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峰

试析秦朝南北用兵的原因

李 峰

由于北方的胡人对秦朝存在着现实的威胁,而南方的百越对秦朝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因此秦朝有必要发兵攻打他们,同时把王化推向四极也是帝王们的盛举,而秦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其具备开拓边疆的能力,因此秦朝向南方和北方的民族发起进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秦朝;秦始皇;百越;匈奴;疆域

众所周知,秦亡于暴政。而所谓暴政,分解开来实际上主要是指赋役沉重和法治严苛。就赋役沉重而论又集中体现在修郦山陵墓、建阿旁宫、求仙药、修驰道、修长城及南北用兵等数件大事之中。其中,由于南北用兵消耗的人力物力过于浩大,因而影响也最大。汉代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导致秦败亡的主要原因。如《淮南子》称由于南北用兵,“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田,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祸在备胡而利越也,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谪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1〕主父偃称南北用兵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馕,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严安称:“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乱”〔2〕。班固说始皇帝在位期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不一日而无兵,由于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3〕

对于秦南北用兵的原因,有人将之归于统治者的贪婪,如《淮南子》认为秦伐南越是始皇帝“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4〕。晁错称秦南北用兵,“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俗广大也。”〔5〕有归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严安认为此举是始皇帝“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6〕。主父偃认为这是始皇帝 “务胜不休”的结果。〔7〕有人将之归为始皇帝迷信谶言所至,如司马迁称方士卢生入海寻神仙不遇回来骗始皇帝而“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8〕于是始皇帝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

然而通过剖析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秦南北用兵的原因除了其贪婪、好大喜功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而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之谶言不与焉。

其一,北方民族的现实威胁与南方民族的潜在威胁。当秦并吞天下之后,环顾四周,生活在北部大漠的胡人和居住在东南部的百越人让他们忧心忡忡。因为胡人对其统治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百越则蕴含着潜在的危机。

当时沿北部边郡从东到西依次有东胡、匈奴、月氏等三大部族,这些人被统称为胡人,他们的存在对秦的统治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细考起来,这些部族乃是由北方古老的山戎、猃狁、荤粥等部落发展而来的,起初由于夏、商、周政权的打击及其他一些原因,这些部族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然而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之间长期争战不休,而无暇顾及他们,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于是先是春秋中后期,在秦、晋、燕三国的边地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部落,诸如绵诸、绲戎、翟、獂、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史记》所谓“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9〕然后是到战国中期各部族实现了区域融合,当时在秦的边地以义渠为强,在赵的边地以林胡、楼烦为盛,在燕的边地则是东胡为大。这时候南方的诸侯对他们又有了一个总的称呼即“胡”。由于胡人实力大增,因而对秦、赵、燕三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免引起沿边各国的重视,于是秦在昭王时发兵攻灭义渠,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并“筑长城以拒胡”。赵则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接下来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并也修筑长城,又“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0〕总之在三国的强力打击下,胡人的发展势头暂时被压了下去。然而到了战国末期,由于燕、赵在秦的打击下,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因而再也无力维护边地的安全,边地的胡人随之再度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于是当秦终于并吞六国后,抬头北望,竟发现北边东有东胡,西有月氏,中有匈奴,竟然又是强敌环伺,其中尤其匈奴最为强大。究其原因,再次获得其梦寐以求的阴山南面的土地以及河南地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却是当时以阴山为界,南北自然条件迥然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风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少草木,多大沙”。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东西绵延千里的狭长平原,此处 “草木茂盛,多禽兽”,〔11〕是内蒙西部最肥美的地方,因而“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不仅如此,阴山以南的地区还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跳出板,翦伯赞先生曾对此有生动的论述,翦先生说:游牧民族“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12〕这就是为什么赵武灵王时要渡过黄河,与匈奴争夺大青山南麓这一狭长地带并将长城修在阴山一带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后来随着赵国的土崩瓦解,不仅大青山南麓重回匈奴怀抱,而且他们又越过黄河进入了河南地,这对于秦王朝来说,就等于大门洞开,实是凶险之极。正如汉初刘敬对刘邦所言,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13〕因此秦一并吞天下,马上就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北上敌御匈奴。当时月氏和东胡也相当强大,所谓“东胡强而月氏盛”〔14〕,其中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15〕。因此也是秦王朝的强劲对手。可以说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使秦的声威远被异域,反而还存在着压缩其统治区域的事实。为着皇朝安危考虑,秦统治者有解决此一问题之必要。

