一致。③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同,托克维尔认为应该在政治中引入关爱(charity)精神,把救助贫弱视为政府的责任,为了公共利益与社会福利,政府应该消除垄断、管制工业以及监督铁路、港口和运河等公共工程。

托克维尔致力于寻找新的使工人参与工业发展和储蓄金钱的财产形式,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大的福利以及和中产阶级一样的独立;托克维尔心目中的自由不是贵族的自由,更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是整个社会的自由,即公共自由。如果说托克维尔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那么,托克维尔也同样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表达了不信任。因此,对于1848年之后社会主义的命运,托克维尔避而不答,只是强调:“他们(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甚至在五十年后”[11]6。这样看来,托克维尔并没有表达对社会主义的绝对排斥,他在反对当时社会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甚至当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后所表现出的新性质、新面貌与新的发展方向,既证实了托克维尔的见识,更超出了托克维尔的预料。

四、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以平等塑造人心秩序,并按照社会所决定和要求的模式来确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试图以社会的逻辑来替代国家的逻辑与个人的逻辑,而托克维尔试图以社会的逻辑来弥补国家的逻辑与个人的逻辑的缺陷。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提出的挑战,不但在当代资本主义那里没有完结而且被不断反复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危机”、后现代社会的兴起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的看法,这也是晚近以来托克维尔被重新发现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表明:现代社会融合了个人、社会、国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因素或价值,良善的社会秩序不是简单地以某一种因素或价值压倒和排斥其他因素或价值,而是要尽量形成各种因素或价值相互融通的机制。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

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从现实层面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①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相并存的生产关系;②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③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差异性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表达需求,既不同于以往阶级对抗的政治关系,也打破了传统政治所认为的同质性政治表达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差异的利益结构和社会分层深刻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的政治表达不仅具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局部利益和当下利益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利益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如何看待这些利益差异、矛盾和冲突的政治表达所具有的复杂性,就成为当前我国政治改革面对的主要问题[13]。

从理论层面来说,晚近以来,社会主义、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互碰撞,实现彼此会通与融合,以应对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诉求,不失为我们时代的大课题。对此,理论界的讨论颇多。例如,熊十力[14]融通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道德理想主义,梁漱溟[15]寻求传统儒家中“家族的伦理本位”与社会主义中集体主义精神的契合,牟宗三[16]倡导“內圣开出新外王”促进儒家思想的知识论转向以彰显儒学的现代意义,李泽厚[17]试图打通康德“实践理性”与儒家“实用理性”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相勾连以推动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高全喜[18]倡导苏格兰启蒙思想整合传统儒家之道以探讨中国传统思想走向现代的法制、自由和宪政之路,甘阳[19]倡导“通三统”即打通儒家传统、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改革开放以自由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等等。理论界的讨论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尽管流派众多,思想、观点彼此不一,但有一点很清楚,即都立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推动中国走向良善的现代社会发展之路。

以此看来,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进一步认识当下我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刻性以及进一步在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下展开社会主义、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会通与融合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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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全喜.从苏格兰启蒙的视角来看中国五四以降启蒙的意义[M]//许纪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9] 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