当时在秦的周边除了匈奴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部族,那就是分布在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至于越南北部等广大区域的百越,也就是越人,这是一个与中原的华夏族同样古老的部族,由于它分布广泛、支庶众多,因而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便有了“百越”的称呼,如《吕氏春秋》所谓“杨汉之南,百越之际”,高诱注“百越”为“越有百种”。〔16〕贾谊所谓秦“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17〕。由于古扬州地区为淮河以南、东海之滨,囊括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又称“杨越”。《吕氏春秋》所谓 “东南为扬州,越也”〔18〕。《史记》所谓“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19〕。这个部族中的于越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建立的越国曾长期雄踞东南,在春秋晚期不仅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并且还北上中原,图谋霸权。战国中期越王无强自恃实力雄厚,一度兴师北伐齐、西伐楚。结果召致楚人不满,而兴兵攻杀无强,灭掉了越国。于越贵族不得不率领大批越人,向南方各地迁徙,有的甚至移居海上。由于失去了权力中心,于是百越各部族纷纷自立君主,各自为政,而在名义上臣服于楚。

显然此时的百越正处于一个新的融合时期,一旦它再次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势必会对北方的这个政权构成威胁。这从秦亡后,赵佗在南越称王就可以看出来。考赵佗之所以能在南越站稳脚跟,既与他得到了来自中土的移民的支持有关,也与他受到当地土著的拥戴关系甚大,由于他得到了南越、闽越、西瓯和骆越的支持,从而使他获得了与北方王朝对抗的本钱,竟然乘坐黄屋左纛之车,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成为汉王朝的大患。后来文帝时陆贾出使南越,赵佗还以越人自居,自称“蛮夷大长老夫”〔20〕。所以就秦朝而言,为了避免以后在战略上处于背动,就有必要防患于未然,先把这片广大的区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其后来兴兵五十万讨伐,既可见其对百越之重视,亦可见百越实力之雄厚,已到不得不用兵的地步。

其二,把王化推向四极乃帝王之盛举。在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的心目中,天下对于王者而言,无论远近都在他统辖之内,是无所谓内外之别的。此亦即《春秋公羊传》所谓的 “王者无外”〔21〕。同时由于相对于夷狄而言,华夏人有着高度的礼乐文明,因而华夏人在拥有文化优越感的同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教化异族的文化使命感,孟子所谓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2〕,显然是赞同将先进的华夏文化推向夷狄。故而征服周边地区,对于统治者而言,不仅没有道义上的罪恶感,反而有一种向四方推行王化的正义感。因此秦朝建立后,尽管在始皇帝 28年时秦的疆域不过是七国故地而已,然始皇帝君臣已在琅邪刻石上发出了“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3〕的豪言壮语。之所以说豪言壮语,是因为所谓“流沙”,《史记集解》引郑玄语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东北,名居延泽。”而居延在汉之张掖郡,则是又远在临洮之外。《史记索隠》所谓“《地理志》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24〕而当时秦的西部疆域不过是达到了陇西郡的临洮、羌中而已。所谓“北户”,《史记集解》称《吴都赋》有“開北户以向日”的句子。刘逵解释为“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25〕故北户也就是说建在日之南的房子,为了朝阳采光,而门户开在了北面的意思,此显然说的是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情况。而其具体方位则应在秦的象郡,因为此郡地理位置基本在北回归线以南,而象郡乃始皇帝 33年所建,那一年,始皇帝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赘婿以及贾人攻取了南越地区,以其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所谓“东海”既指东边大海。所谓“大夏”,《淮南子》称:“九州岛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其中 “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26〕《逸周书》中伊尹称正北方有 “空同”、 “大夏”等戎狄之国。〔27〕清人吴玉搢称“《汉书·武帝纪》:‘遂踰陇登空同’,《庄子·在宥篇》亦作‘空同’,司马彪注云:‘空同,当北斗下也’,《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28〕,则空同当为极北之地,而大夏与空同并列,则地之遥远可知。显然除了东边之外,其他三面都是虚语,故琅琊刻石显见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只能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在当时,恐怕许多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当时五帝的实际统治范围方圆不过千里,然而在《禹贡》中所重构的历史中,由于禹的努力,其影响居然“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29〕了。而到了周朝,其王畿不过是邦畿千里,然而诗经已咏叹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0〕。所以到了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31〕的秦代,声称自己的领土已尽地域之四极,实并不为过。并且无论怎样表述影响之远,落到实处说的还是人,如果一个地方荒无人烟,那也就无所谓影响。故而,琅邪刻石中叙过四极后,接着又说了“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八个字,其意即为人迹所至的极远之处即为地域之极至,而何为人迹所至的极远之处,则要据时人所掌握的地理知识而定了。就西方而言,秦自立国起就一直与西垂的少数部族争斗不休,然到了秦昭王消灭义渠置三郡,将统治的触角延伸到临洮、羌中之后,就丧失了再向西发展的兴趣,这显然与临洮以西,生存条件恶劣,人烟稀少,既不能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又不足以引发其占有的贪欲有关。就东部而论,随着燕、齐、楚的相继被兼并,其势力也随之到达了东海,也就是说达到了其发展的极限,因为再往东居说就是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了。由此可见,在始皇帝二十八年时,秦的统治确实已达到了东西二极。其名实不符的问题是出南北方向上。当时如前所言,在南方有百越,秦尚未能居而有之。而北方还在匈奴手中,因此秦统治者若想超迈上古,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其三,秦皇朝是以一个强势政权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它拥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秦由于在西方长期与戎族相处,所治之民又多属夷狄,因而其民风极为彪悍,战国时朱己曾对魏王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32〕《淮南子》也认为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33〕而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尚武传统。

商鞅变法,在军事方面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秦旧爵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功爵制。所谓二十等爵位也就是二十级爵位,每级都有不同的名称,其顺序从下到上依次是第一级的公士以至于第二十级的彻侯。爵位主要通过军功来获得,所谓“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34〕,并且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他就可以由第一级的公士起,积功直至第二十级的彻侯。在当时,爵位即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又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相联系,随着爵位的变化,其社会地位及享受的各种特权也将发生相应改变。如爵位每增加一级,就可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如果想做官,可以根据级别的高低去作相应的官职,所谓“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35〕有爵位者还拥有使无爵位者作为其“庶子”来为其服役的权利,所谓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在诉讼时,爵位高的才能审讯爵位低的,所谓“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此外爵位高的人死后还可以在墓上多植一棵树,所谓“其墓树,级一树”。〔36〕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商鞅通过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制,将各种利益与军功挂钩,以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37〕,此无异于强化了秦人的尚武传统,因而得到秦人的热烈响应。结果在强大的利益的驱动下,一遇战争即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所谓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38〕因而一百多年间,秦军攻城拔地,几至无坚不摧。据说当时诸国精锐之士,最为强悍的当属齐之技击之士与魏国的武卒,然而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39〕。张仪在为秦游说韩王时也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冑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40〕张仪的说辞难免有夸张之处,但秦卒在战国时期骁勇善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宜乎其能威压山东,最终并吞六国,混一天下。想想这样一支部队攻打那些装备精良的诸侯国的军队,尚且如摧枯拉朽一般,更惶论南北的蛮夷之族了,兵锋所指,还不是所向披靡!所以秦在南北用兵是有着雄厚的军事资本的。

其四,有齐国数十年的积蓄为基础。

齐的疆域大致在今天的山东地区,这里不仅土壤肥沃,所谓 “膏壤千里”〔41〕,而且由于临近大海,所以又有“鱼盐之利”〔42〕,又由于其自在山东立国之初便注重发展工商业,因而富强的势头自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而在齐威王、齐宣王和齐泯王时期达到顶峰。当此之时,齐“地方二千里,百二十城,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43〕,号为万乘之国,与秦国并峙为东西二强,并一度为统一天下的首选之国。由于势力强大,致使 “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44〕。此后虽然因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合纵攻伐而元气大伤,失去了争夺天下的雄心,但自前 264年齐王建继位后,长达四十余年齐即没派兵攻打过他国,他国也没有攻打过齐,因而其国力也就渐渐又恢复了过来。却是此后秦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进攻近邻三晋而远交齐国。而齐国当时是齐王建的母亲君王后当权,她采取保守政策以与诸侯周旋,所谓“事秦谨,与诸侯信”〔45〕,如前 260年,秦攻赵长平,赵国因军粮短缺而请粟于齐,齐不听。前 247年,秦伐魏,信陵君向各国求援,唯齐不应;前 241年,赵将庞援组织合纵攻秦,齐也拒不参加反秦活动,显然是打定了主意要中立。这对秦正是求之不得的,而其他诸国忙于应付秦国的进攻,自然也就顾不上挑衅齐国,结果齐竟在这大乱之中,安安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于是发展到齐国灭亡前,齐的经济实力应该已经已相当可观了。而由于君王后死后,齐王建身边的许多重臣都为秦人所收卖,因而使得齐长期不修战备,又因这些人贪财谋私,使得民心离散,结果前 221年秦向齐发动进攻时,几乎兵不血刃便拿下了齐的国都临淄,齐国于是灭亡。于是齐人积蓄了数十年的财富尽为秦人所有。秦统治者因而也就有了干大事的底气。

总之,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决定了以始皇帝为首的秦统治者在统一六国后,必然向南北两极用兵。事实也确实如此,秦并吞六国的图谋刚一实现,便又开始马不停蹄在南北两极积极布局,务求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因此还是在始皇帝25年秦人拿下东越后,即顺势南向进发,意欲向岭南地区进军。为了保证粮草供应,监禄正率兵在崇山峻岭间开凿渠道以漕运粮草。而大军则暂时偃旗息鼓,静候粮渠的开通。在北方,一并吞六国就派扶苏和蒙恬率大军北上,防御匈奴,而沿海产量区的粮草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朝军事驻地运输。

为了使对外战争能够顺利展开,始皇帝君臣又竭力消除内部各种乱源,以解除南北大军的后顾之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诸如收兵器、拆除防御工事、迁豪民、出巡等实际上都有这方面的意图。

总之自秦并吞六国后,由于措施得当,所以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地执行,社会因而也就逐渐安定下来,同时南北两边的战争准备也已基本完成,所以到了始皇帝 32年时,方士一说出 “亡秦者胡也”的谶言,始皇马上便派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次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46〕并依托山川之险,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也就在始皇帝 32年或者次年,监禄终于修通了灵渠,遂与越人展开战斗,并最终控制了百越,于其地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派遣官吏,迁民,修筑城池等防御工事。

从结果看,在始皇 33年的时候,秦人在南北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这方面说,始皇帝是得偿所愿了,但是从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看,却是相当沉重。却是北方苦寒,南方湿热,来自温带的秦人无论是到了哪一边,短期内都很难适应当地的水土,这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由于不熟悉地形,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南越人往往一受到攻击就逃入深山老林,秦军最初虽然打败了他们,并杀死其君主西呕君译吁宋,然而他们却都散入了山林之中,并聚集起来夜袭秦军,结果使秦军受到重大损失,尉屠睢被杀,士兵死者有數十萬。此举想来大出始皇帝意料,仓促之下,只好于始皇33年征发尝逃亡的人、赘婿、贾人等继续向南越发动进攻方才将南越控制住。而北边的匈奴人一看打不过秦人,马上赶起牲畜就走得远远的,秦人拿他们没办法不说,还常常遭到他们的搔扰而损失惨重。因此虽然占据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地区,但却始终不能裁减在北方的驻兵,致使三十余万大军长年驻守在北部边疆而不能解甲归田,国家为了维持这支军队的存在,只好一方面不断征发百姓前去戍边,一方面征派百姓朝边疆运送粮草。由于当时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因而服役就成了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而秦朝也因此而被拖进了深渊。

〔1〕〔4〕〔26〕〔33〕刘安.淮南子 〔A〕.诸子集成:第 7册 〔Z〕.上海书店,1996.322,322,57,376.

〔2〕〔6〕〔7〕〔8〕〔9〕〔10〕〔13〕〔14〕〔15〕〔17〕〔19〕〔20〕〔23〕〔24〕〔25〕〔31〕〔37〕〔41〕〔42〕〔44〕〔45〕〔46〕司马迁.史记 〔M〕.中华书局,1982.2958,2958,2954,252,2883,2885-2886,2719,2887,3161,280, 2968,2970,245,69,239,236,2230,3265,1487,1900,1902,253.

〔3〕〔5〕〔11〕班固.汉书 〔M〕.中华书局,1983.2771,2284,3803.

〔12〕翦伯赞.内蒙访古 〔N〕.人民日报,1963-12-13

〔16〕〔18〕吕氏春秋 〔A〕.诸子集成:第 6册 〔Z〕.上海书店,1996.255,125.

〔21〕宋元人注.春秋三传 〔A〕.四书五经 (下册)〔Z〕.北京:中国书店,1998.39.

〔22〕焦循著.孟子正义 〔A〕.诸子集成:第 1册 〔Z〕.上海书店,1996.230.

〔27〕黄怀信,张懋鎔,田旭东集注.逸周书汇校集注 〔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80.

〔28〕吴玉搢.别雅 〔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22册.608.

〔29〕尚书 〔M〕.四书五经 (上册)〔Z〕.中国书店,1998.38.

〔30〕诗经 〔A〕.四书五经 (中册)〔Z〕.中国书店,1998.102.

〔32〕〔40〕〔43〕刘向集录.战国策 〔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69.934,337.

〔34〕〔36〕商君书 〔A〕.诸子集成:第 5册 〔Z〕.上海书店,1996.34.33-34.

〔35〕〔38〕韩非著,王先慎集解.韩非子 〔A〕.诸子集成:第 5册 〔Z〕.上海书店,1996.306,2.

〔39〕荀子 〔A〕.诸子集成:第 2册 〔Z〕.上海书店,1996.181.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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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633(2011)03—128—05

2010—10—14

李峰,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河南新乡 453007